王俊義：錢謙益與明末清初學術演變
中國的傳統學術，包括經學、史學、文學及古代稱為心性義理之學的哲學，乃至學術風氣和治學方法，發展到明末清初，伴隨當時“天崩地解”的社會大變革，也明顯地在發生著嬗遞和演變，這已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
明末清初的學術演變，並非個別、孤立、偶然的現象，而是當時整個社會和社會思潮變化在學術領域的反映。既然是一種社會思潮與學術思潮的變化，就必然是一場頗具規模的群體性活動，而不是個別人的興之所致。但一種新的思潮的湧動，從萌芽興起到蔚然成風，開始總有少數有識之士，首先發難和推動，再成波瀾壯闊之勢。而在明末清初的社會思潮與學術思潮的演變過程中，曾“主持壇坫五十年”、有“一代文宗”［1］之稱的錢謙益，正是一個首開風氣的人物。要研究明末清初的學術演變，絕不可忽略錢謙益的地位和影響。
但由於錢謙益個人的政治歷史較複雜，即所謂有“阿附閹黨”、“投降仕清”的惡名，其生前就曾譭譽並存，特別是在其死後一百餘年乾隆帝曾屢下諭旨，非其人、禁其書，致使其長期被埋沒和忽視，至今在有關的論著中對他的評價也欠公正。
值得欣喜的是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先生，早在1965年就曾發表長文一一《錢謙益與清朝的經學》，文中指出：“錢謙益是明末清初17世紀前半葉中國文學或文明史的巨人，他不僅是文學家、批評家、理論家，也是政壇鉅子，但他卻未能受到重視，研究論著很少。”［2］該文也分析了錢謙益“被埋沒”的原因。同時，還著重指出：“研究錢謙益是很必要的，一在於其與清朝文學史的關係；一在於與清代考證學即經學的關係。”［3］應該說吉川先生的看法是甚為客觀公正的。無獨有偶，中國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其晚年，曾以淵博的學識撰寫了鴻篇鉅製《柳如是別傳》［4］。正如有的學者所說：“陳寅恪先生晚年以八十餘萬言的篇幅寫柳如是，而錢正是柳的‘半邊天’，寫柳乃在於寫錢也。”［5］陳著在詳細記述柳如是的身世交往、錢柳姻緣的同時，還以大量確鑿的史料，論證了錢、柳的抗清復明活動。書中既讚譽柳如是是“女俠名姝”，也肯定錢謙益是“文宗國士”［6］。
正是在中、日兩國兩位學界前輩上述有關錢謙益論著的啟示下，筆者不揣淺陋，擬就錢謙益與明末清初之學術演變，做些探討，也兼就錢謙益這個複雜的歷史人物究竟應如何評價，談點淺見。
一、榮辱浮沉、複雜多變的政治人生
錢謙益（1582—1664）號牧齋，字受之，江南常熟（今江蘇省常熟市）人。在中外歷史上都有一些在特定的、複雜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複雜歷史人物，錢謙益即是其中之一，他的經歷也可謂複雜。
錢謙益活動於明末清初的歷史舞臺上。其一生歷經明萬曆、天啟、崇禎及清順治、康熙等兩代五朝。這正是中國歷史上急劇動盪、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歷史時期。明末的統治集團已腐朽潰爛，皇帝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宦官權奸弄權，黨爭激烈，民不聊生，農民起義，此伏彼起，風起雲湧。同時，崛起於東北一隅的滿族，內部逐漸統一後，節節向關內進逼，直至取明而代之。實乃朝代鼎革、天翻地覆。清朝以滿族為主體。立國之後，又推行野蠻的民族屠戮政策，致使當時不僅社會矛盾極為激化，且民族矛盾也異常尖銳。在如此動盪複雜的歷史環境中，要沉著堅定遇變不驚，恪守節義，殊屬不易。
處於複雜歷史環境中的錢謙益，出生於世代書香門第，自幼受家庭薰染、飽讀詩書，其後又勤奮治學，以致學識淵博、滿腹經綸，又富有文采，致有“一代文宗”之稱。就其本色說，乃是一“讀書種子”、文人學士；但就其另一面講，他又頗熱衷功名利祿，不甘寂寞，常“談兵說劍”，廁身於黨爭、政爭，且每每處於鬥爭漩渦的中心，直至躋身於達官權貴之列。看起來，他既是學者，又是大官，可謂一身二任焉！其實，就他個人的成敗得失而論，其學術與政事並不平行。綜觀其一生的立身行事，可以說他在學術文化上成就昭著，乃至遊刃有餘，而在政事上，特別是面臨複雜的事變，常常是搖擺怯懦，患得患失，缺乏應有的老辣、堅定與成熟，乃至迷失方向，導致他在政途上榮辱浮沉、複雜多變。對閹黨，時而反對，旋又阿附；對清朝，時而慷慨激昂，籌劃抵抗；時而又曲膝迎降，既降之，又悔恨，隨又密謀反清復明，最後落得個“貳臣”的罵名。可見，其在政治上不過是個低能的“弄潮兒”。稱不上是“政壇鉅子”，就此而論，吉川先生似乎高抬了他。
錢謙益雖然躋身達官權貴，但總的看來卻名不副實。他在仕途上實際是得志時少，失意時多。他從萬曆三十八年（1610）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時起，至順治三年（1646）辭去清禮部侍郎時止，其官場生涯似乎長達三十餘年。但此間或因黨爭被排擠丟官，或因政爭失勢被削籍歸裡，甚至因某種罪名，被逮而鋃鐺入獄，直接在官位上任職的時間，最長也不超過五年。不妨將其曲折的仕宦生涯，按序排列如下：
他於萬曆三十八年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次一年，即因丁父憂歸裡。照理應憂畢復職，但因此間東林黨在與宦官集團的鬥爭中處於劣勢，正做官的東林黨人都紛紛被排擠落職，錢本人也因系東林黨而受到冷落，久久未能回朝補官，竟在家閒置達十年之久［7］。
萬曆四十八年（1620），他終於被補原官，次一年，即天啟元年（1621），被任命為浙江鄉試正考官，但卻被政敵陷人人為製造的所謂因“錢千秋關節”形成的“浙圍舞弊案”。後雖然查明受誣實情，仍被罰俸三月，此後仍常因此事授人以柄。他也為此怏怏不快，又告疾還鄉。
天啟四年，他再度奉詔入京，且升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受命分纂《神宗實錄》，這可謂如魚得水，藉機看到大量歷史文獻。殊料，次年，又被閹黨列名《東林黨人同志錄》、《東林點將錄》，且被指控為“東林黨魁”，遭到彈劾而被削籍歸裡。
崇禎元年（1628），閹黨魏忠賢等伏誅，東林黨人再度被起用，謙益也因此回朝，且升禮部侍郎。不久，明廷會推閣臣，他因深孚物望，躍躍欲試。豈知，禮部尚書溫體仁與侍郎周延儒也極力覬覦相位，並四處活動，勢在必得。為此，錢謙益指示自己的學生瞿式耜為之活動，直至將溫、周擠出會推之外，此二人焉能示弱，聯手上疏，攻擊錢結黨營私，把持會推，乃“蓋世神奸”。致使崇禎帝詔令廷對，他抵不住溫、周的聯合進攻，直至被崇禎指責為：“關節有據，受賄是實，今又濫人枚卜之列，有黨可知。”［8］因被革職查問，回籍聽勘。而其對手周延儒、溫體仁不久則相繼人閣。錢在這次爭奪相位的鬥爭中又嚴重受挫。
錢謙益雖被革職回籍，溫體仁等仍恐其東山再起，便唆使錢的同鄉張漢儒對錢及其門生瞿式耜進行訐告。羅織罪名達56條之多，指控錢、瞿“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乃“萬惡元兇，貪穢獸官”［9］。崇禎覽奏後，也認為錢、瞿“婪橫事情，殊可詫恨”［10］。因於崇禎十年將在家鄉“聽勘”的錢謙益解京，下刑部獄，後經疏通，才被釋回鄉。
直至崇禎十七年（1644），在國勢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崇禎才想再度起用錢謙益，聖旨未達，明朝滅亡，錢氏再起之望，也化為泡影。
從以上錢謙益在明朝三十年的為官生涯可知，並無大可非議之處，且常受閹黨迫害，屢屢受挫，也反映出他絕非政事鬥爭中的強手。另從崇禎十三年（1643），他因構建絳雲樓，經費不足，不得不將心愛的宋刻《前後漢書》，以一千兩白銀賣給謝三賓［11］，可知他並非“貪穢獸官”。否則，也不會因建藏書樓僅缺一千兩銀子而賣寶書。他曾在給其兒子孫愛的一首詩中說：“仕宦三十年，但餘書滿床。儘可與汝讀，俾汝無面牆。”［12］這在一定程度也可說明錢謙益在仕宦生涯中仍未失掉書生本色。
甲申之變，明朝傾覆，順治在北京登基，中國歷史進入清朝時期，此時，明朝在江南的殘餘力量仍繼續堅持抗清。馬士英等擁戴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而在此之前，錢謙益則曾力圖擁立潞王，他深恐為此獲罪，隨見風轉舵，大加頌揚馬士英擁立福王之功，因被馬士英援引入朝，補授禮部尚書，他還竭力推薦馬的死黨閹宦餘孽阮大鋮。並與馬、阮打得火熱，以保自己的權位。錢原是反閹黨的“東林黨魁”，此時卻又攀附有權勢的阮大鋮，朝三暮四，遂有“阿附閹黨”的罵名，實咎由自取。
弘光元年（1645）三月，錢謙益終於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太子太保，這是其一生榮寵之巔。不過好景極短，當年五月，清兵即陷南京，在嚴峻的歷史關頭，錢謙益本可以接受柳如是的勸告“取義全大節，以副盛名”［13］，他卻畏死而變節迎降，從漢民族立場及為人道德而言，這確是他“大節有虧”之處。不久，隨例北遷，到北京候用。順治三年（1646）正月，被授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在當時降清的明臣中，錢謙益的資歷、才華、聲望都屬首屈一指，他滿希望在新朝躋身相位，而新主的授賜，卻使之大失所望。因於當年六月，即稱病乞假回籍。從此，他結束了在明、清兩代的從政生涯。
錢謙益降清時，已年過六旬，他一生四分之三的時間都在明朝度過。降清入朝，不過半年，封授既使他不滿，清王朝的民族蹂躪政策及對降官的歧視，必進一步引起他內心的怨恨。可以想見，他當時似乎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身雖降清，心仍在故明。何況，清廷尚未統一全國，大江南北，抗清復明的烽火仍在燃燒。他辭官南歸後，痛定思痛，以降清之悔恨，更加激發了復明的強烈願望。從此，他一方面從事著述，仍奉南明為“正朔”，以故明為“本朝”，寫詩抒發故國之思，撰文表彰抗清之士，並咒罵清朝為“奴”、“虜”、“酋”、“雜種”……另方面又廣泛聯絡抗清復明志士，圖謀恢復故明王朝，這有大量史實為證，舉其要者：
順治三年冬，其好友黃毓祺在反清起事中，曾暗中聯絡錢謙益，讓其資助，錢曾派柳如是“至海上犒師”［14］。事敗後，錢謙益被牽連，下南京獄。
順治六年，錢謙益曾致書桂林留守瞿式耜，以“楸秤三局”作比喻，痛陳天下形勢，列舉當務之急著、要著、全著，並報告江南清軍將領動態及可能爭取反正的部隊。瞿式耜得書後，上奏桂王說：錢謙益“身在虜中，未嘗須臾不念本朝，而規劃形勢，瞭如指掌，綽有成算”，“忠軀義感溢於楮墨之間”［15］。
順治七年起，錢謙益曾不顧年邁體弱，多次冒險深入虎穴，親赴金華策反總兵馬進寶反清。
順治九年，李定國克服桂林，承製以臘丸書命錢謙益及前兵部主事嚴拭聯絡東南，於是，錢謙益便“日夜結黨，運籌部勒”［16］。
順治十一年，鄭成功、張名振北伐，錢謙益與柳如是又積極響應“盡囊以資之”。［17］起事失敗後，錢並未灰心，仍先後與反清復明志士魏耕、歸莊、鶴足道人等秘密策劃，以接應鄭成功再度北伐。還在長江口白茅港卜築紅豆莊，作為隱居之所，以便與各地聯絡，刺探海上訊息［18］。
順治十七年，鄭成功、張煌言率水陸大軍再度北伐，連克數鎮，錢謙益欣喜若狂、慨然賦詩作（金陵秋興八首）等，歌頌抗清之師，直斥清廷“溝填羯肉那堪臠”，“殺盡羯奴才斂手”［19］。當這次北伐再度失敗後，他才心灰意冷，痛感“敗局真成萬古悲”，“忍看末運三辰足，苦恨孤臣一死遲”［20］。
錢謙益從事的反清復明活動，還遠不止上述諸端。但僅此也足以說明，他於降清後確又改變了立場，從一個降清的“臣僕”又轉到“明遺民”立場，並一直從事抗清復明的秘密活動，這絕不僅僅是“欲藉此以掩其失節之羞”［21］。
錢謙益的“阿附閹黨”與“投降仕清”，就個人的品節情操而言，確屬“大節有虧”之汙點，受到譴責和非議，確無可辯白。但遠未達到“不足齒於人類”的地步，何況他降清不久，又真誠地投入反清復明的行列，已取得南明諸王及明遺民的諒解。一些堅持民族氣節的著名文人學士，諸如瞿式耜、歸莊、呂留良、黃宗羲等仍一如既往，對他十分尊敬，他在學界文壇的宗主地位，也未因此而動搖。當其八十華誕時，歸莊仍送壽聯雲：“居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22］黃宗羲在錢逝世後所作的《八哀詩》中，仍將其引為“平生知己”，且肯定其“四海宗盟五十年”［23］的學術地位；即使是像顧炎武至死不仕清廷，不願列名於錢的“門生”的人，仍肯定其是“文章宗主”［24］。
但為什麼後來錢謙益從人品到學問都一股腦兒被否定了呢？追根溯源，其始作俑者，乃清朝封建專制皇帝乾隆也！原來在錢縑益死後一百餘年，乾隆發現錢謙益的著作中有大量違礙清朝統冶的詩文，即惱羞成怒，暴跳如雷，對錢大張撻伐，屢頒諭旨，一次比一次嚴酷：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諭曰：“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躋廳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溶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謙益等之非，黜其詩不錄，實為千古綱常名教之大關。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尚以為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悖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錢謙益果終為明朝守死不變，即以筆墨騰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為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列入集中，其意不過欲藉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為可卑可恥！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留傳，必當早為銷燬，其令各督撫將《初學集》、《有學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並廣為曉諭，定限二年之內盡行繳出，無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版必當尚存，且別省有翻刻印售者，俱令將全版一併送京，勿令遺留片簡。”［25］
乾隆三十五年，乾隆本人在查閱（初學集）後，又題詩曰：“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哪有光？”［26］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又下諭於《清史》內增設<貳臣傳>，“論及錢謙益反側貪鄙，尤宜據事直書”［27］；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又下諭曰：“錢謙益素行不端，乃明祚既移，率先歸命，乃敢於詩文陰行詆謗，是為進退無據，非復人類。若與洪承疇同列《貳臣傳》，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癉？錢謙益應列入乙編，俾斧鉞凜然，合於《春秋》之義焉。”［28］
我們在行文中之所以不厭其煩的引述乾隆的一道道諭令，一則正是由於乾隆的這些諭令，將錢謙益打人最低谷，不僅徹底否定了其人品，也否定了他的學問“文章哪有光”？首開對錢評價中“以人廢言”之先例。此後，不僅錢本人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其著作也被禁而長期不能流傳，甚至和錢同時與之有交往的人，其著作中有錢氏一序，或者有酬和之詩文，“亦在禁燬之列”。由於這些事也屬於錢謙益榮辱浮沉的範圍，故錄以存證；再則也可從中揭示錢謙益長期被否定、被埋沒的歷史真相，使世人明曉錢氏之所以得不到公正評價的由來，封建專制皇帝之淫威，實在是“斧鉞凜然”，酷烈至極！
綜觀錢謙益生前與死後榮辱浮沉、複雜多變、坷坎曲折的政治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從其中進士為官起到明朝滅亡，此時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參與東林黨和復社反對閹黨，倡導經世，及作為史官，蒐集、整理文獻資料，編纂《實錄》，應該說具有進步傾向，無可非議之處；第二時期，從其在南明福王政權中任職到投降仕清，雖為時短暫，但“阿附閹黨”、“投降仕清”都在此時鑄定，其“大節有虧”已成定論，此時之為人，蓋不足取；第三時期，從順治三年六月辭去清廷官職到逝世為止，此時其在政治上主要是從事抗清復明活動，雖然此時清朝的統一已成必然之勢，錢謙益想力挽明朝既倒之狂瀾，已難濟於事，但其為恢復故明的真誠努力，從道德品節上來說，似無可指責，只有站在清朝統治者立場來看，才視為“大逆不道”；第四時期，從乾隆三十四年乾隆毀其人、禁其書起到清宣統二年（1910）邃漢齋再刻印其書止。此時，錢謙益雖死去一百餘年，但乾隆又將其端出來示眾，終成千古罪人，致使其被埋沒一百餘年，直到宣統二年，其著作才又重見天日。
從錢謙益生前與死後的遭遇看，他在政治上也並非一無可取。應就其在不同階段的表現，進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罵倒。同時，無論是古人或今人，都有個人的個性特點。錢謙益雖曾位列顯宦，也從事過一些政治活動。但就其一生的主要活動及其對後世的影響看，他更主要的還是位文人學者，他一生都不廢讀書治學，做官時也是如此。何況他做的又是文職“史官”，利用“史官”之便，掌握了宮中大量秘籍典冊，為其撰史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他的《初學集》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在明朝斷斷續續的為官生涯中寫成的。其《開國功臣事略》、《國初群雄事略》二書，就是在他為閹黨排擠，被削籍回鄉途中先後撰成的。甚至在他被迫害坐獄時，在“殆非人居”的環境中，依然“朝吟夕諷，探賾洞微，孜孜不厭，一如平日”［29］。直到他年愈八旬，體弱多病時，仍筆耕不輟，常常是“寒燈午夜，雞鳴月落，揩摩老眼，贊穴貝葉。人世有八十老書生未了燈窗業債，如此砣砣不休者乎”［30］。錢謙益之為錢謙益，主要不在於其在政治上的得失成敗，而主要在於其在學術文化上的成就和影響。我們在評價其一生的功過是非時，應透過其榮辱浮沉、曲折坎坷、複雜多變的政治人生，著重分析其在學術上的成就貢獻及地位與影響。
二、對明末清初學術演變的推動和影響
就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發展演變的大勢而言，明中葉以後，曾佔據思想界統治地位達數百年之久的理學，由王陽明的心學取代了僵化的程、朱理學。陽明心學在形成之初，具有緩和社會矛盾，鬆弛程、朱理學的禁錮，促進思想解放的積極作用。但發展到後來，日益走向空談心性，脫離現實的死衚衕中，甚至“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這樣的學說，在明末激烈的社會矛盾面前，顯然無能為力。另由於包括王陽明心學在內的宋、明理學，在闡釋儒家經典時，拋開了漢、唐訓詁註疏的經學傳統，而偏重於心性義理的闡發、走向六經注我的傳統，遂使漢、唐以來的經學傳統失去了原有的面目而走向衰落。鑑於這種狀況，明末有些關心國事民瘼，以經邦濟世為己任計程車大夫，遂起而抨擊空談心性的王學，指責其為“虛學”、 “俗學”。倡導“通經服古”、 “經世致用”，主張由宋返漢，重新恢復漢、唐訓詁註疏的經學傳統，研究些實際問題，逐漸形成了經世實學思潮。發展到明末清初，通經服古，經世致用，崇實黜虛，遂成為學者的治學宗旨和追求的目標，以致到了清初經世致用成為時代的思潮，進而訓詁考據又在學術界取得支配地位。由此看來，從漢、唐之訓詁註疏，到宋、明的心性義理，再到清代的樸學考據，恰好形成了一個正反合的辨證行程，而明末清初正是實現從宋、明心性義理之學向清代考據學演變的中間環節，錢謙益則是這一中間環節上的關鍵人物。對明末清初的學術演變起了積極推動作用。
作為“一代文宗”的錢謙益，他既是明末清初的詩壇領袖，多產的詩人；又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學界的“泰山北斗”［31］他於經學、史學、文學及佛藏道籍，無不通曉，其學術成就表現在多方面。其對明末清初學術演變的推動，既體現在他作為學界的宗主領袖，以其學識聲望所發揮的號召力、影響力方面，又反映在他於諸多學術領域，針對學術轉變中涉及的問題，都提出了具有先導作用的理論觀點，大略言之，有如下幾個方面：
（1）抨擊俗學流弊，強調學以經世，促進了清初經世致用思潮的形成
錢謙益一生的學術活動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與現實密切聯絡在一起。他從青少年時代始，就受到濃厚的家學影響。其祖父錢申行，進士出身，關心時事，重視實學，曾彙集關於國計民生的資料， “著書數百卷，為《通典》、《通考》之流”，反映了博大、宏通的學術風格。其父錢順時，長於經學，精於史學，曾據二十一史及歷代野史雜記，編成《古今談苑》，並與東林黨人往來密切，試圖救世濟民［32］。謙益後來銳意文史，講求經世致用，當與父祖兩代的熏習密不可分。他走向社會後，又以其早露的學識才華，受到東林黨人孫承宗、顧憲成等人的推重和賞識，併成為東林學派的中堅。東林學派的成員多是些在國家、民族危亡之秋，關心國事民瘼、痛擊時弊的有識之士，以救世濟民為己任。如著名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就曾說：“士之號為有志者，未有不亟於救世者也。”［33］另一著名領袖高攀龍也說：“學者以天下為己任。”［34］黃宗羲曾概括東林黨人的風節說：“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35］錢謙益與顧、高從父輩時就有聯絡，自身又是東林黨人，與上述思想自然若合符節。繼東林之後，復社也是當時政治清流的中心，尤重視經世致用之學，治國經邦之術，而復社的領袖陳子龍就是錢謙益的摯友，錢本人也參加復社的活動，常與陳子龍一起抨擊時弊，切磋經世之學，還於崇禎十一年共同編纂了《明經世文編》，是書收集了從洪武至崇禎有明二百七十年從中央到地方官員與經世相關的文集和著述。他們編纂是書，“志在徵實”， “以資後世之師法”， “通今古之龜鑑”。此書的編輯，既反映了錢謙益等人的經世思想，也說明經世學風已從個別人的零星主張，發展成士人的群體意識，賦役吏治、兵農水利、天文地理等實用學科，已成為士人關心的熱點。同時，是書的編成，也推動了明末清初經世致用思潮的進一步形成與發展，正如吳晗先生所說：“這部書的編輯、出版，對當時的文風、學風是一個嚴重的挑戰，對稍後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經世致用之學，也起了先行的作用。”［36］
在當時經世學風潮流的推動下，錢謙益從事著述的出發點就在於經世致用，要“達於世務”［37］。他治經學，目的在於“正人心”，糾正“世道偏頗”［38］。他以畢生精力傾注於史學，也在於“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39］。其（初學集》、《有學集}中載有其寫的大量碑傳作品，其目的也是要讓“刑政者庶己可以觀，可以興矣”［40］。他編《列朝詩集》，雖有“以詩存史”的作用，而更主要的目的則是想展示明朝的“鴻朗莊嚴”、“含章挺生”的旺盛氣運，和“金鏡未墜”、“珠囊重理”［41］的中興之望，反映出編者欲圖復明的願望。總之，錢謙益在從事著述寫作時，總是力圖做到“非天下之所以治亂安邦者皆不載”。
錢謙益還透過其撰寫的大量序、跋、碑傳、行狀，提倡、表彰經世致用之學，諸如“君之於書，又不徒讀頌之而已，皆思落其實而取其材，以見其用於當世”，“於是儒者之道大備，以效國家大用”、“是故經學與國政，鹹正於一，而天下大治”、“幼繩留心天下事，猶軒所至，訪邊塞之要害，問民生之疾苦，於時艱國恤，三致意焉”［42］。與之同時，他又反覆抨擊那些脫離實際、沒有創見，一味摹仿、剽竊的俗學。他曾尖銳指出： “今之學者，陳腐於理學，膚淺於應舉，汨沒錮蔽於近代之漢文、唐詩……茫然不知經經緯史之學。”［43］他又說：“夫今世學者，師法之不古，蓋已久矣，經義之弊，流而為帖括，道學之弊，流而為語錄，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謂俗學也。俗學之弊，能使人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窮志盡氣，盤旋於章句佔畢之中，此南宋以來之通弊也。”［44］他還十分尖銳而形象地指出俗學、偽學“之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45］，並一一指出“僦”、 “剽”、 “奴”的具體表現。
錢謙益對經世致用的提倡及對俗學的抨擊，對扭轉明中葉以來的不良學術風氣，無疑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併成為清初出現的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波瀾壯闊的經世致用思潮之先導。
（2）提倡“通經汲古”、 “正經”、 “反經”並闡明“經”與“道”、“經”與“史”的關係，為經學在清代的復興奠定了理論基礎
中國傳統的經學歷經兩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曾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和特點，諸如漢學、宋學（理學）、清代漢學（考據學）等，每一種新的形態和特點的出現，都有一個漸進演變的過程，其中魏、晉、晚唐、宋初及明末清初都是經學發展演變的關鍵時期。具體到明末清初經學演變的主要表現是：如前所述，由於傳統的經學自南宋以來，心性義理之學日趨氾濫，導致經學逐漸走向衰落。當明末社會危機加深時，一些學者在尋求解決現實社會危機的思想依據時，對空談心性義理的理學感到絕望，不得不從古老的經書中尋找救世的良方。因而逐漸出現反對理學，由宋返漢，復興漢代經學的傾向，直至發展到清代出現了漢學重新支配學術界的局面。在這一演變過程中，錢謙益也對理學深表不滿，並提出“通經汲古”、“反經”、“正經”、“治經”等觀點，還闡明“經”與“道”、“經”與“史”的關係，不啻為經學在清代的復興提供了理論依據。
錢謙益關於經學並無大部頭的專門著述，但從他關於一些書籍的序、跋和論學的書信中，仍可窺見他對經學有深湛的研究，對經學發展的脈絡瞭如指掌。
《新刻十三經注疏》序可以說是代表其經學觀點的綱領性之作。在這篇關於經學的著名論文中，他提綱挈領地勾勒了經學以及十三經之傳注、箋解、義疏的演變，肯定漢儒治經之踏實，指出宋人治經之流弊：“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實際上則是“掃除章句，而胥歸於身心性命”，流風所及，使“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為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46］。這裡，已明顯反映出其揚漢、抑宋的［47］學術傾向。他在該文中還尖銳地譏刺道學《理學》： “道學之偷也。流而為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冥行捎埴，以狂瞽相師。馴至於今，輇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眥毀三傳，非聖無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者，而流俗以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蠱壞，世道偏離，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48］猛烈抨擊了宋、明理學“嗤點六經”、“眥毀三傳”及其在現實生活中造成的禍害，明末清初，在學術思想嬗遞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反理學思潮，並最終導致理學終結，錢謙益可謂發反理學之先聲。
“道”是理學之最高指歸，並以其“道”離“經”。因而“經”與“道”的關係遂成為宋明理學與漢唐經學對立的焦點。由於宋、明理學離“經”而談“道”，蔑視漢唐註疏，排斥《五經》，推尊《四書》，以朱子的《四書集註》等代替漢、唐《五經》箋疏，用以附會其以“道”為基石的理論體系。錢謙益有鑑於此，還著重論述了“經”與“道”的關係，他說：“漢儒為之講經，而今人為之講道。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於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結。則亦宋之諸儒掃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49］由於宋、明理學離經而講道，掃除漢、唐章句註疏，修《宋史》者還將“儒林”與“道學”釐為兩傳，形成“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也，道學則其所謂得不傳之學者也”，遂使“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能轉相講述者，無復而遺種”［50］，這裡，錢謙益較為精闢地論述了“經”與“道”互為表裡、相互統一、不可分離的關係，得出“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不能“離經而講道”的結論。在經學 發展歷程中，實有重要意義。在錢謙益之前，歸有光、高攀龍等也講述上述類似思想，如歸有光曾講“漢儒為之講經，今世為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矣”［51］。不過，錢謙益既繼承，又發展了歸有光的觀點，他較之歸有光關於“經”、“道”關係的論述，能置於經學演變源流中考察，顯得更加系統與理論化。且歸有光離世較早，而錢謙益在人清之後又生活了一段時間，與清初的學者多有密切交往，他關於“經”、“道”關係的論述，對清初學者的影響更為直接。
針對宋、明理學“離經言道”的弊端，錢謙益又提出“反經”、“正經”的思想，他援引《孟子》的“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又進一步發揮說：“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52］錢謙益所謂的“反經”與“正經”，也就是要消除宋、明理學對原始經書的曲解與附會，恢復漢、唐註疏經書的傳統，返回到經學的原始本貌。對此，他在《與卓去病論經學書》中說得更加明白，他說：“六經之學，淵源於兩漢，大備於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如杜預所謂原始要終。”［53］後來，清代的漢學家，治經都以漢代為宗主，公開打出漢學的旗幟。其依據也都是說漢代去古未遠，遺說尚存，更加符合經書原義。與錢謙益的說法幾乎如出一轍，相互間顯然也有淵源與影響關係。
此外，錢謙益在其著述中，還論述了“經”與“史”的相互關係，提出了“經者，史之宗族也；六經之中皆有史，不獨《春秋》三傳也”［54］。這實際上已是清代章學誠之“六經皆史”論的濫觴。錢謙益關於“經”、“史”關係的論述，首先是強調尊經，主張“史不離經”。同時，也絕不輕視史的作用與功能，而認為“經”與“史”是相輔相成的，他說：“經猶權也，史猶權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猶度之有長短也。”［55］“經”與“史”之間，既然是權與輕重，度與長短的關係，因此，二者也是相互依存的，史既不能離經，而脫離史的經，也就沒有了意義。其後，清初的黃宗羲又進一步發揮了錢謙益關於“經”、“史”關係的論述，認為“受業者必先窮經，窮經所以經世，故兼令讀史”。應該說，從錢謙益到黃宗羲，再到章學誠、全祖望，浙東學界綿延不斷的史學傳統，與錢、黃、章一脈相承的理論，當有一定關聯。
錢謙益曾在致友人的書信中說：“僕以孤生諛聞，建立通經汲古之學，而排擊俗學。”［56］這可以說是錢謙益倡導經學，重視史學，反對理學的總綱。
錢謙益關於“通經汲古”、“反經”、“正經”，“治經以漢人為宗主”，以“經”與“道”、“經”與“史”的一系列論述，無疑都為經學在清代的復興提供了理論依據。他提出的“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和“六經之中皆有史”，更直接成為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的濫觴和先導。
（3）以卓越的史學理論及編史、考史之實踐推進了清代史學的發展
錢謙益一生治學的重點在史學，他在史學方面的成就也更為突出，他本人也一直以“史官”、“史家”自命。他常說“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57］、“餘從太史氏之後，紀載國家之盛”［58］、“餘舊待罪太史氏，思頌述國家關雎鵲巢之德，以繼二南之盛”［59］、“餘待罪國史，論次本朝忠良吏，附兩漢之後”［60］、“謙益往待罪史局，三十餘年”［61］、“謙益以石渠舊老，衰殘載筆。其何敢避時畏禍，嬝婀嚨胡，以貽羞於信史？”［62］如此等等。可見，謙益無時不以“史官”、“史家”自命。而且他還曾十分自信地說：“餘三十年留心史學，於古人之記事記言，發凡起例，或可稍窺其涯略，近代專門名家如海監、太倉者，亦能拾遺糾謬，而指陳其得失。”他也的確在史學理論及編史、考史的實踐方面，留下豐碩成果。
錢謙益根據自己長期從事史學的實踐體會，對史學的價值、功能、地位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天地萬物執行之道，古今朝代興亡之理，無不為史學所包涵，他說：“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君臣之元龜，內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謂之伏藏，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為棋局，史為其方。”［63］歷史不僅是治理國家不可或缺的鏡鑑，也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寶庫，它可以使人“耳目登皇，心胸開拓，頑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聰，寡者使張，需者使決，僑者使沉”［64］。錢謙益如此高度評價史學的價值和功能，與只偏重個人道德踐履，排斥事功，輕視史學的理學家，形成鮮明對照。朱熹就曾十分輕蔑的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同父一生被史壞了”［65］，他甚至連（左傳》等儒家經典也頗為不屑的說：“六經、《語》、《孟》多少道理不說，恰說這個：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66］針對理學家輕視史學的偏頗，如前所述錢謙益還從理論上闡述了“史”與“經”的相互關係，得出“經”、“史”互不分離，“六經之中皆有史”的結論，都給予清代史學家以重大影響。
錢謙益在史學方面的成就，還突出表現在歷史考證方面。他在史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開國功臣事略》、 《國初群雄事略》、《太祖實錄辨證》及大量有重要史料價值的碑傳之作。此外，其《列朝詩集》、《杜詩小箋》，也反映了他以詩證史的深厚功力。
錢謙益深感“史家之難，莫難於真偽之辨乎”［67］，因而其在修史過程中，十分重視史料的考證和辨偽，如他在致力於明初歷史研究時，首先注意廣泛蒐集各種史料，其撰寫《國初群雄事略》與《太祖實錄辨證》的過程中，不僅對《元史》、《元史新編》、《國初事蹟》、《龍飛經略》、《平胡錄》、《平夏錄》等公私史書廣採博收，還查閱積累的大量宮中檔案，並參考數十種文集、雜著，及無數的行狀、碑銘。爾後，再對蒐集的史料進行查證和辨偽，他認為只有將史料考證明白、辨別真偽，才能據以定褒貶。當時，曾出現不少偽造的明初史料，影響較大的有<致身錄》，錢氏根據明初的制度和史事，透過細緻的分析，舉出該書的十條破綻，以確鑿的證據，得出明確結論：“偽也”，“作偽者之愚而可笑也”［68］。錢謙益這部辨偽之作，深得清初學者潘耒、閻若璩的支援和肯定，實開清初辨偽之先河。
以詩證史，尤其是錢謙益在歷史考證方面的獨特成就。前人雖然也曾運用過以詩證史的方法，卻不像錢謙益運用得廣泛和嫻熟。如他在《國初群雄事略》中，就曾依據元末明初王逢的詩，糾正了《明實錄》的一些錯誤。他在《杜詩小箋》中，又能據前代詩歌，補充史家的漏記，並糾正史家記載的錯誤，並根據前代詩歌，綜合其他材料，揭示一些歷史真相。如中唐名臣楊炎曾任殿中監，而《舊唐書》闕載，錢謙益則根據杜甫的《送殿中監赴蜀見相公》一詩，予以補充。錢謙益不惜以古稀之年，編著大部頭的《列朝詩集》，更是以詩存史的典型。清代朱彝尊、全祖望都曾沿用錢謙益開創的這一體例，先後編輯了《明詩綜》、《續甬上耆舊詩》。
由於錢謙益在當時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曾撰有大量歷史人物的傳記、行狀與碑銘。其中儲存了明天啟、崇禎及南明和清初的豐富史實。如其所寫的《孫承宗行狀》，長達近五萬言，遠比《明史》中《孫承宗本傳》要更為豐富翔實，實際上是一部天啟、崇禎年間山海關內外抵禦清兵的史學專著。還有大量的傳記、碑誌，記述了清統治者人關前後一些堅持抗清鬥爭的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蹟，清代全祖望也以傳記、碑誌的形式，記述了同一時期的這類歷史人物。雖然全祖望對錢謙益多有貶詞，但其自幼即讀《牧齋初學集》，其治史中與錢謙益有著相同的特點，很難說沒有受到錢氏的影響。
總之，錢謙益以其史論，歷史考證及碑誌之作，對清代史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4）以古典現實主義的詩論、文論及詩文創作批判明中葉以來的擬古主義，為清初詩文的轉變“導平先路”
錢謙益既是經學家、史學家，又是傑出的文學家和詩人。他透過為大量詩文作品及撰寫的“序”、“跋”闡述了自己的詩論、文論主張，並以自己豐富的創作實踐，掃蕩批判了自明中葉以來充斥文壇的擬古主義，為清初詩文的轉變和發展“導平先路”。
明中葉以來，以李夢陽、何景明和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前後“七子”，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拋棄了唐宋以來文學發展的優良傳統，走上盲目尊古的道路。他們寫詩撰文一味以模擬剽竊為能事，幾乎是篇篇模擬，句句模擬，如同寫字的“臨摹帖”，詩文中“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使得成為毫無靈魂的假古董，一時間復古模擬之風籠罩著整個文。遂引起各方面的厭惡和反對，先有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以倡導唐宋古文名家與之對抗，隨後又有敢於反潮流的思李贄及袁宗道、宏道、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和以鍾惺為的“竟陵派”，均起來反對模擬復古，反對貴古賤今，提倡解放，獨抒性靈，對充斥文壇的模擬復古之風以有力的。錢謙益繼承並發展了歸有光的文學主張，對前後“七子”的主義給予了更尖銳的批判和掃蕩。他指出：“自弘治至於萬百有餘歲，空同霧於前，元美霧於後，學者冥行倒植，不見。甚矣，兩家之霧之深且久也。”［69］正是在李攀龍、王世貞主義煙霧的瀰漫下，形式主義的詩作充斥詩壇，謙益予以揭：“今之名能詩者，龐材惟恐其不博，取境惟恐其不變，引律惟恐其不諧美，駢枝鬥葉惟恐其不妙麗，詩人之能事可謂，而詩道固愈遠者，以其詩皆為人所剽耳傭目，追嗜逐好，領異之思側出於內，譁世炫俗之習交攻於外，……其中之所，固已薄而不美，索然而無餘味”［70］，詩風敗壞，文風也同樣如此，亦如錢謙益所揭露：“近代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來學問之謬種，浸淫於世運，燻結於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於此極也。‘［71］
與復古派的詩文主張相反，錢謙益強調詩文要本性情，導志意，又須是從動盪的時世，連蹇的境遇中進發而出，反對摹仿，反對幽眇淒冷脫離現實的寫作傾向，他主張：“詩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氣動焉。如土膏之發，如候蟲之鳴，歡欣噍剎，紆緩促數，旁薄曲折而不知使然者，古今之真實也。”［72］錢謙益之論詩如上，其論文之精神也是這樣，他說：“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所為也，天地變化與人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之變不可勝窮。”［73］錢謙益還認為，詩文不僅要言志抒情，有用於世，還應與學識相結合，使之更加根深葉茂。因此，他提出：“根於志，溢於言，經之以經史，緯之以規矩，而文章之能事備矣！”［74］進而，他又提出“反經求本”、“通經汲古”的文學主張。
對於自己的詩文主張，錢謙益可謂身體力行。他的詩繼承了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古典現實主義傳統，具有雄偉、奇詭、溫婉、秧麗的各種風格。從思想內容上說，人清之前，大多反映了對東北邊禍的關切，或對宦官權奸的痛恨以及對抗敵將相和忠正人物的歌頌，也有對祖國壯美河山的讚頌，或者是他與柳如是之間的酬唱。人清之後，由於明、清易代的鉅變及個人榮辱浮沉的變化，他降仕清朝而又反清復明。故國淪喪與個人的身世憂患相交織，構成了此時詩作的基本風貌。如其所寫的大型七律組詩：《金陵秋興》、《後秋興》，其內容既反映了鄭成功攻打金陵及南明桂王政權的有關情況，也透露了他和柳如是支援抗清的事蹟。如詩中所云：“海角崖上一線斜，從今也不屬中華。更無魚腹損軀地，況有龍涎泛海槎，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無歸處，獨倚銀輪哭桂花。”［75］其中對故國的眷戀，及對個人的悔恨，又都凝結著詩人的老淚。感情真摯深沉，乃其晚年心境的真實寫照。
錢謙益以其詩論、文論及詩文創作實踐，在掃蕩扭轉明中葉以來的擬古主義的不良傾向的同時，作為詩壇領袖，也樂於獎掖後進，提攜人才，清初的著名詩人如王士禎、施閏章、宋琬、馮班等，都曾受到過他的提攜。歸莊曾對錢謙益的詩作及其影響評價說：“除榛莽，塞徑竇，然後詩家始知趨於正道，還之大雅。”［76］ 錢謙益確以其詩文理論與實踐以及其對文學隊伍的組織和影響，為清初詩文的轉變“導平先路”。
錢謙益的學術成就及其對明末清初學術演變的影響，還不限於以上幾個方面。另外，其在治學態度、學術風格與治學方法上，如他提出的為學之道“一則曰博求；二則曰虛己”［77］。所謂“博求”，就是廣徵博引，大量讀書，充分佔有資料不以孤證自足。在治學範圍上強調宏通，長於綜合，融經、史、子、集於一體。所謂“虛己”，就是治學中要謙虛謹慎，不主觀武斷，自逞胸臆，對自己的著述，要反覆修改，虛懷若谷，聽取師友意見。有過則改，但也敢於堅持自己的獨特見解。所有這些對清初學術界也都有重要影響。
三、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及其評價
當我們介紹，論證了錢謙益榮辱浮沉，複雜多變的政治人生及其對明末清初學術演變的推動與影響之後，再來回答其在學術史上居何地位？對其應作出如何評價？似乎已可得出應有的結論了。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因為要回答此問題必然涉及政治與學術的關係，這在他本人與同時代的人看來，都是感到棘手的問題。
公元1661年，當錢謙益八十壽期之日，其族弟錢君鴻擬為其徵詞祝壽，為此他曾在《與族弟君鴻求免慶壽詩文書》中說：“夫有頌必有罵，有祝必有咒，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頌而招罵，因祝而招咒，此相因而假也。”他自己“撫前鞭後，重自循省，求其可頌者而無也”，而後又說他“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因請其族弟“如不忍於罵我也，則如勿頌，如不惡於咒我也，則如勿祝”［78］。拒絕為其祝壽，他深恐由此招來咒罵，顧慮就在於其曾降清一一“榮進敗名”。錢謙益的“重自循省”，主要是從政治上作自我評價，．認為自己“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未免自我否定過甚。
當時也有些人如朱鶴齡，在評價錢謙益時，迴避政治問題，只論其學術說：“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評，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學，囊括古今，則復乎卓絕一時矣！”［79］
也有的人對錢謙益在政治上加以譴責，但卻不否定其學術成就，如潘耒所云“其阿馬、阮，事二姓，則誠有之”，“牧齋雖大節有虧。然其學問之宏博，考據之精詳，亦豈易及？安得以人廢言”［80］？潘耒在評價錢謙益時，不僅將政治與學術分開，而且明確提出，不要以人廢言，實難能可貴。顧炎武之對錢謙益也大致持如此態度，已如前引。
錢謙益雖曾投降事清，但很快便深自悔恨，並投入反清復明的秘密活動。此舉，與之交往密切的歸莊、顧苓、宋琬、黃宗羲等都深有了解。因此，他們直至錢謙益終死並不譴責甚至還諒解了其曾經阿附閹黨，變節仕清之事。仍對其給予極高評價。歸莊在《祭錢牧齋先生文》雲：“百餘年來，文章之道，徑路歧而蕪穢叢。自先生起而頓開康莊，一掃蒙茸，知與不知，皆先生今日之歐、蘇兩文忠。”［81］歸莊還為之深為惋惜地說：“先生通籍五十餘年，而立朝無幾時，信蛾眉之見嫉，亦時曾不逢，抱濟時之略，而纖毫不得展；懷無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82］錢謙益之弟子顧苓、宋琬亦有類似說法：“（錢）自登籍後，顛頓仕途，立朝不及五載，讀書著述於林下者五十載，操海內文章之柄四十餘年。”［83］黃宗羲於錢死後，深切哀痛，並寫悼詩云“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後誰與傳”，“平生知己誰人是，能不為公一弦然”［84］。黃宗羲不僅肯定了錢謙益“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學術地位，還具體論述了其學術成就：“主文章壇坫，幾與弁州相上下，其敘事必兼議論而惡夫剿襲，詞章必貴乎鋪敘而賤夫雕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85］
清初的考據學大師閻若璩，雖恃才傲物，但於錢謙益卻極推崇：“吾從海內讀書者遊，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曰顧亭林處士及黃南雷而三。”［86］
不僅僅是當時的著名文人學者對錢如此推崇肯定，就是一般勞動者和士子，也都對錢氏極其仰慕和推崇。這從崇禎十六年瞿式耜編成《牧齋初學集》後，由程嘉燧所作《牧齋先生初學集序》中可知，序雲“蓋先生身雖退處，其文章為海內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雖雞林蛋戶有能知愛之者”；另從《絳雲樓書目》卷首所附曹溶的題詞，亦可窺見當時情況，詞雲：“凡四方從遊之士，不遠千里，行滕修贄，乞其文……絡繹門外。宗伯（謙益）文價既高，多與往還，好延引後進。”由此亦見其在一般文士中的聲望和影響。
上述從著名學者到一般勞動者及文士，對錢謙益學術地位與影響的評價並非過譽之詞，由之，大致可以看出錢謙益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本來可作為蓋棺論定。殊料，錢死後一百餘年，大清皇帝乾隆鑑於錢謙益的詩文中對清朝“荒誕悖謬”，多有“詆謗”，故屢下詔，毀其人，禁其書。指責錢謙益“非復人類”，並認為其文章無光。為消除錢謙益反清詩文的影響，乾隆故意將其貶低為“不過欲藉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從此，錢謙益其人與書，才被打人十八層地獄，不復見天日。乾隆對錢謙益其人其書的詆毀，完全出於維護清朝的統治需要，屬於文字獄之列，本不足以作為評價錢謙益的客觀依據。但實際上卻不然，不僅乾隆當時的一些史官和文人，懾於乾隆的專制淫威，逢迎聖旨，對錢謙益故意貶抑，甚至當代的一些文史著述，因缺乏對歷史真相的瞭解，也不自覺地受到乾隆的影響。如60年代初，在大陸上有部頗有影響的《中國文學史》，在論及錢謙益時，也竟同乾隆的話如出一轍，“（錢）變節投降後，詩中常常故意表示懷念故國，詆斥清朝，企圖掩飾靦顏事敵的恥辱”。又說“晚年他和杜甫《秋興》寫了一百二十四首《後秋興詩》，為《投筆集》，竭力表示恢復故國的願望。並咒罵清朝和吳三桂，雖然好像很沉痛，但民族叛徒的罪名是洗涮不了的”［87］。這些評價，顯然受有當時極左政治的影響。
學術與政治雖然有一定聯絡，但二者絕不能等同。因為學術研究畢竟還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對於一個學者學術成就和影響的評價，既要聯絡考察其政治表現，分析其政治活動對其學術研究的影響，但更應依據學術本身的特點和規律，研究學者的學術著作，分析其在學術發展演變中的承轉關係，前後聯絡，看其所處的地位和影響。不可只根據政治上的需要及政治形勢的變化，對一個學者隨意加以肯定或否定，倘若由於一定的政治原因，抹煞了一個學者的學術成就，後人則應將附加於學者身上的不實之詞予以澄清，以恢復該學者本來的學術面目。而不應盲從附和原來的政治批判，再人云亦云。從知人論世講，對於在複雜歷史條件下，因時勢變化，有複雜政治歷史表現的學者，也應採取具體分析的態度，對錯綜複雜的情況以具體分析，而不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古人講立德、立言、立功，但德、言、功集於一身而三者完全一致的“完人”很少，有的人言與行完全一致，也有的人言行有所脫節，甚至相反。對於言行脫節，甚至相反的人，當然應指出其失誤和危害，但卻不能因此而“因人廢言”。具體到錢謙益來說，他就有明顯的言行脫節，甚至相反之處。譬洳，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慷慨陳詞：“夫立乎人之本朝，蠅營狗苟，撒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88］但這番漂亮的言詞，聲猶在耳，而他卻在清兵臨城時，帶頭迎降。言行相背，宛如二人，這確是他授人以柄之處。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上述言論的可取之處，更不能進而否定或抹煞、貶低其在學術上的成就和影響。學術成就與政治表現，既有聯絡，又有區別，應予區分。長時期來，對於錢謙益的研究，之所以被忽略，或者有些裹足不前，就在於因看到其不好的政治表現，而忽略了其學術成就，或者是混淆了政治與學術的界限，而陷入“因人廢言”的極端。這是應引以為戒的，我們在這方面已有許多沉痛的歷史教訓。草撰此文後，深感對於錢謙益此人及相關的一些問題，確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草率成篇，不妥不當之處，尚祈海內外方家批評教正。
［1］邃漢齋：《校印牧齋全集緣起》，《牧齋初學集》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1頁。
［2］吉川幸次郎：《錢謙益與清朝經學》，載《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9號（1965年），第1一82頁。
［3］同上。
［4］《柳如是別傳》：上、中、下三冊，《陳寅恪文集之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趙儷生：《顧亭林與錢牧齋》，載《學海暮騁》，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頁。
［6］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第3頁。
［7］以下錢謙益生平經歷排列，請參閱金鶴衝：《錢牧齋先生年譜》。
［8］佚名：《閣訟紀略》，轉引自《清代人物傳稿·錢謙益》上編第六卷，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13頁。
［9］ 《張漢儒疏稿》，《虞陽說苑〉甲編第五冊。
［10］同上。
［11］錢謙益：《書舊藏宋刻兩漢書後》，《牧齋有學集》卷46。
［12］錢謙益：《冬至日感述示孫愛》，《牧齋初學集》卷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19頁。
［13］李天根：《爝火錄》卷10，下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頁。
［14］祝雲堂：《孤忠後錄》。
［15］ 瞿式耜：《瞿式耜集》卷l，《奏疏》，留守封事，《振中興機會疏》引謙益原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107頁。
［16］顧苓：《東澗遺老錢公別傳》，見《塔影園集》卷1。
［17］錢謙益：《投筆集》捲上，《後秋興之三》、《後秋興之四》。
［18］錢謙益：《投筆集》捲上，《後秋興之三》、《後秋興之四》。
［19］金鶴衝：《錢牧齋先生年譜》，丙申·七十五歲條。
［20］ 《投筆集》捲上，《金陵秋興八首》。
［21］ 《清史列傳》卷79《貳臣傳乙·錢謙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557頁。
［22］金鶴衝：《錢牧齋先生年譜》。
［23］黃宗羲：《八哀詩·錢宗伯牧齋》，《南雷詩歷》卷2。
［24］傅山：《霜紅龕集》，山西人民出版社，翻印丁寶金全本上冊卷9，第236頁《為李天生作十首》之八自注。
［25］均見《清史列傳·貳臣傳乙編·錢謙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557—6558頁。
［26］同上。
［27］均見《清史列傳·貳臣傳乙編·錢謙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6557—6558 。
［28］同上。
［29］程嘉燧：《牧齋先生初學集序》。見《牧齋初學集》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4一2225頁。
［30］金鶴衝：《錢牧齋先生年譜》辛丑八十歲條下。
［31］程嘉燧：《牧齋先生初學集序》，見《牧齋初學集》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4頁。
［32］錢謙益：《請誥命事略》，見《牧齋初學集》卷74。
［33］顧憲成：《贈風雲楊君令峽江序》，《涇皋藏稿》卷8。
［34］高攀龍：《與李肖甫書》，《高於遺書》卷8。
［35］黃宗羲：《東林學案卷首》，《明儒學案》卷58。
［36］吳晗《影印明經世文編序》。
［37］錢謙益：《常熟教諭武進白君遺愛記》，《牧齋初學集》卷28。
［38］錢謙益：《汲古閣毛氏新編十三經注疏序》，《牧齋初學集》卷28。
［39］錢謙益：《特進光祿大夫……大學士孫公行狀》同上，卷47。
［40］錢謙益：《秀才孫金妻王氏墓誌銘》，《牧齋初學集》卷59。
［41］錢謙益：《列朝的集序》，《有學集》卷14。
［42］錢謙益：《秦槎路史序》，《牧齋初學集》卷33。
［43］錢謙益：《頤志堂記》，《牧齋初學集》卷43。
［44］錢謙益：《贈別方子玄進士序》，《牧齋初學集》卷35。
［45］錢謙益：《鄭孔肩文集序》，《牧齋初學集》卷32。
［46］錢謙益：《新刻十三經注疏序》，《牧齋初學集》卷28。
［47］同上。
［48］同上。
［49］同上。
［50］同上。
［51］歸有光：《送何氏二子序》， 《歸震川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6版，第！04頁。
［52］錢謙益：《新刻十三經注疏序》，《牧齋初學集》卷28。
［53］錢謙益：《與卓去病論經學序》，《牧齋初學集》卷79。
［54］錢謙益：《再答蒼略書》，《牧齋初學集》卷38。
［55］錢謙益：《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牧齋初學集》卷l4。
［56］錢謙益：《答山陰徐伯調書》，《牧齋初學集》卷39。
［57］均見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有關書序、壽序。
［58］同上。
［59］同上。
［60］同上。
［61］同上。
［62］錢謙益：《建文年譜序》、《路公神道碑》，《牧齋有學集》卷14、34。
［63］錢謙益：《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牧齋有學集>卷真4。
［64］均見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有關書序、壽序。
［65］ 《朱子語類》卷123、121。
［66］同上。
［67］錢謙益：《啟禎野乘序》，《牧齋有學集》卷14。
［68］錢謙益：《致身錄考》、《書致身錄考後》，《牧齋初學集》卷22。
［69］錢謙益：《黃之習詩序》，《牧齋有學集》卷32。
［70］錢謙益：《族孫遵王詩序》，《牧齋有學集》卷19。
［71］錢謙益：《賴古堂文選序》，《牧齋有學集》卷17。
［72］錢謙益：《題燕市酒人篇》，《牧齋有學集》卷47。
［73］錢謙益：《復李叔則書》，《牧齋有學集》卷39。
［74］錢謙益：《周教逸文稿序》，《牧齋有學集》卷19。
［75］錢謙益：《投筆集*後秋興》。
［76］金鶴衝：《錢牧齋先生年譜》附錄。
［77］錢謙益：《啟禎野乘序》，《牧齋有學集》卷14。
［78］錢謙益：《與族弟君鴻論述免慶壽詩文書》，《牧齋有學集》卷39。
［79］ 朱鶴齡：《與吳梅村祭酒書》，《愚庵小集》卷4。
［80］潘耒：《從亡客問》，《遂初堂文集》卷’。
［81］歸莊：《祭錢牧齋先生文》，《歸莊集》卷8。
［82］同上。
［83］參見金鶴衝：《錢牧齋先生年譜》附錄。
［84］ 黃宗羲：《八哀詩．錢宗伯牧齋》，《南雷詩歷》卷2。
［85］同上。
［86］金鶴衝：《錢牧齋先生年譜》後附。
［87］遊國恩、王起等主編（中國文學史） （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020頁。
［88］錢謙益：《重修維揚書院記》，《牧齋初學集》卷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