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誣告罪罰最為嚴酷，為何卻導致誣告成風？和當官的有大關係
綜述
中國古代對於誣告犯罪，其刑罰以“反坐”為主。
反坐的意思就是用被誣告罪名的刑罰來懲罰誣告之人
。
由於誣告行為會對統治階級期望的穩定社會秩序造成妨礙和干擾，因此誣告行為便成為歷朝歷代都嚴加防範的罪行之一。
作為我國古代社會一項傳統的法律規則，在明代以前變化較小，但明代法律卻加重了對這一行為的處罰，逐步確立起“
誣告加等反坐
”的立法規則，並且還被清代所繼承。
然而從現存史料中不難看出，雖然明代加重了對誣告犯罪的處罰，但明代卻並未因嚴格的處罰而減少犯罪率，反而誣告犯罪頻頻出現，這是為什麼？
明朝誣告罪法的創新
誣告行為最早在西周就已經開始將其視為一項犯罪。春秋戰國時期，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將誣告視為必須嚴懲的犯罪。
曾子認為“
誣上行私
”是亡國的徵兆，韓非子認為“
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
”。這些都可以說明，在這時候人們對誣告行為就已經非常看重了。
在明之前，有關“誣告”的律條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誣告者本身因犯罪應當受到懲罰，卻又誣告他人
。發生這種情況時，誣告者要承受雙重刑罰，即本身所犯之罪和誣告罪名的刑罰。
另一種情況則是誣告者本身並未犯罪，只是單純地誣告他人
。比如甲誣告乙殺人，那麼當案件被查清時，甲將受到的刑罰是殺人罪的刑罰。
以上兩種情況都能說明“誣告反坐”制度的處理原則，當時還較為簡陋原始，涉及的情況也並不複雜。
而《大明律》中對誣告犯罪不僅有單獨條文加以全面規定，
區分誣告罪數、人數、情況
；
還在獄囚誣指平人、越訴、殺子孫及奴婢圖賴人中對特殊的犯罪情況進行了規定
，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般誣告
首先是無中生有的誣告，
無中生有是指被誣告的人本身沒有任何犯罪行為，誣告者完全屬於無中生有
，陷害他人，這種誣告犯罪的處理原則是加等反坐，又根據誣告所應受的刑罰進行了分類。
比如誣告人答罪要加所誣罪二等；誣告人流徒、杖罪要加所誣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誣告人死罪，所誣之人已殺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
可以看出明代對於誣告犯罪，不再是簡單地反坐刑罰，而是根據不同情況分處以加二等乃至三等的處罰。
其次一般誣告中還有虛實混雜的誣告，
虛實混雜的誣告主要有兩種情況
。
一種是指被誣告者本身有輕微罪行被誣告者知道，誣告者便將其犯罪行為誇大為重罪進行處理；
另一種則是被誣告者本身雖然有犯罪行為，但是誣告者告狀的罪名卻不僅只有這一罪行，而是混雜了其他罪名一起告狀。
對於這型別的誣告罪，處刑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就比較複雜，分為不同的情況。
“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告實，輕事招虛等，但一事告實者，皆免罪。”
“若告二事以上，輕事告實，重事招，或告一事，誣輕為重者，原則性規定是皆反坐其剩。”
從這已經能看出，明朝對於誣告罪做了各種細分，然而這還沒完，還有一些特殊誣告。
特殊誣告
特殊誣告是指犯罪主體具有特殊身份或犯特定罪名，應受特定刑罰的誣告，《大明律》對此做出了單獨規定。
首先，受儒家倫理思想影響，誣告法律之中尊卑關係成為處罰的重要依據之一。
“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但誣告者，絞。”
也就是說，誣告犯罪的原被告之間的特殊關係會影響對誣告罪的定罪處罰，以卑告尊者一般而言是加重刑罰，但以尊告卑者則無需受到刑罰。
其次官吏犯誣告罪的，分兩種情況處理。
一是官吏誣告平民百姓，針對這種情況，明律做出了專門規定，如果官吏的這些行為被視作誣告罪，與百姓的處罰原則一致。
二是官吏之間相互構陷，知法犯法的，不分是否在任，直接判決發配，其處罰要明顯加重。
經濟補償
誣告罪犯除了刑事責任之外，區分受害者的刑罰執行與否的不同情況，還要承擔程度不同的帶有經濟補償性質的民事責任。
對誣告犯罪者進行經濟懲罰可以說是《大明律》最為創新的地方了
。這種民事責任可以分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種是刑罰己經執行，在流配路上花費的費用，誣告人必須償還。第二種則是賠償田宅等固定資產的損失。第三種則是被害人若有因誣告犯罪而死的近親，那麼犯罪者不僅要賠償財產還要“償命”。
另外，如果犯人確實窮困潦倒，無力承擔經濟償時，可以免除經濟責任。
明朝對於誣告處罰有哪些問題？
從上面種種變革都能看出來，明朝對越誣告行為管理有多麼系統化，但其實它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和缺陷。比如我們上文說提到的身份地位會影響刑罰輕重，那麼就會存在很多不公平的情況。
地位影響責罰
中國古代一直堅守貫徹儒家思想，禮法結合的觀念深入人心，因此，親親尊尊的儒家等級觀念在法律中體現得非常透徹，明代更是傳統法律文化的巔峰，其
身份、地位的差距使同罪不同罰成為當時社會常見的現象。
在誣告犯罪中，一方面犯罪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若存在尊卑、親疏等身份關係時，將會明顯影響定罪量刑。
如以卑告尊的，誣告祖父母等直系親屬的，處以絞刑
；誣告尊長的，加三等罪處罰；以尊告卑的，
如長輩對晚輩進行誣陷，不予處罰
。丈夫誣告妻子或妻子告小妾的，減三等罪處罰。
可以說尊長、夫、妻妾之間的尊卑關係在明朝法律的規定中體現得明明白白。
重大案導致犯罪率增加
在明朝，官府治理的重心在影響社會統治秩序的“
命盜
”案件上，民眾對於“
戶婚田士
”糾紛告狀始終受到大量的限制。
為了吸引官府的足夠重視，百姓便將普通的“戶婚田士”糾紛說成“命盜”大案，訴訟的限制促使
百姓自發形成了一套訴訟策略，誇大案情成為常態
，只要不造成嚴重後果，便不會受到嚴懲，反而能達到自己告狀的目的。
因此哪怕是市井矛盾，也能被以“跳殺救命”的案由進行誣告。
百姓告狀不易
在明朝，大部分民間糾紛必須經過裡甲、老人的調解後才可以告狀到官府，如果沒有經過調解直接去告狀，官府不僅不會受理案件，還會處罰告狀的人。
但裡甲、老人並不是官方的司法部門，其處理案件只有調解、申明教義等方式，而且處理結果往往就相當於最後審判了。也就是說，經過老人調解好之後便不能再告狀了。
這種以調解為主的處理方式並不能真正解決百姓之間的糾紛，一旦老人處事不公只會更加激化民眾之間的矛盾。
你以為老人沒調節好，跑去官府告狀就容易了？其實向官府告狀也不容易。
首先百姓之間
關於“戶婚田土”類的糾紛要在專門的時間前去告狀才可能被官府受理
，並且明代嚴禁越訟行為。
其次為了避免訴訟過多導致的結案困難，大部分官府都要求告狀必須有訴狀，一份訴狀的好壞會影響案件受理與否乃至最終的審理結果。這對於基本不識字文化程度極低的普通百姓而言明顯太難。
最後官府還限制告狀人的身份，
比如囚犯、老人、廢疾、婦幼告狀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不能對所有事件進行告狀。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明代雖然加重誣告犯罪的懲罰，實行誣告加等反坐制度，但在這些制度的實施過程中，統治階級的程式、制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盾越來越大，從而導致該制度的目的最終沒能實現，社會上的誣告犯罪也並未被禁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