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東河槽（11）：楊家腦包的原始人類遺址

1927年5月9日，一輛開往包頭的專列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出發。徐炳昶、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等中國學者與瑞典大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開始了長達6年的旅程。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團員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發時與歡送者合影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國為主、與外國平等合作的大型科考團，先後共有團員38人，其中科學家30餘名，中外各半，在中國西北部約460萬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進行了多學科的綜合考察。

正是透過這次考察，丁道衡發現了白雲鄂博鐵礦、黃文弼探查了敖侖蘇木古城，為包頭的工業繁榮及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中國團員在包頭第一次出發工作

左起：丁道衡、黃文弼、詹蕃勳、袁復禮、徐炳昶、白萬玉、崔鶴峰、莊永成

“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中方團長是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的徐炳昶（字旭生），在其《徐旭生西遊日記》中有著這樣的一段記載：

道左有一大村，名開周窯子；右有一小村名老包，後知為鄂博的轉音。老包村後為昨日仲揆所找得的有古器物的地方。仲揆引我們至此，即分路率領學生往北山找尋地質材料。丁仲良隨之前往。我同黃仲良、詹省耕、莊永成往老包村後。途中，我也得了一件石斧。以後跑了一兩裡，分途尋找，很快找到幾件東西。回到老包村大道左，見一老人正在種豆。問他，知道他姓楊，住此村已經七世。現因土匪不靖，他們全不敢在家住，搬到城裡，老包已成空村。我們因為他們房子已空，就要求進去看，希望或者能得到一點風俗的材料。他的房子雖不潔淨，卻還整齊。室中供有福祿壽三星神像。包頭睡土炕。楊老炕上一尺多高，先用紙糊好，後繪兒童於上，頗整肅可觀。畫後用油油一過，故頗堅固不易破損。後知本地便家皆如此。

文中的“開周窯子”，應為如今的開洲窯子。

文中的“老包”，亦稱“鄂博”、“腦包”、“敖包”，本為蒙語發音，意為“堆子”，就是由人工堆成的“石頭堆”、“土堆”或“樹木堆”，舊時遍佈蒙古各地。敖包，最初是道路和境界的標誌，起指路、辨別方向和行政區劃的作用。此後，在蒙古族中又演變為神物，即使在尋常的旅途中，路經敖包都要下馬膜拜。

徐旭生等人所到的楊姓老人居住的老包村，應為如今的楊家腦包。

文中的“仲揆”，就是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清朝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4歲的李仲揆告別父母，獨自一人來到武昌，報考高等小學堂。報名那天，興奮之中的李仲揆竟然把十四歲的年齡誤填到了姓名欄裡，他靈機一動，把“十”字改成“李”字，可名字叫“李四”，也實在是不太好聽。正當此時，他抬頭看見大廳正中央掛著橫幅“光被四表”，受到啟發，就又在“四”的後面端端正正地加了一個“光”字。從此，李仲揆就改名為“李四光”了，取“四面光明”之意。

《徐旭生西遊日記》第一卷的開端有過這樣的記述：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九日，因為要到中國西北方，作科學的調查，受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委託，用西北科學考查團團長的名義，率領團員自北京西直門上火車。團員同行者八人：黃文弼（仲良）、丁道衡（仲良）、詹蕃勳（省耕）、龔元忠（醒獅）、崔鶴峰（皋九）、李憲之（達三）、馬葉謙（益佔）、劉衍準（春舫）；還有瑞典團長赫定博士、郝默爾醫生；從行僕人一：王殿臣；赫定所僱採集人三。同車者有李仲揆先生率地質系學生五、日本地質學生一。

從中可知，李四光先生曾於1927年前來包頭地區進行地質調查。而從前面提及的那句“老包村後為昨日仲揆所找得的有古器物的地方”，又可知，李四光先生乃是包頭地區考古調查的第一人！

如今，李四光、徐旭生等人曾經到過的楊家腦包東側，樹立著兩塊文物保護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