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白起張儀, 都是秦國功臣, 為何商鞅白起被殺, 而張儀卻逃了?

商鞅、白起、張儀，三人身份各不相同，商鞅是改革家，白起是軍事家，張儀是縱橫家。儘管身份不同，但他們都為秦國統一立下了汗馬功勞。

商鞅在秦國實施變法，增強了秦國的核心競爭力，使其一舉成為強國；白起長平一戰，重挫趙國，使其元氣大傷，加速了秦國的統一程序；張儀憑藉自己的連橫戰略，出使六國，成功離間了六國關係，從而為秦國統一提供了戰略方向。

但是，他們三人的結局，或者說，在那個激烈變動的時代，極少有人能保全自己，在時代的裹挾下，大多數人的結局都是慘淡收場。在此三人中，商鞅被車裂，白起被賜死，唯有張儀活著離開了秦國。

那麼，張儀是有什麼秘訣，還是商鞅和白起太笨？兩者都有。

張儀為人所不齒的“優勢”

張儀的確有著先天優勢，就是他的“喉舌”，這也是縱橫家的優勢所在。但是張儀還有一點是別人少有的，那就是奸猾。

比如他去遊說楚國時，就是使用了欺詐的手段破壞了齊楚同盟。

張儀在秦國得到秦惠王的支援後，就開啟了他的連橫戰略，而且在他的遊說下，秦與魏、韓達成了連橫。

公元前313年，秦國在中原地區已佔有兩個重要的進攻基地，一個是函谷關東北的曲沃，另一個是武關以東的“商於之地”。

“商於之地”是兩個地方，商指商縣，今河南淅川西南；於又稱於中，在今河南西峽東，兩地相鄰，合稱為“商於之地”。商於原本是楚地，被秦攻佔，成為秦向中原進攻的戰略要地。

張儀要推展“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楚”的策略，矛頭自然指向了楚國。所以，當時的秦、韓、魏三國與齊、楚呈對峙之勢，而楚國為此調動了大量軍隊來應對這個局勢。

楚軍向北圍攻了曲沃和於中，並且在齊國的幫助下，拿下了曲沃，接著就要進攻商於之地。而秦惠王不僅想要戰勝楚國，而且還想借此進一步奪取楚國的漢中地區。

張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使楚國的，還別說，他的一張嘴動一動，楚國就此衰落了。張儀對楚懷王說，秦王推崇楚王，最恨齊王，現在秦要伐齊，但楚、齊交好，如楚與齊斷交，秦王願獻出六百里商於之地給楚國。

楚王果然答應了，待到楚與齊真正絕交後，楚王派人前去接受獻地時，張儀卻說只有六里地，還說楚王聽錯了。於是，楚王大怒，興師進攻商於之地。

在這樣重大的外交事件中，張儀竟然使用瞭如此卑劣的手段，可見其德行之所在。但是他的“緩兵之計”卻為秦國贏得了充分的備戰時間，使秦國在戰前取得了優勢。

秦國派出三路大軍，即東、西、中，其中的中路軍在丹陽大敗楚軍，斬首八萬，俘虜楚將七十多人，此後與西路軍會合，攻取了楚漢中六百里地，設定漢中郡。楚王因失漢中又大怒了，再發大軍襲秦，結果再次大敗。

這是秦楚兩國首次大規模的作戰，雙方都投入了大量的資源，直接關係到秦、楚兩國的興衰。結果楚國在較量中敗北，而秦國大獲全勝，得漢中，使關中與巴、蜀連成一處，又延申到了中原，佔有了重要據點，為此後進取中原提供了便利。同時，這也是張儀推行連橫戰略的重在成功。

所以，從中我們也感受到，張儀的確是有兩把刷子的，但同時對他的不齒行為又倍感憤怒，由此產生對他有種愛恨交加的感覺。

而且張儀的不齒手段一直是他的慣用伎倆，在重大外交事件上是如此，在排擠同行時也是如此。

比如，陳軫與張儀同朝為官，二人為爭寵，互相詆譭。

張儀為了趕走陳軫，經常在秦惠王面前說他的壞話。陳軫因公事經常出訪楚國，而楚王待他又不錯，張儀就說他不忠於秦國，後來又誣陷他出賣秦國的情報。

陳軫為了自己的清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秦王辯解，而秦王也越來越看重張儀。在張儀強大的詆譭攻勢下，陳軫最終還是離開了秦國。

秦惠王死後，張儀不受秦武王待見，再加之他人品不好，群臣為報復他，群起而攻之。張儀感到自己的小命不保，於是又心生一計，再次利用自己的“才智”誆騙了眾人。

他對秦武王說，齊王恨他，他去哪國必有戰事。如果他去了魏國，齊國必然興兵伐魏，如此一來，秦國就可趁勢攻韓，入三川，出函谷關，逼近周都，周天子必然向秦俯首，這樣，秦王就可挾周天子以令諸侯，成就一代霸業。

秦武王信了，還派了三十輛兵車送他入魏，這樣，張儀成功脫身秦國投靠了魏國。果然，他一到魏國，齊國隨後就來了。魏王正在發愁，張儀卻說他有退兵之計。

張儀在逃離秦國時，就派人入楚，又以楚臣的身份進入齊國，然後遊說齊王。說齊國伐魏正中秦國下懷，同樣把和秦王的話又說了一遍，齊王也覺得有道理，所以下令退兵。就這樣，張儀在魏國又成為了相國。

由此，我們也看到，張儀作為縱橫家，強於言辭，為人奸猾，善用奸計，司馬遷說他是“傾危之士”，諸葛亮對縱橫家也有看法，他們“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

所以，做縱橫家風險很大，張儀的“奸猾”成為他逃離秦國的法寶。

商鞅死於“酷法”

在戰國列國變法中，真正運用變法對本國產生深遠歷史影響的，就是商鞅在秦國實施的變法。

秦國因地理位置偏僻，很少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會盟，在諸侯國當中並不合群；同時，又因長期與戎狄雜處，在文化、制度和經濟等方面都相對落後，所以，也一直被中原諸侯所輕視。

魏國在李悝變法後，國力猛增，向西推進，佔領了秦之西河之地，這使秦國面臨巨大的壓力。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後，憤於“諸侯卑秦，醜莫大焉”。他想恢復秦穆公時代的霸業，遂向天下發布求賢令，商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秦國的。

商鞅在秦國先後實施了兩次變法，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記·商君列傳》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層於私鬥，鄉邑大治。”

從上述這段話中，我們也發現商鞅變法重在法治，在法制的保障下，才有了上述的情形。而且，這段話描述的是民間生活，那麼，秦國的宗室貴族對商鞅變法又是一個什麼態度呢？

商鞅在秦推行改革二十年，最大的過失就是政令無法在宗室貴族裡推行，因為商鞅的法治嚴重削弱了舊體制下貴族們的既得利益。

比如，變法有一條，實行“軍功爵”制，有軍功的人可以封爵，而宗室成員也要遵守這一條，沒有軍功就沒有爵位，沒有爵位也就沒有封地、田宅，沒有榮華富貴。

軍功制廢除了秦舊有的以血緣世襲的傳統，改為以軍功受爵，而且這一條還是商鞅變法的核心環節。如果你是貴族，你會反對還是支援呢？沒錯，肯定是反對。

所以，在變法實施初期，國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反對者還挺多，就連秦國的太子公子也違反了法令，怎麼處理呢？商鞅倒是鐵面無私，太子不好處理，只能師傅來替了，於是，把太子的師傅公子虔給處理了。

所以，後來太子，也就是秦惠文王即位後，公子虔等貴族群起攻擊商鞅，這其中有個人恩怨，但更多的是利益的爭奪。

商鞅變法和商鞅之死，隱士趙良總結的也很到位。首先，

他批評商鞅重法治，不重德行，將他與百里奚進行了比較。說百里奚興國靠德政，而商鞅則是靠法治，施刑于民眾，以嚴刑峻法去鎮壓百姓，這是積怨蓄禍。

趙良是個儒生，他認為道德教化對百姓的影響比法令更為深刻。所以，他把商鞅變法指責為旁門左道之術。

盡客趙良的說法有偏頗，但也暴露出商鞅變法的弊端，那就是酷刑。

比如，他對太子師傅的處理，先處以黥面，後來又割掉了他的鼻子，刑罰殘忍。

其次，趙良還指出了他身上的問題，說他“知法犯法”。

商鞅變法解散分封，收回貴族封地，使爵位與封土掛鉤，而商鞅本人卻佔有十五座城的封地，這不是自己帶頭違法嗎？

趙良認為，商法不能凌駕於人治之上，秦法的制度化，這是商法的一大弊端。商法的實施與執行完全是建立在秦孝公一人的支援之上，一旦情況有變，商鞅就有可能性命不保。所以，趙良勸商鞅，早點退還封地，辭職回家。

就在商鞅與趙良交談的五個月後，秦孝公去世，隨後太子駟繼位，是為秦惠文王，也就是變法之初因犯法被懲罰過的那位太子。

冤家路窄，該來的還是來了，很快以公子虔為代表的舊貴族勢力，飽受商鞅鎮壓和懲罰的保守派，向商鞅發起了一系列反攻。

商鞅此時才想起逃離，為時已晚，最後被迫逃亡。在《史記·商君列傳》中，說他套到函谷關，想住店，結果沒有“身份證”無法入住，因為在商法中規定，投宿而沒有驗證的，要遭連坐之罪。

之後，他又想逃到魏國，結果到了邊境也被拒了，因為他曾經欺騙過魏國的公子卬而破大敗魏師。最後，說他回到封地，只能造反了，結果被抓，處以車裂之刑。

如果商鞅如趙良所言，變法中途退出，雖保得一命，但秦之變法必敗。所以，從秦國利益上來說，商鞅是秦的大功臣，而且在他死後，秦惠文王延續了他的改革，這也充分說明，他的變法對秦的重要性。但是，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好“刑名之學”，“酷法”也為他的死埋下了隱患。

白起死於內訌

白起在秦國的歷史上戰功赫赫，一生歷經70多次，攻下大小城池百餘座，被人稱為“常勝將軍”，他作戰經驗豐富，善於用兵，攻城略地，為秦國統一大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就是這樣一代名將最後沒有戰死沙場，卻在了自己人手裡，這不得不說是一場悲劇。他的死與秦王有關，與范雎也有關。

秦國當時由秦昭王當政，武有白起，文有范雎；白起對外能征善戰，范雎則能把控大局，提出遠交近攻的戰略。原本秦國在此二人的作用下，可以加速稱王的腳步，但在那謀略家輩出的年代，一不小心就會被忽悠，范雎就是個例子。

長平之戰後，秦國沒有繼續攻打趙都邯鄲，而是選擇了停滯。至於為什麼，都是謀士們搞的鬼。

趙國聯合韓國，派蘇代去秦國當說客，拉攏秦相范雎，而范雎出於個人利益接受了蘇代的賄賂與勸說。

蘇代的遊說並不高明，他說秦國一旦攻下邯鄲，那最風光的人肯定是白起，和你范雎沒啥關係，功勞也肯定是白起的，到時，你只屈居白起之下，看人臉色行事。

范雎原本是個平民百姓出身，好不容易得到秦王的賞識，在秦國做了秦相之位，風光了一下，怎麼輕易讓人奪了風頭呢，這種事兒是萬萬不能發生的。

於是，范雎就向秦王進言，要求停戰，接受韓、趙的割地求和，秦王也同意了，但是這事兒卻沒有徵求白起的意見，白起在前線士氣正盛，一聽要撤兵，眼前大好的局勢就白白丟了，心有不甘。

後來得知出此下策的人是范雎，心中對范雎的怨氣不打一處來，兩人從此結下了怨氣，而范雎在有意無意中做了趙國的“保護傘”。

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又想攻打邯鄲了，此時白起生病在家，無法出征，於是改派了王陵，結果王陵一下就損失了五個營。

白起病癒後，秦昭王便叫他再去攻邯鄲，白起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說長平之戰秦軍也損失慘重，其他諸侯對秦也充滿敵意。如果再大舉攻趙，各諸侯國必然派兵援助趙國，秦國很難取得勝利。更何況，秦軍遠征趙國，造成國內空虛，也很容易讓人鑽空子。所以，白起拒絕出戰。

白起的話也有道理，也符合范雎遠交近攻的戰略，雖然范雎也認同，但范雎為了打壓白起，在秦王面前又獻了小人讒言，使得秦王對白起產生誤會。

這樣，秦王與白起，范雎與白起，都產生了隔閡，最後白起出局也就成了必然。所以，白起之死源於秦國內訌，而這種事情在那年月也是很正常的。

白起認為，他是穰侯魏冉的人，不受秦昭王信任，這也是造成白起人生悲劇的原因之一。

與范雎相比，秦王更加信任范雎，因為范雎幫他加強了手中的權力，那些王親貴族手中的大權都被回收了。

總之，商鞅、白起、張儀，三人之中，張儀能夠逃脫，主要還是贏在了他的身份上，縱橫家主要從事外交事務，常年奔走在各國之間進行遊說，見得世面多了，認識得人多了，對各個諸侯國也相當瞭解。所以，他最後給魏王、秦王下個圈套，也符合縱橫家的氣質。這也是他個人社交能力的體現，絕對是個牛人。

至於，商鞅和白起，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很為秦國著想，商鞅作為一個變革家是合格的，他沒有因為個人利益選擇中途退場，從而造就了秦國的霸業基礎。而白起拒絕出征，也是站在秦國的現實基礎之上的結論，但他們卻都死於利益之爭，這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