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啟榮教授訪談錄（一）：早年經歷

周啟榮教授是研究明清思想文化史的著名學者。他早年畢業於香港新亞研究所，師從於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嚴耕望諸先生。碩士畢業後赴美留學，獲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博士學位，導師為著名中國近代史專家劉廣京教授。現為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歷史系、東亞系教授，斯普洛克博物館館長，曾當選美國中西部亞洲研究會主席。周啟榮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書籍史。主要專著有

The Rise of Confucian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4，中文版《中國帝國晚期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倫理、經學與宗族》，《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叢刊》，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 2004，中文版《早期近代中國的出版、文化與權力》（商務印書館，待出）、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印刷與書籍文化》（加州大學出版社，2004）、《想象儒學的邊界：儒家學說、文字與詮釋的轉變》（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9）、《近代東亞民族國家性的構建》（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1）、《現代中國的國家、現代性與文化生產：超越“五四”正規化》（萊剋星敦圖書公司，2008），並發表多篇有影響的論文。

兩年前在周啟榮教授訪問山東大學期間，筆者率弟子對周教授進行了訪談，以下將分期發表訪談錄，以饗讀者。

何：

周教授，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邀請。可否請您先談談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和求學經歷？

周：

1951年我在香港出生。我家住在西環，在港島的西邊。我家有五個兄弟姐妹，我排行第四。但是有兩個哥哥夭折了，所以實際上我是排第二，但我妹妹還是叫我四哥。我家在當時算是比較窮的。我父親是專業救護員，在香港，救護車附設於消防局。雖然我父親有政府的工作，收入比較穩定，但一家有這麼多小孩，還是不夠開銷。我父親有段時間就開了一個裁縫店，給人家裁衣服，不知道他怎麼學會做西裝的，後來我媽媽也學會做。救護車是24小時工作，一上班就是一天，然後回來休息一天。我父親休息時，就去店裡面做裁縫。所以我小的時候，都是姐姐照顧我。大概1962年的時候，我父親所在的消防局建了新宿舍，我們就搬到北角。很快我就上中學了，叫培中中學，是一所私立英文學校，除了中文、中國歷史，其他都是用英文授課的。

我其實從小對學習沒有太大的興趣，大概16歲的時候就喜歡上了音樂。因為讀的是英文中學，所以聽的是英文歌，我從那個時候就喜歡英文流行歌曲，後來又學了吉他，跟鄰居幾個朋友搞了一個樂隊。那個時候最流行的是英國的披頭士（Beatles）樂隊。披頭士的主音歌手與節奏吉他手（rhythm guitarist）名叫約翰·列儂John Lennon，而在樂隊裡我也是主音歌手和節奏吉他手，所以自己取了個英文名，Johnny，以示他是我的偶像。16歲到18歲的時候，興趣都在彈吉他、唱歌這方面，對讀書沒有太大興趣。但是到了大概中四［1］的時候，我發覺不能這樣繼續下去，我必須努力讀書。為什麼對學習發生興趣呢？因為放暑假的時候，我母親讓我去找點事做，賺點零花錢。我就找到一個工廠，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6點。這個工廠做一種冰壺，出口到美國，是喝酒時放冰塊用的。冰壺的外形是歐洲中世紀武士的頭盔，是金屬的，裡面有一層是塑膠。我做的工作只是上一顆螺絲，把塑膠層固定在金屬殼上。工作非常枯燥，上班的時候就不停地看時鐘，度日如年。後來我覺得不能過這樣的生活，我一生不能這樣在工廠裡度過，因此決志今後要努力讀書。我從中四開始發奮讀書。畢業之後，就考當時英制的大學升學考試（matriculation），成績不是太理想，我就上了浸會學院，那個時候它還不是大學，採用美國的四年學制。我是1973年入學的，那個時候浸會還沒有歷史系，叫史地系，歷史跟地理兩個學科合在一起。我進去的時候，黃兆強已經在浸會就讀了，他後來去了臺灣東吳大學歷史系當教授。他比我早一年入學，由於我有matriculation 的資格，三年便可以畢業，所以我與黃兆強同一屆畢業。1976年畢業後，我就考入了新亞研究所。

從浸會學院畢業時與父母合影

念大學的時候，除了經濟我對什麼學問都有興趣，尤其是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常常逛書店，什麼雜七雜八的書都買了。進新亞研究所之前，我就關注了港臺學者之間的筆戰，徐復觀先生跟臺灣的自由主義學者經常打筆戰。我看徐先生的論文都非常精闢有力，論點清晰，分析鞭辟入裡，論證嚴謹合理，邏輯性強，我覺得每次筆戰都是他贏了！我非常佩服他，所以我去新亞研究所是想跟他讀書的。那個時候我對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沒有太多的認識，因為他們兩個都在哲學界，我當時的興趣是歷史。1976年入新亞研究所，聽徐復觀先生、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幾位大師的課。唐先生那時已經生病了，課上了一半就停了。我在新亞聽徐復觀先生的課最多，聽過《史記》、《漢書》還有《文心雕龍》。徐先生的學問是很廣的，從哲學到歷史，政治到藝術。他寫過《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中國藝術精神》，見解獨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言！現在很多學者對徐老師的著作不夠重視。但是我的碩士論文最終卻沒有請徐先生來指導，為什麼呢？因為我當時對歷史哲學、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有興趣。我也喜歡看余英時先生的思想史論著。我跟徐先生說，我想寫章學誠的史學思想。他說不要寫，因為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徐先生說這個是錯誤的觀點。我想來想去，如果跟他讀，我研究的結論如果他不同意，那肯定過不了，就算過了，也肯定不是自己的看法。所以最終沒有選擇請他當論文導師！

青年時期懷抱吉他與朋友們在一起

何：

為什麼徐先生認為六經皆史不正確？

周：

因為徐老師認為六經是經，不是史，經的地位高於史，它有孔子的思想在裡面，所以不是一般的史學。我想來想去，就決定不跟他了。當時新亞其實有不少有名的學者，比如說經濟史有全漢昇，哲學有牟宗三、唐君毅等。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夠聰明，很多時候聽不懂他們講的哲學。所以決定還是繼續研究歷史，但當時我對經濟史沒有興趣，對思想史情有獨鍾，最後選擇跟了史學大家嚴耕望先生寫論文。嚴耕望先生研究兩漢到隋唐的政治制度史和歷史地理，他非常嚴謹，所以就跟了他。但在當時，制度史、歷史地理都不是我喜歡的研究領域。後來找到一個嚴老師認可的題目，寫了一篇題為《魏晉南北朝僧徒講授外學》的論文。所謂外學就是指非佛家的學問，外學最重要的莫過儒家。具體的例子就是慧遠，他在佛寺裡面講《孝經》，當時我覺得很奇怪。但其實在魏晉南北朝的佛寺裡面，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這個研究對我以後對中國各宗教之間的競爭、融合的發展特徵的認識有很重要的啟示。我的碩士論文寫完了有個結論，嚴先生說這個不是結論，是餘論。他覺得證據不夠，所以我就改了。這一個例子，說明嚴先生治學是非常嚴謹的，而嚴謹不但體現在論證的過程裡，同時體現在作者用以表達觀點的文字選擇上面，體現了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學術原則。

1978年我從新亞畢業了，但我是1979年才去美國讀博士的。其實我以前沒有想過要到外國去唸書的理想或計劃，讀博士更不用說了。但後來在新亞的時候，知道有一些著名學者都是新亞研究所的師兄，後來去了美國，例如杜維明、陳啟雲。余英時雖然不是新亞研究所的學生，但與新亞學術傳統有很密切的關係。陳啟雲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當教授，他研究的是漢代的荀悅。也有一些學長去了法國，例如廖伯源，做秦漢史的。他從法國回來，就去了臺灣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這些學長都出國念博士，所以我就有了申請到美國去讀博士的想法。那個時候我對美國的漢學界一點都不瞭解，就隨便申請了幾家，加拿大也申請，結果後來劉廣京先生收了我。我還記得我那時申請入學需要遞交一份英文論文樣本（writing sample）以供審閱。我沒有現成的英文論文，需要把一篇文章翻成英文，我就連夜趕工，差不多到天亮才譯完。我是在浸會的時候，讀到余英時先生的一篇比較中西史學理論的文章，他把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跟章學誠的史學思想作了比較。在餘先生的筆下，他們兩個的思想非常相似。但是我覺得餘先生說的這種相似度過分了，不合理，我就逐一批駁他的觀點，分析為什麼他們的思想只是表面相同而實質上有重大的差異。我就把這篇文章翻譯了，作為writing sample發給劉廣京先生。可能劉先生就是因為這篇文章把我錄取了。這篇文章我好像還有稿子，但沒發表，因為畢竟也不是很成熟的，但我覺得還是能指出餘先生該論文的一些問題。

何：

這是在浸會學院就讀期間寫的一篇文章？

周：

在浸會學院的時候，史地繫有個章群老師，講授中國史學史。我修他的課，就寫了這篇文章。浸會學院很多課是中文的，也有一些是用英文講的，主要看老師的要求。在浸會的時候，我還修過劉家駒、羅炳綿等學者的課。

何：

您從浸會學院申請新亞研究院的時候，一開始是不定導師的對吧？

周：

對。

何：

您一開始申請新亞研究所，主要是奔著徐復觀先生去的，後來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嚴耕望先生，他就算是您的碩士研究生導師了吧。另外，您剛才談選了徐先生的《史記》、《漢書》、《文心雕龍》幾門課，那麼選了牟先生、唐先生什麼課？

周：

選了牟先生的《佛性與般若》。唐先生應該是《中國哲學通論》之類的。在新亞的時候，頭兩年是比較忙的，上午要教書，下午去新亞修課、寫文章，晚上還要學法文。1976年我從浸會學院畢業後，就開始當全職的中學老師，所以是一邊教書一邊唸書。我去新亞研究所的時間很有限，除了寫論文的時候在圖書館，上完課我就走了。所以去老師家或者參加同學聚會都比較少。我1976年到1979年都在新法書院當中學老師，教英文和世界史。我講課的時候逼自己用英文，我覺得我要去國外讀書了，需要提升自己的英語水平。

［1］當時香港的中學沿襲英國教育制度，中學要讀七年：初中三年（中一至中三），高中兩年（中四至中五），大學預科兩年（中六至中七）。然後才能升讀三年制的大學。

作者簡介

何朝暉，歷史學博士，現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獻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明史、版本目錄學、書籍史。著有《明代縣政研究》、《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譯著）、《書史導論》（譯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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