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讀書人：袁採《袁氏世範》的儒者與吳自牧《夢粱錄》的閑人

《袁氏世範》：“家塾訓蒙之書”（《四庫全書總目》），其並未停留在觀念式的的訓戒上，還聯係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作了如此細緻的指導：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資，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 1）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 2）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 3）上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 4）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5）醫卜、星相、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為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為儒者，乃不肯為醫卜、星相、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為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

按袁氏的訓戒，士大夫子弟首先應該求為“儒者”。所謂的“儒者”，當然是儒學家之義，但這裡恐怕廣指跟從老師修習過古典學問的人，等於說知識人。引文中標出的（1）~（4），就是“儒者”的具體從業途徑。（1）和（2）走的是科舉應試之途，（1）成功地及第而為士大夫，自然最好，（2）是落第者，尚可開私塾，收取學生的束脩以維持生計，這是其次。（3）和（ 4）是無望於科舉者的從業途徑。恐怕上至官廳，下至民間的大店鋪，都有必要寫作大量的日常文書、書簡之類，（ 3）就是被僱用去代筆的，如胥吏、幕友、館客之類，亦包含在內。（4）是以小孩子為教育物件的教書業。至於（5），就是不能成為“儒者”的人從事的職業了，他們可以做醫生、占卜師（占卦、星術、看相等）、農田經營者、商人，或從事技藝、方術等等。袁氏最後還說，既不能成為“儒者”，又不從事像（5）那樣的正當職業，結果做了乞丐或盜賊，這才是最可恥的。文中明確區分了儒者和非儒者，但既然都是士大夫家庭的子弟，則其幼年時期必然都接受了相應的教育，所以即便走上了（ 5 ）那樣的非儒者之途，仍不妨視之為知識人的一員吧。

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九的“閑人”條（又見《都城紀勝》）

閒人本食客人。孟嘗君門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時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A）又訓導蒙童子弟者，謂之“館客”，（ B）又有講古論今，吟詩和曲，圍棋撫琴，投壺打馬，撇竹寫蘭，名曰“食客”，此之謂“閒人”也；（C ）更有一等不著業藝，食於人家者，此是無成子弟，能文知書，寫字善音樂，今則百藝不通，精專陪涉富豪子弟郎君，遊宴執役，甘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幹；（ D）又有猥下之徒，與妓館家書寫簡帖取送之類，更專以參隨服役之生，舊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教蟲蟻，動音樂，雜手藝，唱詞白話，打令商謎，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過，傳言送語；（E）又有專為棚頭、鬥黃頭，養百蟲蟻、促織兒，又謂之“閑漢”，凡擎鷹架鷂、調鵓鴿、鬥鵪鶉、鬥雞、賭撲落生之類；（ F）又有一等手作人，專攻刀鑷，出入宅院，趨奉郎君子弟，專為幹當雜事，插花掛畫，說合交易，幫涉妄作，謂之“涉兒”，蓋取過水之意；（G ）更有一等不本色業藝，專為探聽妓家賓客，趕赴唱喏，買物供過，及遊湖酒樓飲宴所在，以獻香送勸為由，乞覓贍家財，謂之“廝波”。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已。但看賞花宴飲君子，出著發放何如耳。

該文詳細地記述了都市中寄食的“閑人”，其中（A）和（ B ）是正當的“閑人”，（zC）~（ G）則為其窮途末路者。（A ）“館客”和（B ）“食客”大約與袁氏所記“儒者”的最低從業途徑（ 4）相當。

“館客”在宋代文獻中屢有出現，根據相關記載，似乎也有以館客的身份去應科舉，而及第為官的。從做“館客”的一方來看，這個職業的優點是衣食無憂，擁有準備應試的良好環境；從供養他們的權貴或富民的一方來看，準備應武舉的“館客”可以暫充保鏢，準備應進士科的“館客”可以暫充秘書、助手，代筆寫作文書，或如引文中所說，擔任小孩子的家庭教師。進一步，如果他們順利及第，當上了官，那就等於多了一條與官界聯絡的通道。因此，除了主客關係以外，兩者的結合也建立在對於實際利益的預期上。

參見內山精也《宋代刻書業的發展與宋詩的近世化現象》《東華漢學》第 11

期；123-168頁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0年 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