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國”之精神不滅——去讀讀木心吧

陳丹青說：“我寫書，我出書，就是妄想建立一點點可疑的知名度，藉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來讀木心先生的書。”

一、“我是紹興希臘人”

木心在大陸並不算是一個人盡皆知的作家，許多人可能只是聽過他的《從前慢》。他的文學作品在1983年才陸續開始被結集出版，又因為其弟子陳丹青對他的推薦，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讀他的作品。但是每個人的評價尺度不同，讀者並非全然接受，尤其是出現與陳丹青推薦語的落差時，對木心的評價是褒貶不一的。可這對於木心先生，是無所謂的，因為他之管寫他的書。

木心生養在江南水鄉烏鎮，但與民間文化處於一種隔絕狀態，蕭乾筆下的北京城跟籬下世界，師陀的河南果園城世界，沈從文的湘西水鄉，汪曾祺的蘇北高郵地區，這些作家都充分利用故鄉之便，順利尋找到自己的文學家園。但木心卻無法從民間價值取向中尋找自我安身立命之地。

木心說：“人有兩套傳統，一套精神，一套肉體。我的祖先在紹興，我能講一口紹興話。我的精神傳統在古希臘，在義大利，在達•芬奇。所以我說我是紹興希臘人。”

木心的文學傳承有兩條線，一是中國，一是西方。他的弟子陳丹青曾將之大略列舉如下：“《詩經》、先秦諸子、屈原、司馬遷、陶潛、嵇康、《世說新語》、唐人、宋人、當然還有曹侯同志。西方這一塊，大致有《聖經》、但丁、莎士比亞、蒙田、巴斯卡、孟德斯鳩、蘭姆、愛默生、尼采、紀德、瓦萊裡……”木心有著深厚的國學基礎，他曾經師從中國詞學宗師夏承燾，對於先秦諸子文學更是青睞有加，他學習其中的古代漢語藝術、古人的思辨精神。

他的精神既傳承了華夏文明的神韻，又充滿著古希臘的悲劇精神，他對萬物皆抱有慈悲之心，對於世人有著人文主義關懷。他常常在文中與作者對話，有蘇軾、魯迅，也有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他去讀這些作家，也藉助這些書去理解自己，在文學中，他能夠力避時空的侷限，更加包容地將古今中外的聲音融合起來，自由地與之對話。所以他的評價常常是獨到的，是精闢的。

木心說：“有時我會覺得巴爾扎克是彩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黑色的巴爾扎克，一個是法國的作家 ，一個是俄國的作家，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詳盡寫實主義之能事，精雕細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是省去了繁密的描寫，直接切入本質。”

二、獨行願也，志兮四方

有人說木心與社會格格不入，因為他不屬於主流，可是在木心自己看來，他從沒有遠離人類社會的整體觀念，他所偏離只是“區域性”，木心冷靜地看著周遭一切，他說：“能遷就就遷就，不能遷就的便退開。”文革時期18個月的囚禁生活沒有讓木心失去對生活的希望，但是木心可能有了更為廣闊的心境，他說：“禮失！求諸野；野失！求諸洋”。他認為文化這個詞本身是有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如果全部都是贊同，是單向度的肯定，所以中國文化很有韌性。

19世紀尼采的超人哲學說“上帝死了”、“重估一切價值”，人們逐漸由一個幼稚的孩童長大，獨立、自由，擺脫矇昧，對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的無窮探索。純粹的個人化寫作在中國有很長時間的空缺，直到90年代才有一批作家重新書寫自我，拋開了以前政治意識形態對創作的束縛。

木心的創作延續了五四精神所提倡的個人化寫作，重視“人的文學”，木心與當代作家的區別在於他直面世界與自我的根本問題，他處理素材是高度詩化的，超越的，他努力超越歷史，超越民族，超越地域，他說：“我掛念的是鹽的鹹味，哪裡出產的鹽，概不在懷。”就像杯子是用來喝水的，它是哪個工廠生產的、哪個超市出售的，並不重要。這樣的話我們或許有點耳熟，有位美國學者讀了錢鍾書的書，想登門拜訪，錢鍾書的回答是：“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隻下蛋的母雞呢”

三、吹滅讀書燈，一身都是月

在《魚麗之宴》中木心說：“中國曾經是個詩國，皇帝的詔令、臣子的奏章、喜慶賀詞、哀喪輓聯，都引用詩體，法官的判斷、醫師的處方、巫覡的神諭，無不出之以詩句，名妓個個是女詩人，武將酒酣興起即席口占，驛站廟宇的白堊牆上題滿了行役和遊客的詩……中國的歷史是和人文交織浸潤的長卷大幅……我的童年少年是在中國古文化的沉澱物中苦苦折騰過來的，而能夠用中國古文化給予我的雙眼去看世界是快樂的，因為一隻是辯士的眼，一隻是情郎的眼——藝術到底是什麼呢，藝術是光明磊落的隱私。”

李靜曾評價木心：“木心是中國當代罕見的一位與中國古典傳統和西方文化傳統建立雙向、平等、親密和個人化關係的作家。”

我們無法在木心的書中尋找到現實的生活，因為他將藝術家本人隱退，從而呈現出真正的藝術來。

或許我們可以看到木心為延續中國古典傳統而做的嘗試，在《詩經演》中他用古樸的文字傳達著現代的觀念，整整三百首詩，可是這本書曾被稱為“天書”，這是否說明曾經輝煌幾千年的古典文化已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遠了呢？木心用實踐將這一文脈相傳，除了對古典的回顧和吸收，他更讓人感動的是孜孜不倦地回饋，這是在注目於西方現代寫作的作家身上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