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春秋公羊傳》小記
早就知道《春秋》有三傳，讀了《左傳》兩遍之後，覺得《春秋》其他兩傳應該不能媲美《左傳》，所以一直沒有讀《公羊傳》的打算。直到五月份做了一個夢，夢中人推薦我讀《公羊傳》。前文已述。
當時覺得甚是奇異，也許我應該讀一下《公羊傳》看看到底說些什麼？讀完《左傳》之後，一時放空，除了晚上翻讀兩篇《周易尚氏學》暫沒有其他讀書安排。這空虛中讀《公羊傳》的想法就強烈起來。手頭暫沒有書籍，但現在讀書不比以前——在我父親讀書年代，想讀一本書，先要買到或者借到這本書，現在有了網路，一切變得便捷許多。即便沒有紙質版的書，電腦聯網很快能扒出來想看的內容。
昨日在網上把《公羊傳》找出來讀了，才明白原來《春秋》裡那麼多“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原來是那樣來的。後人為什麼認為《公羊傳》是撥亂反正，云云，讀了《公羊傳》才若有所悟。把魯隱公在位的十一年讀完又讀了魯桓公十年，覺得該寫點東西。
感覺故事和趣味性沒有《左傳》強烈，但能透過《公羊傳》能看到更多春秋時期禮法。以及能體會到孔子寫《春秋》的迫切感，使命感。
《史記》記載了孔子為什麼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春秋》以及《春秋》對後世的影響。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這也是孔子說“
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的原因。
在《論語》中孔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子認為人來到世間帶著天然的使命感，一定要做出一番事業，其實這一句應該是儒家對人生意義的思考。帶著這樣的使命，孔子要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負，當然了，也正因為他太優秀，而不能實現自己政治抱負。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齊景公怕他把魯國治理強大成為自己對手，所以賄賂季桓子，季桓子放逐孔子於列國。列國因孔子有聖人之才，不敢輕易許其政事，怕他如周文王一樣成就自己偉業，所以導致孔子在列國之間略無所用。不能得用於列國，抱負難道就不能實現了嗎？
《史記》中說：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孔子把一腔情懷傾注在《春秋》之中，在《春秋》文字的基礎上中建立了一個思想意識中的王朝。或者說在魯國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王朝體系，用正道的禮來評判天下之事。後人稱孔子為“素王”的原因可能來源於此。
《春秋》編寫之後，孔子傳於卜商，《史記》中記錄：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贊為新增，讚的古意現在還在用，贊助
。
能不能往《春秋》裡新增句子這個我個人很難考證，但孔子編撰《春秋》是有原則的：
一、常事不書。“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平常者稱乎異。平常所事，春祠、夏礿、秋嘗、冬烝。事之常態，天地無災，民人不飢，國事無常，則不必書寫。
二、魯國之外諸侯國非大惡不書。在《左傳》中僖公二十四年，重耳重返晉國，開闢霸主基業，《左傳》在前後多章濃重書寫。在《春秋》中，只記下“晉侯夷吾卒”。而其實晉惠公夷吾是死在僖公二十三的事情。《左傳》記在二十三年，《春秋》將此事記在僖公二十四年，這也是因為所傳聞異辭的原因。畢竟距離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月份日期都沒有書寫。另外，諸侯死，不告不書。可能當晉侯夷吾死的時候，沒有來告魯國，到了僖公二十四年，晉人來告魯國，晉連死兩君，自隱其惡，只說了晉惠公，沒有言及晉懷公。而對於弒君非禮的惡事，很有必要書寫在《春秋》上。
三、魯國大奸惡事不書。避諱也，君父有大惡，子女必然會有隱諱，人情之理。魯隱公被弒殺，《春秋》只寫“公薨”。魯桓公在齊國被彭生殺害，《春秋》記載：“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
四、諸侯國之大喪事不來告，於魯無禮不書。
孔子的治學態度很是嚴謹，在《春秋》中，因為他的書寫原則，所以用字記錄很少。我認為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的原因是，子夏理解並遵行孔子的理念，以至於《春秋》之記事無所新增，至於遣詞造句，《春秋》用字精當，更無所改。
子夏從孔子那裡接受了《周易》和《春秋》，孔子死後，子夏居西河作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弟子根據他的教授傳了《子夏易傳》和《春秋》。《公羊傳》基本可以看作是子夏及其門人對於《春秋》的解讀，比較準確的闡釋了經旨，即微言大義。
以前讀《左傳》很容易略過《春秋》直讀傳記，今天讀《公羊傳》發現，《春秋》其文辭簡約，旨奧深邃，確實不能刪減一詞。比如隨便在《春秋》中尋找一句。桓公八年最後一句：“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就這一句任何一個字都不能刪減，天子安排祭公到魯國，和魯國之人一起到紀國迎娶王后。原文如果刪減一字，意思就改變了。
注意到，在《左傳》中多處讀到龍，但在《春秋》中沒有見到關於龍的字眼。也可能是《左傳》用了傳說。《春秋》奇異之事不過是鼷鼠食郊牛及日月星相。
正史裡也經常有傳說，《左傳》有，《資治通鑑》有，《史記》也有，舉個例子，就說“趙氏孤兒”吧，這就是個民間傳說，被太史公像小說一樣寫錄在史書之中，後人於是覺得真有其事。和《左傳》一對比，就發現很多問題，屠岸賈這個人名不在經傳之中。以前我對比考證了這段歷史，覺得屠岸谷這個人的名字來源於“欒書”，因為當時欒氏家族勢力很大，在欒氏主政時期，為了排除異己，製造了“下宮之難”斬殺了趙同趙括，除了趙武還是嬰兒，基本滅趙氏之門。引起了民憤，但是民人不敢指名道姓言說欒書，就因其名子，編篡了一個屠岸賈（音古），讀一讀會發現，屠岸谷音近於欒書。TUANGU和LUANSHU仔細拼讀體會一下，民間有高人為了控訴欒書為趙氏鳴不平而編撰的故事。所以屠岸賈就是欒書。太史公根據民間傳聞收錄了這段半真半假的故事當作史料。
在《春秋》最短一章出現在哀公十四年，記了一件令今人稱奇之事：“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其實該年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書寫，但寥落幾字足顯聖人之哀傷。《史記》記載，孔子見獲麟而感嘆“吾道窮矣。”於是罷筆。因為後世之人，從來沒有見過麒麟這種瑞獸，所以猜測聖人用“獲麟”結尾的目的，至今未能詳明。《左傳》到此並沒有擱筆，仍以經傳方式書寫持續到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有人認為孔子去世之後哀公弔唁，子貢惡哀公剛愎自用而厲言刺之，使其忿怒，經所以不能續寫。《左傳》繼續前邊傳的方式記事到哀公二十七年。個人以為，經這種記事方式諸侯國由來久也，至於它的斷絕，則是因為《春秋》明義，王道已備綱常已舉，所以無需延續，亦堪為後世聖王治世準繩。
《中庸》裡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可以認為，孔子所講授的學問也不可遠離人之常情，遠離人之常情的經道，孔子也不會書寫講述。之所以我們現在讀不懂《春秋》是時間久遠，文字記載的方式略有改變，多讀幾遍，設身處地想一想，就能想明白，不讀《公羊傳》，《春秋》是乾巴巴的，無從下口，讀了《公羊傳》《春秋》立馬有了靈魂。是因為領悟不同了。
另外不能盡信於書，後人的解釋能不能說得通，其實就看符不符合人間常理就行了。比如《論語》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人解釋為：學過了再複習不是很快樂嗎？設身處地想一想，學習再複習這有什麼快樂？快樂是學到的東西運用在生活中，比如學了個正骨手藝，一上手就把胳膊斷了的人給接好了，高興嗎？肯定高興。這才是學而時習之得來的快樂。《春秋》所述道理，也當由此驗證。
最後覺得《左傳》和《公羊傳》都值得一讀，不讀《公羊傳》，不明白微言大義說到到底是哪裡。在《左傳》中，開篇鄭伯克段於鄢，後邊簡單的講了一下春秋筆法，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詳細讀來，這一篇不像是左丘明的筆風，倒像後邊君子曰的文筆。估計寫下這句話的人是受了《公羊傳》的影響，畢竟這三部書成書年代相近，後世有人考證，三傳均出自子夏門人。我個人認為《左傳》是一個自孔子時代到漢初之間作者大雜燴，你寫一筆，我加一句，成為今天的樣子，不過裡面經的內容除了後邊三篇有所增加，其他都還如《春秋》原文。是以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