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傳》可看出，賦詩言志是春秋時代很流行、很時髦的社會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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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今天看來，《詩經》不過是一部可供閱讀欣賞的古代文學作品，但在春秋時期，人們在典禮上、宴會上，在外交往來乃至日常生活中，將所處的情境與詩句聯絡起來，委婉地表情達意或美化辭令。這在古籍中多有記載，僅《左傳》一書，以詩應對，或談判政治，或稱敘友誼者，就達一百五十餘處。
賦詩言志，儼然成為春秋時代很流行、很時髦的社會風尚。
明志，大約從這裡可以分辨出人物的賢能與否，瞭解到國家的治亂盛衰。
“稱詩喻志”
，可以臧否人物，還能夠觀國家興亡。意義如此之大，所以春秋時期的諸侯卿大夫都是從小就開始學詩，無論是攝職從政的男子，還是待字閨中的少女，也無論是中原各國，還是異族蠻夷，都必須爛熟於《詩》，做到隨時稱引。
在當時，不能賦詩或聽不懂別人賦詩含義的人是被人所鄙視的。《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齊國慶封好田而嗜酒，貪得無厭，又不講禮儀。這一年，他到魯國訪問，坐的車非常華美。孟孫對叔孫說：
“慶封的車，真是華美啊！”
叔孫說：
“我聽說其人之衣著、車馬、佩飾不與其人相適應，必得惡果，光有美車有什麼用？”
叔孫請慶封赴宴，他表現得很不恭敬，叔孫便朗誦了《相鼠》一詩。《相鼠》是《酈風》中的一篇，詩中有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人而無恥，不死何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之句，意思是人活在世上，應該懂得禮儀和羞恥，否則還不如死了，以此來諷刺慶封的不敬與臭美，但慶封卻不知道什麼意思。《昭公十二年》還記載，宋國的華定到魯國訪向，為新即位的宋君通好。魯國設宴招待他，為他賦《蓼蕭》這首詩，這首詩在《小雅》中，就是用於宴會的。
詩中有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語笑兮，是以有譽處兮”
之句，意思是看到對方到來，內心非常高興，飲酒談笑，歡樂而難忘，對華定的到來表示歡迎；詩中還有
“既見君子，為龍（寵）為光”
之句，意思是看到君子的到來，又能陪君子用餐，感到非常榮幸；詩中還有
“宜兄宜弟，氣德壽豈（愷）”
之句，意思是彼此有如兄弟之誼，讚美對方德高壽長；詩的最後兩句是
“和鸞雍雍，萬福攸同”
，意思是祝願未來萬種福澤齊聚共享。魯臣透過詩是又歡迎，又讚美，又謙遜，又祝願，熱烈有加，熱鬧異常，怎奈華定卻一句都不懂，也不賦詩回答。於是昭子很氣憤，並由此評價他說：
“他將來必定會逃亡。因為詩中所說宴會的情誼不懷念，寵信和光耀不宣揚，美好的德行不知道，共同的福祿不接受，他怎麼能夠長於其位呢！”
而在外交的場合，如果賦詩恰到好處，則往往能夠取得預想不到的效果，在融融的氣氛中，化險為夷，化干戈為玉帛。《左傳》記載，衛國侵佔戚的東部邊邑，殺掉晉國成卒三百餘人。於是晉與魯、宋、曹等國在澶淵會盟，討伐衛國，奪回戚田，並攻取衛西部六十個邊邑。衛侯被迫到晉國會盟，卻被盛怒中的晉人抓了起來。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秋七月，齊侯和鄭伯相約到晉國為衛侯求情，晉侯設享禮同時招待他們。晉侯賦《嘉樂》（在《大《漢書●藝文志》上說：
“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之句，以此讚美齊侯、鄭伯具有美好的品德，上受命於天，下降福於民，也以此對他們的到來表示衷心歡迎。然後齊侯的相禮者國景子答賦了一首《夢蕭》，詩中有
“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
之句，齊侯既為衛侯而來，在這樣一個歡樂的氣氛中，希望晉侯能有君子風度，以兄弟之義看待各位諸侯。
鄭伯的相禮者答賦了《緇衣》（在《鄭風》），詩中有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之句，意思是二人一起來到晉國，也能滿意而歸，希望晉侯能看在齊侯、鄭伯的面子上，能夠同意他們的請求，二人將十分感謝。國景子派晏平仲私下對叔向說：
“晉國國君在諸侯中宣傳明明德行，擔心憂患而補正缺失，治理動亂，因此大家才尊他為盟主。現在為了臣子卻抓了國君，怎麼辦呢？”
叔向將這些話告訴了趙文子，趙文子又報告了晉侯。晉侯舉出了衛侯的罪過，派叔向告訴兩位國君。於是國景子賦《之柔矣》，這首詩今本《詩經》不存，《逸周書。太子晉》引《詩》雲：
“馬之剛矣，之柔矣。馬亦不剛，亦不柔。志氣麃廡，取與不疑。”
楊伯峻先生認為：
“當即此詩。”
這裡取其寬政以安諸侯之義，意思是晉侯能寬赦衛侯的罪過，才不失盟主的風采。
子展又賦《將仲子》（在《鄭風》詩中有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之句。義取眾言可畏，意思是如果不放衛侯，恐怕要惹起眾怒，影響晉侯的形象，動搖晉侯的威信。經過幾輪反覆，晉侯終於接受請求，釋放了衛侯。
一個國君被抓，兩個國君求情，可以說矛盾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但這樣-一個矛盾的解決，竟是透過吟誦幾首詩！真是不可思議，但又確實存在！
從這些故事我們可以看到，眾人所賦之詩與詩的本事本義多不相合，而且對於原詩來說，大都是“斷章取義”，只是由於詩中的某章句與所處情況相類，便徑自取來達意，用《左傳》中的話來說就是
“賦詩斷章，餘取所求焉”
（《襄公二十八年》），這是
“賦詩言志”
的一大原則。但是，
“賦詩”
的目的是
“言志”
，表達志意。當時的人都這樣想，這樣做，也這樣看。
再舉一個例子。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晉國的韓宣子到鄭國訪問，鄭伯盛情接待了他。他有一副玉環，其中有一個遺落在鄭國商人手中，他想借此機麼。找回，便請求鄭國的大臣子產幫助。子產沒有同意，認為私人的財產官方出面不好說。於是韓宜子私下查訪，終於找到了下落，意欲帶回晉國。子產又以理相勸，終於使他放棄了這個想法。臨回國，鄭國的六卿為他餞行，他不知玉環之事是否給鄭卿留下不好的印象，便提議道：
“各位請每人賦詩一首，我也以此知鄭國之志。”
於是，嬰齊賦《野有蔓草》，本詩原寫情人不期而遇的喜悅，賦者取詩的最後兩句
“邂逅相遇，與子借臧”
，表達出與對方相見滿足了願望，是人生之樂趣的志意。因而宜子說：“孺子善哉！我有希望。了。”（意思是對方不記此過）然後，子產賦《羔裘》，本詩原為讚美周代貴族的，賦者以此讚美韓宣子，因而韓宜子說：
“我不敢當。”
子大叔賦《褰裳》，這是一首情歌，賦者取其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之句意。宜子說：
“起在此，敢至於他人乎？”
子游賦《風雨》，取其
“既見君子，雲胡不喜”
之句意；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
“洵美且都”
之句意，表達喜歡宜子之志；子柳賦《籜兮》，取其
“倡予和女”
，言將追隨宣子之志。宣子聽完各人所賦之詩，高興地說：
“鄭國差不多要強盛了吧！幾位大臣用國君的名義賞賜我，所賦的詩又不出鄭國之外（六人所賦之詩均在《鄭風》），又都是表示友好的。幾位大臣都是傳到幾世的大夫，可以因此而不再畏懼了。”
於是賦《我將》（在《周頌》），取其
“日靖四方”、“我甚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等句意，祝惠鄭國及六卿將得到天的福祐。鄭六卿拜謝。
在諸侯爭霸、戰亂頻仍的春秋時代，賦詩言志為血腥的政治鬥爭蒙上了一層文質彬彬的溫柔色彩，也算是中國詩歌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觀。而從賦詩言志的形式來說，這是否就是後來文人飲酒賦詩、互相唱和的濫觴呢？只不過後代賦詩大部分是自己做詩罷了。
我是“芹芹講歷史”，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