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貴鴻：於無聲處——重讀李澤厚的《課虛無以責有》

李澤厚，湖南長沙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哲學、美學研究。

文 | 劉貴鴻

最近，因為要準備一些關於李澤厚思想的PPT，我重讀了先生的《課虛無以責有》。

《課虛無以責有》是李先生的一個“短篇”，初時系應英國《今日哲學》（Philosophy Now）之約撰寫的《哲學自傳》，中文稿刊載於《讀書》（2003年第7期）。個人認為這篇文章是李先生極其重要的著述，但似乎關注者較少，多年鮮見評論，肅然無聲。

一、釋題與解構

“課虛無以責有”的下半句是“叩寂寞而求音”，出自西晉文學家陸機的《文賦》。（在《美的歷程》中，李先生曾有過很高評價：“對創作類別特別是對創作心理如此專門描述和探討，這大概是中國美學史上的頭一回。它鮮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覺。”）前後文為：“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大意是：寫作充滿著樂趣，一向被聖賢們所推崇、敬佩。它在虛無中找尋形象，在無聲中尋求聲音。有限篇幅容納了無限事理，宏大思想出自於小小寸心。

古漢語中，“課”有“按一定的標準試驗、考核”的意思；“責”有“索取、要求”的意思。“課虛無以責有”，就是說要按照“虛無”這一標準去索求“有形”。這些年，李先生對這句話特別“中情”。在今年六月份90歲生日之時接受《南方人物週刊》專訪的文章中（《九十李澤厚，最後的訪談》），作者衛毅引用李先生說過的話：“佛知空而執空，道知空而戲空，儒知空卻執有，一無所靠而奮力自強。深知人生的荒涼、虛幻、謬誤卻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讓情感本體使虛無消失，所以雖心空萬物卻執著頑強，灑脫空靈卻進退有度。修身齊家，正心誠意，努力取得超越時間的心靈境界。”我覺得，這正是“課虛無以責有”的最好註釋，即李澤厚自己的解讀——人生之虛，人生之無：中國人“由於沒有對上帝的信仰，必需自求建立人生意義和生活價值，靠自力而不靠他力。那種‘無’而必需‘有’的艱難和悲苦，便不低於有上帝做依託的西方傳統。”

李澤厚部分著作初版（圖源 南方人物週刊）

李澤厚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富原創性、系統性的美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他已經建構了一個十分完整的思想體系，博大精深，經緯天下，面對這一龐大複雜的系統，對後生晚輩們來說無異於攀登珠穆朗瑪峰。所幸，李先生親自撰寫了《課虛無以責有》一文，毫無疑問，它是理解李澤厚思想的一塊路標，是走進其思想深處的一條捷徑。由於是《哲學自傳》，文章總體是遵循“時間線”的：

第一部分是關於少年時代、大學時期和他早期（1956-1962年的“古典式”討論）的學術觀點——“實踐美學”。李先生認為：“美的本質離不開人，人類的實踐是美的根源，內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根源。”

第二部分是關於“文革”時期的經歷和學術研究。“文革”結束後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書”）和《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是李先生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李先生終其一生不變的思想——“主體性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歷史本體論”開始形成，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積澱”說：“重視理性與感性、社會與自然、群體與個體、歷史與心理之間的緊張以及前者如何可能轉換成後者，並著重個體的獨特性和創造性，以獲取人的自由；認識的自由直觀，倫理的自由意志，審美的自由享受等等。”“人不應只是理性主宰感性，也不只是感性情慾動物，而是理性如何滲入、溶解在感性和情慾之中，以實現個體存在的獨特性。”

第三部分是上世紀80-90年代時期。80年代，李澤厚在神州大地的聲譽如日中天，他直接影響了一代人（被譽為“青年導師”），以一己之力賦予了整個八十年代“人的覺醒”的時代意義。同時，這也是李先生思想趨於成熟的時期，先後出版《美的歷程》《華夏美學》《美學四講》（“美學三書”）；《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當時一位日本教授對我說，當他發現這些思想史著作和《美的歷程》竟是同一個作者時，非常驚訝，簡直不敢相信。因為領域差異如此之大，而且風格也迥然不同。”

李先生說：“1998年我從歷史積澱的哲學角度，提出‘理性化的巫傳統’（《己卯五說》，1999年）來解釋‘實用理性’和‘樂感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他對一系列關於中國文化的“懸案”做出了自己獨到的回答。例如：為什麼中國不重視超越而重內在？為什麼中國哲學不重視認識論和邏輯學？為什麼中國文化中人的地位很高，人可以參與神的工作？等等。因為這一時期對李先生一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他著墨也最多。

第四部分是進入21世紀前後的情境。雖然移居海外，但先生的哲學思想幾乎一點都沒有變，如果說還是多少有所變化的話，則是不斷深化和完善。其間，李先生提出了“四順序說”（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的政治哲學主張；對屬於中國哲學範疇的“度”、“實用理性”、“樂感文化”進行充分論述、反覆申說；強調“公德”（“社會性道德”），“和諧高於正義”，如此等等。

第五部分則是總結之篇：“不是一個先驗的、絕對的、思辨的、不變的精神，而是經驗的、多元的、相對的、變化的，在各種情況下產生的心理情感，才是人生的本質、實在，對之加以智慧觀照，可以成為心靈的最高境地。”另外，李先生說他透過製造“內在自然的人化”、“積澱”、“文化心理結構”、“人的自然化”、“西體中用”、“實用理性”、“樂感文化”、“儒道互補”、“儒法互用”、“兩種道德”、“歷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理性化的巫傳統”、“情本體”、“度作為第一範疇”等等概念，為思考世界和中國從哲學上提供視角。這既是事實的總括，也透出李先生的幾分自信來。

李澤厚全部思想都貫穿著一條“人”（“人是目的”）的主線。他將“人活著”分為：“如何活”（認識論）、“為什麼活”（倫理學）和“活得怎樣”（美學）。李先生提出“以美啟真”（自由直觀）、“以美儲善”（自由意志），最後歸宿在“情本體”——“將這個世界的各種情感：男女、親子、朋友、家庭、同胞、鄉里、自然界（山水花鳥）之間的歡娛、悲傷、快樂、苦痛、相聚、離別、懷念、追思？？提到哲學角度？？。”

二、皮亞傑之於李澤厚

讀李澤厚的書，邊讀邊做筆記，不失為有效方法之一種。（具體方法可視個人習慣而定，但“不動筆墨不讀書”仍是真理哦！）這次重讀《課虛無以責有》時在書上寫寫畫畫的，有些線索或思路就慢慢呈現出來了，例如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對於李澤厚思想的重要意義。

論述李澤厚思想的來源，學界普遍都會談到“中西馬”（即中國文化、西方哲學——康德和馬克思），這與李本人的表述也是一致的。（“沿著以前的線索，我的哲學將歷史與心理結合起來，從馬克思開始，經過康德，進入中國傳統，馬克思、康德、中國傳統在我的哲學中融成了一個‘三位一體’”。）但不知道為什麼，研究者、追隨者或者批判者就他對皮亞傑心理學的借鑑都關注得很不夠？是不是認為沒辦法同“康德與馬克思的交會”的高度相提並論呢？我個人主張：應十分突出皮亞傑之於李澤厚的重要性，否則無法理解貫穿於他思想始終的“文化-心理結構”這一主軸的理論源泉，也無法理解李先生“教育學（人的全面培養）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核心學科”的殷切期望。

在《課虛無以責有》中，李澤厚有一句十分關鍵的表述：“我將皮亞傑兒童發展理論嫁接到人類學，認為以使用-製造工具的實踐為根本的社會活動與人們‘先驗’的認識形式有重要關係，是這些普遍形式的‘物質’基礎。”這已經很好地說明李先生對皮亞傑發生認識論的認同和借鑑，並移植和嫁接到成人世界和“文化-心理結構”、“人類學歷史本體論”。例如“內化”“外化”這些概念都是源於皮亞傑，進而創造性地提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等系統性概念。

皮亞傑

其實，早在1983年，《關於主體性的補充說明》一文中李澤厚就寫道：“我高度評價皮阿惹（即皮亞傑——筆者注），他在兒童心理的微觀領域內幾乎重複了馬克思、恩格斯上世紀在人類歷史的宏觀領域中的發現。即並非先驗的內在理性，也非邏輯、語法自身，而是實踐操作活動才是所謂人的智力、理性、思維的基礎和來源。物理經驗知識和邏輯數學知識都應追源到操作活動。”

當然，李澤厚除了創造性地吸收和融合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在他十分重注並一再強調的“文化-心理結構”思想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學說的影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一提起皮亞傑，一般都會認為他就是一位心理學家，尤其是兒童心理學家。可能，這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大的誤讀。（甚至，是不是就連李澤厚也存有這樣的誤解呢？）

早年，皮亞傑學習過精神分析及臨床精神病學，後來是用了50年時間不斷觀察、研究兒童的行為和背後的心理動機。儘管如此，但是在他自己看來，“兒童心理學不過是他從事反省思維在方法論上的一個插曲”（［美］威廉·詹姆士著、李步樓譯，《實用主義》，商務印書館，1979年）（轉引自於珺碩士論文《皮亞傑發生認識論述評》，吉林大學，2014年6月）。實然，在哲學方面，皮亞傑不朽的貢獻正是對認識的來源問題的解答。他認為，認識既不單純地來源於先天的內在稟賦，也不單純地來源於後天的經驗派生，而是來源於有機體與其所處的外部環境複雜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interplay）。

之所以是皮亞傑被李澤厚所發現（發明），移植和嫁接，而不是其他眾多的心理學說、流派，絕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發生認識論本身就具有包括哲學、心理學、生物學等領域的豐富理論來源，其中最直接的哲學來源就是康德。皮亞傑認為，他的全部研究工作是對康德哲學所有問題的再一次檢驗，即康德致力於彌合傳統認識論中主客體分裂的思想被皮亞傑所繼承、發揚。李澤厚思想來源之一是康德哲學，而皮亞傑深受康德的影響並致力於實證，他們兩人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必然聯絡。不是嗎？

李澤厚並不是對皮亞傑的東西照單全收，他說：“這裡要指出的倒是皮阿惹的弱點：他只注意了操作結構或形式本身，而沒有充分研究和論證使用工具在實踐操作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關於主體性的補充說明》）實話實說，我個人對“使用-製造工具”學說是非常認同的，從智力發生（認識論）、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來說都是如此。但是，竊以為，李先生也難免對皮亞傑有那麼一點“吹毛求疵”，因為兒童的實踐過程，感知成分佔比一定是很大的，往往難以談得上“工具的使用”（更何況還有“工具的製造”呢）。兒童的“此工具”非成人的“彼工具”。在兒童心理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環境因素的重要性是否已超過了工具（物質工具和符號工具）呢？而且，這個建立起思維形式的心理過程一定是“建構”的過程，所以，成人與兒童心理形成與發展過程不同，人類整體、群體（族類）與個體的文化-心理結構必然也有差異，人類學意義上歷史的時間性、積累性與個人的經驗性又有極大的區別。這些深入、細化的層面、過程與互動等，還遠遠沒有被科學研究所揭示。

正如李先生自己所說：“人對自己的確瞭解得太少，21世紀至22世紀恐怕應該成為核心研究物件，這不但對人們生理健康，而且由於對人的思想、情感、行為、意識，也包括宗教情懷和神秘經驗做出實證的科學瞭解，便非常有益於人類和個體去掌握自己的命運。最近我讀GeraldEdelman的書，極感興趣。這位當代神經科學大家繼承了W。James和J。Piaget的路向，從腦科學即神經科學（neuroscience）出發，9強調意識（consciousness）絕非實體，而是大腦神經元溝通、交流的化學動態過程（process），就是我以前所說動力學的‘通道’、‘結構’。”“這個‘過程’一停止運作，意識、心靈、靈魂就不再存在。”（李澤厚《哲學綱要》第36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

三、大學同學趙宋光

多年前，初讀《課虛無以責有》，我就留意到他為大學同學趙宋光先生著墨不少：

“在這裡，我要提及趙宋光教授。趙是我大學時期的同學和好朋友。我們在六十年代共同對人類起源進行過研究，我們對使用-製造工具的實踐操作活動在產生人類和人類認識形式上起了主要作用，語言很重要但居於與動作互動作用的輔助地位等看法完全一致。我們二人共同商定了‘人類學本體論’的哲學概念。七十年代以來，他日益走向幼兒數學教育中操作重要性的實證研究和非常具體的教學設計，而對康德、歷史和中國哲學傳統興趣不大。我對他後來的發展十分重視並評價極高，因為我們都認為教育（不只是培養專業人才，而是注重人性建設）將是未來社會和哲學的中心，我的康德書和其他哲學論文不斷強調了這一點。”

記得當時我在網上搜了一下，沒有出名的哲學家或美學家叫趙宋光的，只有一個音樂教授趙宋光，所以沒再深究下去。最近重讀《課虛無以責有》，我又百度了一下，還是隻有這位趙教授。除在“百度百科”上反覆比較其經歷外，我10還下載了關於趙教授的幾篇文章，終於確認，他就是李澤厚的大學同學趙宋光先生！

“趙宋光，男，浙江湖州人，1931年出生。我國著名音樂理論家，星海音樂學院音樂學教授。”首先是年齡相仿：趙先生生於1931年，李先生生於1930年。其次入讀北京大學的時間接近，趙於1949年進入北大，李1950年考入，且最重要的是兩人都入讀哲學系。再有，趙先生“60年代研究認識論與兒童認知心理學；70年代設計‘綜合構建數學教學法’，並於1978-1983年親自在北京市育民小學實驗班執教。”這跟李先生對他的描述非常一致。

趙先生後來的經歷頗為傳奇，從哲學學生轉變成了音樂家：“1951年轉學入燕京大學音樂系，1952年院系調整併入中央音樂學院理論作曲系。1954年畢業，1956年赴東德（百度上寫的“東柏林”）進修音樂物理，1957年回國。長期任教於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1984-1990年任星海音樂學院院長，1990-1995年任廣東省音樂家協會主席。”

刊登在《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上韓鍾恩（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的文章：“讀書筆記I：‘音樂的耳朵’與超生物性感官——重讀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相關內容並及趙宋光人類學本體論思想討論”（以下簡稱“韓文”），在第20頁的註釋中提及：“人類學本體論是1960年代趙宋光先生與李澤厚先生所共同關注並經常討論的問題，與此相關的命名還有：歷史本體論、人類學歷史本體論。趙宋光先生將人類學本體論視為馬克思11主義的隱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顯義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馬克思主義的隱義則是人類學本體論、關於人類歷史的質料主義觀點、工藝學的視角和方法。”

至此，算是鐵板釘釘，著名音樂理論家趙宋光先生就是李澤厚先生的大學同學，而且是“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共同創始人。後來，兩位大學同學兼好友又基於不同的優勢、興趣，分別在哲學和思想史、美學和音樂理論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展開深入論述，在各自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理論貢獻，最終是殊途同歸、如出一轍，觸類旁通、相得益彰。

李澤厚先生曾經說過：“我從來都不信神。命運是自己決定的，不是神決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人們說上帝已經死在奧斯維辛，上帝如果全知全能，怎麼能允許希特勒殺那麼多人，那麼殘酷呢？”

“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我深以為然，且這句話用在當下也是頗為契合的，讓人生髮出類似於許多年以前聽到“於無聲處聽驚雷”時的感慨。

2020年9月28日，於廣州番禺南浦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