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鴻生：宋代廣州蕃長辛押陁羅事蹟
巴豆和紫藤是一種植物嗎
宋代是市舶貿易的黃金時代。作為中國頭號舶市的廣州，在阿拉伯海商中享有“廣府”（Khanfu）的盛名。香藥集散於此，蕃商也寄寓於此。唐代在廣州設定的蕃長，到宋代獲得充分發展的機遇，並出現典型人物辛押陁羅。這名來自波斯灣的阿曼富商，亦貢亦賈，政教合一，商學並舉，體現了蕃漢跨文化貿易的顯著特徵。本文對其入華之後的事蹟略加考述，雖有集腋之勞，未必有成裘之功。區區之意，只在透過為“廣州蕃長”造像，把“海上絲路”的泛論，還原為具體的人物研究。
一、南海航程與蕃商“住唐”
自漢武帝以來，南海道長期被看作“遣使貢獻”的貢道。貢使、僧徒和海商，接踵而來，互通有無。經過長達千年的拓展，到唐代中期以“廣州通海夷道”之名出現，才具有豐富的地理內涵。宋代的海外交通，是沿著這條中世紀的著名國際航路展開的。其東西走向，是從廣州啟碇，到溽洲放洋，經屯門山、七州列島、馬六甲海峽，越印度洋，入波斯灣，直抵東非海岸。沿途所經的山、洲、城、國，共有百餘處之多。航程如自西徂東，必經下列三大貿易港：
1。 沒巽，又譯“勿巡”，是辛押陁羅的故鄉。位於波斯灣西側，今阿曼的蘇哈爾港。“在中世紀時期，阿曼不僅在海灣地區具有航海、文明的優勢，而且在整個東方的海域都留下了它那快捷的帆影。阿曼人也不僅僅侷限於到東非沿岸的有秩序的航行，他們還涉足遠東，在印度和中國沿海地區留下了幾個阿拉伯人聚居點（引者按，指廣州和泉州的‘蕃坊’），阿曼人在那裡傳播了伊斯蘭教。”
2。 故臨，又譯“俱藍”，即印度半島西南的奎隆。“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中國舶商欲經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3。 三佛齊，位於蘇門答臘東南部。“大食諸蕃所產，萃於本國。蕃商興販用金、銀、瓷器、錦綾、纈絹、糖、鐵、酒、米、幹良姜、大黃、樟腦等物博易。其國在海中，扼諸蕃舟車往來之咽喉，古用鐵索為限，以備他盜，操縱有機，若商舶至則縱之。”三佛齊是著名的轉運中心，“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入中國。其他占城、真臘之屬，皆近在交阯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闍婆之半，而三佛齊、闍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
南海航程處於印度洋的季候風區，因此，宋代往來中國的商舶，必須靠季候風航行。其規律是夏來冬去：“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風。來以五月、六月，就南風。”候風期約半年，“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市舶貿易的季節性，“住唐”候風的必要性，逐步形成蕃商聚居的社群，於是所謂“蕃坊”在廣州應運而生。“蕃坊”之名，首見於唐人房千里《投荒雜錄》，此書撰於文宗太和年間（827~835），可知9世紀初期，蕃客寄寓已經成為廣州一種新的風尚。此風到11世紀中期大盛，按其歷史地位而言，似乎可以稱為廣州蕃坊的辛押陁羅時代。
二、“蕃長”的起源和職權
唐代“廣州通海夷道”的開拓，加強了印度洋區域與南中國海的經濟聯絡，使廣州的市舶貿易日益繁榮。8世紀中期，詩人杜甫已用“海胡舶千艘”之句概括了廣府舶商雲集的盛況。同時代的僧人行紀，也留下了可供印證的直觀實錄。天寶九年（750），鑑真和尚路過廣州，目睹“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大石”即“大食”，指阿拔斯王朝統轄下的阿拉伯國家，主要分佈於兩河流域和波斯灣。
種類龐雜的蕃商，在廣州並不是群龍無首的。正如陸路入華的“興生胡”有商主（音譯“薩寶”）一樣，海路來廣的“海胡”也有號稱“蕃長”的頭領。開元二十九年（741）的“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伊習賓”，就屬於這類頭面人物。“蕃客大首領”的規範化名稱為“蕃長”，首見於《唐國史補》卷下：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有蕃長為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腳，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者。
從上引的簡略記述中，可知在唐代市舶使監管下，蕃首之責涉及督促蕃舶完納下碇稅、遵守舶來珍異物品“禁榷”（官專賣）的規定，以及追究蕃商的貿易欺詐行為，等等。至於歷史文獻對蕃長職權的詳確介紹，則到北宋時代才出現。“廣州蕃長”的全稱，首見於宋淳化四年（993）大食舶主蒲希密的報告：“昨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詔諭，令入京貢奉，盛稱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商，阜通遠物。”可知招商引貢，責在蕃長。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1106），朱彧隨父宦遊廣州，寫下了一段親身的見聞：
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為之，巾袍履笏如華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縛之木梯上，以藤杖撻之，自踵至頂，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蓋蕃人不衣褲袴，喜地坐，以杖臀為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
佚名的阿拉伯人著作《中國印度見聞錄》（撰於回曆237年，即公元851年），也為廣州蕃長的行政職能和宗教職能提供了佐證：
商人蘇萊曼（Solaiman）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廣州，中國官長委任一個穆斯林，授權他解決這個地區各穆斯林之間的糾紛；這是照中國君主的特殊旨意辦的。每逢節日，總是他帶領全體穆斯林作禱告，宣講教義，併為穆斯林的蘇丹祈禱。此人行使職權，做出的一切判決，並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異議。因為他的判決是合乎正義的，是合乎尊嚴無上的真主的經典的，是符合伊斯蘭法度的。
這兩段中阿歷史資料，雖不同時，卻具有歷時性的價值，可供互補互證。開元二年（714），市舶使出現於廣州，標誌著市舶制度的興起，屬於盛唐氣象之一。應運而生的蕃長，被賦予“管勾蕃坊公事”和“招邀蕃商入貢”兩大任務。他並非由蕃商推舉，而是“中國官長委任”的社群官吏。嚴格來說，蕃長既非蕃官，也非漢官，而是“照中國君主的特殊旨意”而設的“漢置蕃官”。因此，服飾上，“巾袍履笏如華人”；許可權上，沒有“鞫實”審判之權，只有“行遣”懲罰之責。其獨特性十分明顯，不僅與近代洋人在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權”大異其趣，與荷屬東印度名為“甲必丹”的華人港主也不可相提並論。唐宋時代廣州的蕃長，既是行政官員，又是宗教領袖（伊斯蘭教），具有政教合一的法權特徵。他們既然是來自大食帝國的蕃商首領，就難免被打上“哈里發”行政體制的烙印了。本文考述的辛押陁羅事蹟，按其名稱、身份和功業，堪稱“跨文化貿易”時代的人物典型。以下諸節，對歷史的碎片略加整合，是把“蕃長”從概念變成實體的初步嘗試。
三、辛押陁羅入貢及授官
在宋代市舶史上，辛押陁羅猶如天方來客，起初是以阿拉伯貢使身份出現的。從入貢到授官，是他舶商生涯的一大關鍵。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四月五日，“大食勿巡國遣使辛毗（押）陁羅，奉表貢真珠、通犀、龍腦、乳香、珊瑚筆格、琉璃水精器、龍涎香、薔薇水、五味子、千年棗、猛火油、白鸚鵡、越諾布、花蕊布、兜羅綿毯、錦襈、蕃花簟”。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朝廷下詔嘉許：“大食勿巡國進奉使辛押陁羅辭歸蕃，特賜白馬一匹、鞍轡一副。所乞統察蕃長司公事，令廣州相度。其進助修廣州城錢銀，不許。”
上引史文，除“助修廣州城”一事另立專節討論外，其餘有關國名、人名、官名和貢品，逐一釋證如後。
（一）國名
“勿巡”又作沒巽，波斯灣蘇哈爾港，波斯語稱為Mezoen，今屬阿曼，即宋代“甕蠻”。其風土物產，宋人已略知悉：“地主纏頭，繳縵不衣，跣足；奴僕則露首跣足，繳縵蔽體。食燒麵餅、羊肉、並乳魚菜。土產千年棗甚多，沿海出真珠，山畜牧馬，極蕃庶。他國貿販，惟買馬與真珠及千年棗，用丁香、豆蔻、腦子等為貨。”
（二）人名
辛押陁羅作為大食屬國的進奉使，其名稱當應源於阿拉伯語，可能就是Shaykh ‘Abdullāh（謝赫·阿卜杜拉）的音譯。其對應的音節，似可比擬如下：辛（謝赫）、押（阿卜）、陁（杜）、羅（拉）。“謝赫”即“長老”，是穆斯林對教內長者的尊稱。所謂“辛押陁羅”，其實就是“阿卜杜拉長老”。由長老出任貢使，說明入宋的勿巡使者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徵。
（三）官名
宋朝對辛押陁羅授官，不止一次，既有實職，還有散官。前引神宗詔令，有“所乞統察蕃長司公事，令廣州相度”之句，《宋史·大食傳》作“詔廣州裁度”，即由廣府安排他出任“蕃長”的實職。此外，為了對這位進奉使表示嘉勉，辛押陁羅還被授予“將軍”頭銜，任命書《辛押陁羅歸德將軍勅》是由大學士蘇東坡草擬的，全文如下：“勅具官辛押陁羅，天日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遠，靡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琛幣，開導種落，歲致梯航，願自比於內臣，得均被於霈澤，只服新寵，益思盡忠，可。”按，“歸德”一名，使用甚早。北魏洛陽城南，為安置歸化之民而設定的四夷裡，已有“歸德里”之稱。唐貞元十一年（795）正月十九日正式設定“歸德將軍”，以授蕃官。北宋前期沿襲唐制，“歸德將軍”附於武散官二十九階之第五階，授蕃官，從三品。可知，廣州蕃長辛押陁羅，是兼有散官和實職兩重身份的。
（四）貢品
據前引的貢品名單，可知種類繁多，來源不一。其中真珠、龍腦、乳香和千年棗，均為辛押陁羅故國方物，可以無疑。除此之外，則多為沿途採購的馬來群島物產。屬於家居用品的席子，原不足以入貢，但“蕃花簟”卻是爪哇島國丹戎武囉的特產：“山產草，其狀似藤，長丈餘，紋縷端膩，無節目，名曰椰心草。番之婦女採而絲破，織以為簟，或用色染紅黑相間者曰花簟，冬溫而夏涼，便於出入。”貢品中唯一的活物白鸚鵡，也是南海珍禽，早在唐代已經成為後宮寵物。“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玄宗）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幃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後來這隻“雪衣女”被鷹搏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為立塚，呼為鸚鵡塚”。像這樣的慧鳥，當然也是宋代宮廷樂於接受的。白鸚鵡能言，但所言何語，如果不是漢語而是蕃語，那就要勞太監或宮女重新調教了。不然的話，即使是貢品，也會像朱彧一樣掃興的：“餘在廣州，購得白鸚鵡，譯者盛稱其能言，試聽之，能蕃語耳，嘲晰正似鳥聲，可惜枉費教習，一笑而還之。”
趙宋一代，致力於招徠遠人，旨在增加歲入。貢使受到禮遇，原是情理中事。但宋廷對其授官願望，並非有求必應，而是區別對待的。下列一事，足以為證。熙寧六年（1073）十月五日，“大食陁婆離慈進奉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陁婆離慈，表男麻勿將貢物，乞賜將軍之名，仍請以麻勿自代。詔蒲麻勿與郎將，餘不行”。較之“歸德將軍”辛押陁羅，蒲陁婆離慈父子，確實大不如人。“郎將”是無定員的低階散官，談不上多大體面。他們與辛押陁羅相比，雖然也是“大食”的臣屬，並進奉國貢物，但卻欲求“將軍”頭銜而不可得，顯然是業績欠佳。那麼，辛押陁羅又有何德何能呢？前引蘇東坡所擬的神宗勅文，已列舉出“嘗詣闕庭，躬陳琛幣，開導種落，歲致梯航”四項，顯然就是這名蕃官致身通顯的原因。下面將進一步探討辛押陁羅在廣州蕃長任期內的事功，特別是他對設定蕃學所做的貢獻。
四、辛押陁羅與“西城”和“蕃學”的修建
11世紀中期的廣州，並不處於河清海晏的年代，儘管市舶貿易興旺，但也經歷過嚴酷的戰火。皇祐四年（1052）四月，廣源州蠻首儂智高起事，率眾七千多人，圍困廣州近兩個月，不克而去。至次年五月，狄青在歸仁鋪擊潰了儂智高的隊伍，廣州才轉危為安。
儂智高圍攻的廣州，是一座臨江而築的子城，無左右輔翼，勢孤防弱。城郊民戶，也毫無屏障，唯有逃散而已。經此一役之後，當地官府力求亡羊補牢，除加固子城城垣外，又向兩側擴建，遂成“廣州三城”。其中東城修建於熙寧二年（1069），面積只有四里，地基為古越城廢墟。西城修建於熙寧四年（1071），周十三里，蕃漢雜居，共開七個城門。面向珠江的東南四門依次命名為“航海”“朝宗”“善利”“阜財”，反映出追求市舶之利的社會心理。辛押陁羅“助修廣州城”之“城”，指的就是西城。據現代學者研究，西城四至如下：“西界即和今天西濠相當。南界即和玉帶濠相當。東界與西湖相當。北界與天濠街相當。”與子城和東城相比，西城風情，別具一格。這裡是“蕃坊”（又稱“蕃巷”）的所在地，“蕃塔”（光塔）高矗，猶如城標。還有粵樓一座，立於大市，高五丈餘，下瞰南濠，氣象雄偉，是廣州知府程師孟標榜與民“共樂”的政績工程，觀其所作《題共樂亭》一詩，即知寓意所在：“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猶見外夷情。”“碧玉城”雖屬誇飾之詞，但“外夷情”中確實有辛押陁羅一份心意，則是於史有徵的。至於宋神宗沒有批准他的贊助，大概是因為修城屬官方市政建設，不宜“外夷”插手。
為外族立學，是宋代文教設施的創舉，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廣州辦蕃學，也是程師孟任期內的事。辛押陁羅助修西城受阻，但置蕃學的願望卻實現了。蕃長與蕃學結緣，是值得後人回顧的。
熙寧七年（1074）程矩撰《學田記》雲：
郡人試將作監主簿劉富，居一日，趨拜（程師孟）墀下曰：“富有負郭不腆之土，而廩庾居舍卒，嘗改治之，總其直與廢，為錢百五十萬，乞資於學官。”懷化（歸德）將軍卒（辛）押陁羅，亦捐貲以完齋宇，復售田以增多之，其數亦埒富之入；且願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群處講學，庶太平德澤，無遠邇之限也。夫厚藏之人，錐刀之末，何嘗憚而不爭之；至有以死生罪福，誇說脅誘，則胠篋探囊，未嘗為之憾恨，豈有意於儒者之聚歟？然於是也，非狃陶教誨而輒悟道哉？夫聖賢之道，雖充足於己，而油然樂於胸中，必恃食以生。始公以圭田之收，繼生員之給，今有不待戒告而願贍其用，是可語於善也。
廣州官學從草創到完善，得力於蕃漢富戶共襄盛舉。劉富其人，出身南海縣鄉貢進士，並有出使海外的經歷。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九〇載，劉富曾“齎詔賜真臘國王，及管押本國貢物上京。中書初未曾擬賞，而令客省發歸本路。上（神宗）批：昨朝廷以交蠻犯順，令廣州選募富往真臘國宣諭。聞往來海上，亦頗勤勞，可量與酬賞”。可知劉富之“富”，也與海外貿易有關。辛押陁羅為教育“蕃俗子弟”，甚至不惜變賣田產，置別舍於官學齋宇之側。如此苦心孤詣，究竟成效如何呢？到了大觀二年（1108），廣州蕃學確實已經上了正軌。請聽一位“廣州蕃學教授”的評價：
前攝賀州州學教授曾鼎旦言，切見廣州蕃學漸已就緒。欲乞朝廷據南州之純秀練習土俗者，付以訓道之職，磨以歲月之久，將見諸蕃之遣子弟仰承樂育者相望於五服之南矣。詔曾鼎旦充廣州蕃學教授。其應合行事件，並依也。
蕃學就緒，教授到位，贊助人辛押陁羅可以無憾矣。
五、辛押陁羅和香方分析
宋代廣州的市舶貿易，儘管“舶來品”的結構相當複雜，但以香藥為大宗，故有“廣通舶，出香藥”之說。原生態的香藥，進口後還要加工，包括鑑定、保藏和配製，這樣便促使廣州出現了“和香人”的新行業。著名的“吳宅心字香”，就是番禺人吳興在淳熙年間（1174~1189）配製成功的。
制香的技術規範來自“和香方”。內中開列香種、分量、火候、劑型等項，像藥方一樣。傳世的辛押陁羅和香方，是宋代香譜中的外來文化，頗具分析的價值。抄錄如後：
辛押陁羅亞悉香
沉香（五兩） 兜婁香（五兩） 檀香（三兩）
甲香（三兩，制） 丁香（半兩） 大石芎（半兩）
降真香（半兩） 安息香（三錢） 米腦（二錢白者）
麝香（二錢） 鑑臨（二錢另研，詳或異名）
右為細末，以薔薇水、蘇合油和劑，作丸或餅，爇之。
此方以植物香為主，動物香微量。主劑用香十一種，和劑用香兩種。劑型為丸或餅。按其基本成分而言，應屬海藥本草之列。現分主劑、和劑兩類，略釋諸香的性狀和用途。
（一）主劑
1。 沉香——樹脂凝結而成，氣味馨鬱，是著名薰香料，又名沉水香。“沉香入水即沉，其品凡四：曰熟結，乃膏脈凝結自朽出者；曰生結，乃刀斧伐僕膏脈結聚者；曰脫落，乃因木朽而結者：曰蟲漏，乃因蠹隙而結者。生結為上，熟脫次之。堅黑為上，黃色次之。角沈黑潤，黃沈黃潤，蠟沈柔韌，革沉紋橫，皆上品也。”經海路入廣的沉香稱“舶香”，與海南黎峒的“土沉香”不同：“舶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帶木性，尾煙必焦。”
2。 兜婁香——“兜婁香出海邊國，如都梁香。亦合香用，莖葉似水蘇。”
3。 檀香——檀香在宋代，是闍婆和三佛齊的特產。“其樹如中國之荔支，其葉亦然，土人斫而陰乾，氣清勁而易洩，爇之能奪眾香。色黃者謂之黃檀，紫者謂之紫檀，輕而脆者謂之沙檀，氣味大率相類。樹之老者，其皮薄，其香滿，此上品也。次則有七八分香者。其下者謂之點星香，為雨滴漏者謂之破漏香。其根謂之香頭。”檀香在宗教上是著名的供香，也是理氣之藥。留香持久，在諸香和合時，能起定香作用。
4。 甲香——甲香即螺掩，為螺殼口之圓片狀物，由螺足部表皮分泌物而成。《南州異物志》曰：“甲香大者如甌面，前一邊直才長數寸，圍殼岨峿有刺。其掩雜眾香燒之使益芳，獨燒則臭。一名流螺。諸螺之中，流最厚味是也。其蠡大如小拳，青黃色，長四、五寸。人亦啖其肉，今醫方稀用，但合香家所須。”方中對三兩甲香附加“制”字，指經酒蜜煮制後才可和合。
5。 丁香——其狀似“丁”字，因此為名，或稱雞舌香。“三月、二月開花，紫白色。至七月方始成實，大者如巴豆，為之母丁香；小者實，為之丁香。”一說其花蕾之乾製成品名為丁香，而其果實之乾製成品名為丁香母。味芬芳，能正氣，治口臭，止心腹痛。
6。 大芎——《本草衍義》稱：“芎，今出川中，大塊，其裡色白，不油色。嚼之微辛，根者佳。他種不入藥，止可為末，煎湯沐浴。此藥今人所用最多，頭面風不可缺也，然須以他藥佐之。”
7。 降真香——一名紫藤香，形似雞骨，又名雞骨香。俗傳舶上來者為“番降”。“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國，其香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特美。入藥以番降紫而潤者為良。”方中所用降真香，當為“番降”。
8。 安息香——樹脂，狀若桃膠。“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闢眾惡。”此香是著名薰香，暢達心脾，行氣活血。
9。 米腦——又名腦子，龍腦香之一。固體凝脂，氣芳烈，揮發力極強，有通竅散血之功。“土人入山採腦，須數十為群，以木皮為衣，齎沙糊為糧，分路而去。遇腦樹則以斧斫記，至十餘株，然後裁段均分，各以所得，解作板段，隨其板旁橫裂而成縫。腦出於縫中，劈而取之。其成片者謂之梅花腦，以狀似梅花也。次謂之金腳腦。其碎者謂之米腦。碎與木屑相雜者，謂之蒼腦。”
10。 麝香——又名麝臍香，是從雄性麝鹿肚臍和生殖器之間的腺囊內提取的粒狀晶體。《藥性解》雲：“麝香為諸香之最，其氣投入骨髓，故於經絡不所不入。然辛香之劑，必須損耗真元，用之不當，反引邪入髓，莫可救藥，誠宜謹之。”合香中不宜多用，故方中特標出微量“二錢”。
11。 鑑臨——此物須“另研”，附註“詳或異名”，待考。
（二）和劑
1。 薔薇水——又稱古剌水，是波斯語Gulab的音譯。大食薔薇水在宋代享有盛名：“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為甑，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採屢蒸，積而為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數十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爾。”方中的和劑，當為“大食國真薔薇水”，不會是五羊仿製品。
2。 蘇合油——蘇合油與蘇合香是二物，不可混為一談。“廣州雖有蘇合香，但類蘇木，無香氣。藥中只用有膏油者，極芳烈。大秦國人採得蘇合香，先煎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者，不大香也。然則廣南貨者，其經煎煮之餘乎。今用如膏油者，乃合治成香耳。”蘇合油曾訛傳為“獅子屎”，實則是植物性香油。
以上各種成分，經和合而成“辛押陁羅亞瑟香”，無論是香丸還是香餅，均非口服藥物，而是專供燻熱的養生怡神之香。
六、辛押陁羅的遺產糾紛
蕃商的遺產繼承問題，也是市舶貿易中人際關係的大事。唐宋時代，屢有此類案件發生。從以下兩個例子即可看出問題的複雜性。
《新唐書》卷163《孔戣傳》載：“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寬限處理，就算德政了。
《癸辛雜識》續集卷下又有具體案例：“泉南有巨賈南蕃回回佛蓮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癸巳歲殂，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貲，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許人告首隱寄債負等。”女少無子，即為“絕戶”，家貲就被充公了。
較之以上案例，辛押陁羅“住唐”更久，家產更大，散官級別也更高，其遺產如何繼承，自然引起公私雙方的共同關注。由於涉案多人，而又不是在廣州而是直上汴京（開封）起訴的，因此，辦案經過頗有周折。蘇轍在《辨人告戶絕事》文中備記其事如下：
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曰：“蕃商辛押陁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貲數百萬緡，本獲一童奴，過海遂養為子。陁羅近歲還蕃，為其國主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今有二人在京師，各持數千緡，皆養子所遣也。此於法為戶絕，謹以告。”李公擇既而為留狀，而適在告，郎官謂予曰：“陁羅家貲如此，不可失也。”予呼而訊之曰：“陁羅死蕃國，為有報來廣州耶？”曰：“否，傳聞耳。”“陁羅養子所生父母、所養父母有在者耶？”曰：“無有也。”“法告戶絕，必於本州縣，汝何故告於戶部？”曰：“戶部於財賦無所不治。”曰：“此三項皆違法，汝姑伏此三不當，吾貸汝。”其人未服。告之曰：“汝不服，可出詣御史臺、尚書省訴之。”其人乃服。並召養子所遣二人，謂之曰：“此本不預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搖撼汝耳。”亦責狀遣之。然郎中終以為疑，予曉之曰：“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許。其所以不訴於廣州，而訴於戶部者，自知難行，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郎中乃已。
蘇轍於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為戶部侍郎，四年（1089）調離戶部，辨告之事，當在這兩年內。從投狀中，可獲知有關辛押陁羅的若干資訊，分述如次：
第一，“居廣州數十年”，按一世三十年計，則辛押陁羅“住唐”始於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大概他是先為海商，致富後才兼貢使的。亦貢亦賈，遂被勅授“歸德將軍”。
第二，“家貲數百萬緡”，這是一個龐大數字。試與北宋國庫歲入相比，即可知其家當非比尋常。《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四雲：“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稅易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兩相比較，這位廣州蕃長，堪稱富可敵國了。
第三，辛押陁羅在廣州的家屬，只有養子人一，原為“童奴”（或即“崑崙奴”）。至於他“近歲還蕃為其國主所誅”，雖未得其詳，但“近歲”當距投訴之時不遠，似可斷在元豐末至元祐初。因此，本文推測辛押陁羅寄寓廣州的年代，可能在1056~1086年這個時段。偏差難免，聊備一說而已。
在辛押陁羅的遺產糾紛中，蘇轍所起的作用是“辨”，而不是“判”。他認定那位向戶部投訴的“廣州商”行為違法，紊亂官司，應予斥責。所謂“三項皆違法”，指的是：其一，死無確證，僅據“傳聞”；其二，“養子”並非血親；其三，越過廣府，直訴戶部，是越級上訴。因此，不予受理，並揭露其投訴動機不純：“欲假戶部之重，以動州縣耳。”
辛押陁羅的遺產糾紛，最後如何結案，史無明載。倘若全數“沒入”官府，這位“蕃長”漂洋過海的半生辛勞，也就煙消雲散，只留下歷史的遺憾了。
結語
宋代廣州的市舶貿易，是一種以香藥珠犀為特色的跨文化貿易。紛然雜陳，豐富多彩，屢見吟詠。北宋詩人郭祥正的《廣州越王臺呈蔣帥待制》一詩，說得有聲有色：
番禺城北越王臺，登臨下瞰何壯哉。
三城連環鐵為甕，睥睨百世無傾摧。
蕃坊翠塔卓椽筆，欲蘸河漢濡煙煤。
滄溟忽見颶風作，雪山崩倒隨驚雷。
有時一碧渟萬里，洗濯日月光明開。
屯門鉦鐃雜大鼓，舶船接尾天南迴。
斛量珠璣若市米，擔束犀象如肩柴。
郭氏生於11世紀中期，是辛押陁羅的同時代人。詩中對市區結構（三城連環）、人文景觀（蕃坊翠塔）及舶貨類別（珠璣犀象）等的描述，再現了廣州蕃長活動的歷史場景，亦詩亦史，確實耐人尋味。
宋代廣州的歷任蕃長，見於文獻的寥寥無幾。就算名著一時的辛押陁羅，也只留下零散的片段記載。經過本文的整合和考述，可知其人其事涉及市舶史、職官史、教育史、香藥史和法律史，體現了異質文化的接觸和交融，堪稱華化蕃官的歷史標本。
辛押陁羅的事蹟表明，廣州蕃長的法權地位有明顯的時代性，與後世的領事裁判權不可同日而語。在朝貢體制下，他具有海商兼貢使的複合身份；在蕃坊社群裡，他是政教合一的頭面人物；而按宋代官制，他又是帶有“將軍”頭銜的朝廷命官（散官）。因此，蕃長的設定，僅僅植根於市舶時代（和平貿易）的獨特環境，沒有也不可能向洋舶時代（商業戰爭）延伸。
“唐宋八大家”中的蘇軾、蘇轍兄弟，儘管與辛押陁羅同時而不相識，但並不等於絕緣。“二蘇”中一人為他的授官草勅，一人為他的遺產辨明是非。這種出人意料的巧合，為中國阿曼關係史增添了意味深長的佳話。
原文出處：《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