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三國志注》是怎樣的一部作品
有學者曾指出：《三國志》是三國當代人寫當代史，在記載三國曆史的一些史書中，獨有《三國志》可以同《史記》、《漢書》等相媲美。而《三國志注》只在清康煦皇帝時期被列入正史之列。也有學者認為較之論語而比之論語註疏，更有人認為《三國志注》文學性更勝一籌，史評家有微詞也有褒讚，不一而足。
但裴注三國志洋洋灑灑，宏篇鉅製，人物的精氣神采豐滿，文學性觀賞性在三國志之上，由此誕演了平話三國志演義的多個通俗版本，使唐宋元明民間和梨園戲曲行當找到了更多的談資和藝術加工體裁，不得不說這都是裴注的功勞，以致於羅貫中做《三國演義》的指令碼完全是裴注的藝術化文學化復刻和再加工。
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
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下面，來看看裴注三國志的原因和特色：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臣前被詔，使採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從裴氏上表言事中我們可知：
①裴氏奉旨做三國志註疏，（或許這就是人們所說裴注三國志為正史的直接原因，但在宋代《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才是正史）但有人認為因為被選入二十四史部，裴注三國志是正史；中國文化造極於有宋一代，宋時的學究大家，辭章考據泰斗卻沒給予其正史地位，這恐怕是其引用駁雜，正史，野史俱來降低了可信度。
②肯定陳壽因為漢末五經章句教育下的簡便正史地位和審正的史學價值。
③裴氏做志注“上搜舊聞，傍摭遺逸”和補闕，備異、懲妄、辨疑。《上注表》稱：“臣前被詔，使採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在裴松之看來，陳壽對三國曆史的記載因為簡略，並沒有真正地反映當時的社會風貌和生活中的細枝未節，可以透過文學化手法再現歷史。我們看到補註比原著多了2／3，這是裴松之作注的根本原因。
一）：成書年代
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約完成於宋（南朝）元嘉六年（429），其時離開陳壽去世130餘年。作注所引用的資料多為魏晉人著作，且多達200餘種。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二）：作注方法
裴松之對這些引用的資料，按其《上〈三國志注〉表》所述，採取了四種方法：
①“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
②“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
③“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
④“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
懲妄辨疑
懲妄和辨疑就是裴松之對《三國志》及裴注所引眾書中所記載的人、事和名物等進行考辨和評論。裴松之在《三國志·蜀書·董允傳注》中，引用了《襄陽記》的記載後，又說到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也。”
晉陳壽《三國志·魏書· 二十八》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中，裴在作注時對《漢晉春秋》的記載評論到“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史家品評
“少期集註《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一一史評家劉知己
“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一一紀曉嵐《四庫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
“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一一史家陳學誠
三國志成書年代
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三國志》敘事簡要，取材嚴謹，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晉書》卷82《陳壽傳》稱：“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
《晉書》稱陳壽“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陳壽《三國志》敘事簡要，取材嚴謹，問世後即得到時人稱讚，如“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陳壽傳》：“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總結
：
陳壽是以三國歸晉著作郎即歷史學家的身份，按照史學學科的話語權來書寫歷史的。由於所處時代不同，陳、裴二人在文史觀上有著明顯的不同。
一：陳壽是以漢末或者說三國曆史學家的身份，按照史學學科的志書體例來書寫歷史的。由於所處時代不同，陳、裴二人在文史觀上有著明顯的不同。現代史家認為：文學向史學靠攏在魏晉後期抬頭，史學離開經學的束縛而各自走向獨立，顯示了各自學科的分歧，陳壽是按照史學學科的要求來論述東漢末三國史實，力求平實、言語簡略，客觀地將三國那段動盪而複雜的歷史映像出來。
二：裴松之生活在陳壽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基於南北朝時期文學理論及文學觀念猶如“衣冠南渡”的思歸之風，因此他對待歷史的角度或者說視角是魏晉後之士風，因而在其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在注重客觀、真實的前提下，
注人、注事、注家族，依事實或事件之異同、時間之先後採取不同視角展開敘述或論述，力 求 和編纂史書的要求相仿，儘量保持所引資料的原有屬性。並
從文學的角度去揭示這些歷史人物的本色，揭示他們的個性、內涵，反映他們的風度、氣質。
近代研究學者認為：與陳壽原著《三國志》相比，裴注注重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立體化描寫，故對歷史場景和歷史人物進行了生動細緻的刻畫，採用多種文學藝術手法以突出人物的立體特質，將原 本平淡的人物 變得更加豐滿、生動、形象而栩栩如生。從這方面來說，裴注有更多的個人情感，更有魏晉後時風等因素使然。
另外，“治天下者以史為鑑，治郡國者以志為鑑”。治郡國”，是指地方理政，所以陳壽先生以有漢一代政權從極盛到極衰，造成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大勢 的整體史觀為切入點。 把視角回溯到東漢末期，從眾諸侯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到“三國鼎立”再到三國歸晉這段史實。魏晉間乃以郡國分鼎視之東漢三國，即公元220年到280年的這六十年間，事實上存在著三個政權並立的狀態，陳壽是承認這種狀況的，故以魏，蜀、吳三地做《三國志》。
劉知己《史通》：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缺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為志，奚患無文。《正義》亦持此說，言志為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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