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區合法化的德國，背後是跨國人口販賣的黑色產業鏈
2002年，德國實施性交易合法化，旨在提高性工作者的工作環境，幫助她們以自己的意願工作、共享文明發展帶來的社會保障系統。
但讓人意外的是，德國這項“開放自由文明政策”接近20年過去了，這一政策的出現對提高性工作者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作用並不明顯，反而加劇了一系列跨國人口販賣的黑色產業鏈。
那麼，紅燈區合法化背後的德國又隱藏著多少人口販賣的秘密呢？
德國開放的“性文化”
德國是一個科技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科技文化發展史較早。但在德國這個國家裡，性文化也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德國的色情行業遍地開花，而且有著愈演愈烈的趨勢，德國每一個城市都有色情交易的場所，而且是正大光明的進行。
其次德國人對性的思想態度很開放，談論性就和家常便飯習以為常。
除了性交易場所的出現外，德國大部分城市街道之上琳琅滿目的專業性商店，這些特殊的店裡會售賣很多的DVD性影片和色情書刊，以及情趣用品等。
讓人驚訝的是不僅僅這些專業的商店有性用品出售，就連在一般的街頭，汽車站，飛機場等都放著色情書籍，雜誌和報紙進行出售！
德國的“性文化”有著較早的歷史淵源。德國祖先日耳曼人近代以來就秉持以“科學的態度”看待性。
在第三帝國時期，納粹黨就認為“優美的人體”可以彰顯“種族優勢”。近現代東德時期的德國人性觀念就十分的開放。
由於有著文化的積澱，德國的性觀念深刻影響到了每一個德國人身上。
隨著大量的色情交易場所的出現，德國考慮到需要有一個制度來保護性工作者的健康和安全，於是2002年頒佈的《色情交易法》使性交易在德國成為了合法化的常態。
性交易成為了法律法規保護的制度後，性交易成為了德國日益龐大的經濟產業鏈。
“歐洲妓院”
如今，近20年的時間過去，不管是民眾還是政客都在呼籲，德國應該和大部分國家一樣禁止性交易的合法。
2018年德國《明鏡》週刊報道，稱這種呼籲的背後其實是性工作者們“可悲的現實”。
首先，性工作者群體來自哪裡？據美國《時代週刊》資料的提供，德國女性從事性交易活動佔總人數比例不到20%，外籍女性的比例達到了81%。
在籍或者未註冊的性交易工作者在德國有超過80萬人，而且人數每一年都在增加。
據在德國登記註冊的妓女中，超過三分之一來自羅馬尼亞，有十分之一來自保加利亞，還有一部分來自東南亞或者歐洲其他貧窮國家。
紅燈區發展比較好的城市大多有德國的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慕尼黑等。
這幾個城市對性的開放程度雖然不能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相提並論，但同樣遍佈著古靈精怪的性商店，以及繁華的紅燈區。
美國2021年《時代週刊》提供的資料顯示德國境內有超過4000多家妓院，僅僅柏林一城就有著500多家，而漢堡和法蘭克福這兩個城市分別有著超過1000家的妓院在運營。
德國境內每一天有超過百萬次性交易，賣淫已經成為了德國重要的產業組成部分，而數量龐大的性交易場所也在不斷增加，這一產業鏈的出現直接為德國每年創收145億歐元的稅收。
2002年性交易合法化後，妓女的數量如雨後春筍。大量妓女的出現，吸引了來自中東，中亞和美國等地區的嫖客。
妓女的出現帶來了德國經濟產業的繁榮和發展，常態化的妓女性交易成為了販賣人口、黑社會性質奴役性的黑暗場所。
即跨國人口販賣黑色產業鏈的壯大，這一產業興起的背後是複雜的集團利益和資本家的介入。
以德國的法蘭克福為例，這裡是德國“紅燈區”的第二名。
據德國的《世界報》資料顯示，2020年法蘭克福紅燈區收益高達1。5億歐元，比之前第一名漢堡還要超出0。7億歐元。
性交易在德國的合法化後，資本家利用這個機會將德國打造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歐洲妓院”。
商品化的性工作者
隨著性交易的合法化，妓院為了收益居然正大光明打起來了廣告招攬嫖客。
在法蘭克福和漢堡這個兩個著名的性交易城市隨處可見性服務的廣告，特別是註冊在籍的妓院門前。
《法蘭克福匯報》就曾寫到法蘭克福一家妓院門前的廣告
：“我們提供最上乘的服務，同時有你想象不到的價格驚喜。”
在這裡妓女就像一件有價格的商品，小到10歐元大到1000歐元。
這些商品化的妓女大部分都不是德國人，而嫖客的慕名而來也不是為了那些德國高大威猛的女性。
而是來消費和來自南歐羅馬尼亞的德麗莎一樣的女孩，德麗莎在未成年時就被買到了德國從事性交易的工作。
據去年《時代週刊》的報道，出生於羅馬尼亞鄉下貧苦家庭的德麗莎17歲在聽到同鄉介紹德國有著大量的工作機會，每一個月可以賺取到800歐元。
聽取了同鄉的話後，德麗莎來到了德國，語言不通的她被同鄉悄悄地以5000歐元的價格售賣給了一個柏林的富豪。
初來乍到的德麗莎並不知道她即將從事的行業是性交易，在長期被迫服務於富豪後直到德麗莎24歲與富豪脫離關係。
出於沒有工作能力的德麗莎還是選擇了註冊成為了一個受法律保護的妓女，之後便一直在漢堡的某個妓院從事性交易的工作。
德麗莎的經歷和大多數的性工作者類似，起初她們都是被迫從事性交易的工作。
去年的《法蘭克福匯報》的報道里寫到有一個老光棍想要買一個小媳婦，於是直接和人販子討價還價，最終以4500歐元的價格買到了來自羅馬尼亞的19歲莉莉婭。
沒有見過世面的莉莉婭以為是被僱主僱傭到家裡做女傭，最後莉莉婭也迫不得已走入了性工作者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人販子居然是莉莉婭羅馬尼亞籍的男朋友。
烏克蘭近幾年的GDP在歐洲連續霸佔了幾年的倒數第一。於是數以千計的烏克蘭女孩來到了德國的柏林、漢堡、法蘭克福等城市謀生。
這一部分女性迫於生存壓力有的人選擇了自願成為性工作者，有的被不法分子的威逼利誘脅迫下成為了性工作者。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少部分的性工作者是自願從事這個行業的。
露易絲每一天最高接客量是40個人次，她所賺取的錢不僅僅要被妓院扣除外，還得交一部分給自己所謂的男朋友。
而出生在泰國的朱莉16歲時跟隨著家人的移民到了德國法蘭克福，因為陌生環境的孤獨感，朱莉和來自泰國的妓女安娜成為了“好朋友”。
在好朋友的勸說下，朱莉被莫名其妙的兼職工作而成為了一名性工作者，此時朱莉的“好朋友”居然憑空消失了。
因為是亞洲人的朱莉深受歐洲嫖客的喜歡，朱莉的收入也得到了保障，但在《時代週刊》的採訪中，朱莉滿懷著想要脫離這個行業的心情，畢竟朱莉在裡面已經做了8年的時間。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少部分的性工作者是自願從事這個行業的。
比如來自白俄羅斯的阿芙羅娜早年就混跡於德國的柏林社會，結識到很多不同身份的人後，依然投入到了性工作者的行列中去。
在德國未使性交易合法化之前，年僅17歲的阿芙羅娜就私自接著性交易的單，直到性交易合法化以後，她去了柏林紅燈區的妓院成為了高層領導——老鴇。
擁有著豐富經驗的阿芙羅娜到處尋找著年輕女孩，以各種渠道和手段“招到”大量的女性為自己工作的妓院服務。
在阿芙羅娜的妓院中，他們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妓院位於柏林紅燈區較繁華地段，同時這家妓院還有自己的安保人員。
僅僅是性工作者在阿芙羅娜的妓院裡就有100多人。
這裡面的價格依據不同國家和年齡服務來定，最貴的是中亞地區的女性，其次是東歐的女性。
大部分的註冊性工作者年齡都在19歲到40歲不等。而那些非法性交易的妓院女性的年齡大多都在15歲到21歲。
其實在合法的妓院場所裡，也有未成年人從事性工作的，但在警察和相關部門的巡查中，妓院管理層會透過謊報年齡來掩蓋未成年女性的年齡而順利透過檢查。
在德國性工作者成了可以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產業背後是資本和市場的金錢角逐，生髮著德國不斷商品化的性工作者。
人口販賣和資本剝削
20年前，德國將賣淫合法化
。此政策立法德國政治家們想透過此舉來讓性工作者獲得更多的權益，擁有更多的人身自由。
現實是這個預想並沒有朝這個方向走，人口販賣和剝削依舊很嚴重。
去年之前的德國，由於性交易還未合法，私自進行性交易活動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在法律法規的約束下，德國的性交易活動和紅燈區沒有現如今的數量龐大。
2002年法律公約出現後，德國的柏林、法蘭克福、漢堡，慕尼黑等大城市紛紛在繁華街道正大光明的設立了紅燈區。
據當時的報社《焦點》報道，單是2003年一年德國就有超過1000家註冊登記在籍的妓院，而妓女登記在籍的更是達到了20萬。
性交易合法化後，德國的紅燈區不斷擴張到了每一個城市，同時帶來的性工作者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歐洲最大的妓院“帕莎”，該妓院位於科隆。
帕莎成立於1972年，性交易合法以後，帕莎妓院建造了一座12層樓、9000平方米的大樓來進行商業活動。
最初該妓院的性工作者大部分都是被迫上崗，沒有多少人根據自己的意願而從事這個行業。但是性交易合法化後，強迫女性上崗在這個歐洲第一妓院也層出不窮。
資本家為了吸引顧客，妓院的管理層會透過各種手段和渠道來給顧客物色未成年女性、異國的女性。
而手段就是透過威脅和利誘販賣跨國人口。
以妓院帕莎為例，成立於1972年德國最大的妓院，性交易尚未合法的時代裡，帕莎就以獨特的服務聞名於世。
首先性工作者的年齡大部分集中在16歲至28歲，身材苗條，沒有歐洲女性的高大威猛；其次，這些女性大部分來自異國。
帕莎管理層每一年都會前往羅馬尼亞烏克蘭等國家物色年輕的貌美年輕的女性，以“交朋友”的手段來哄騙年輕女性的信賴，最後將其帶到德國從事性交易的工作。
被迫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在帕莎妓院在性交易合法化以前屢見不鮮。
資本的誘惑和惡勢力的鋌而走險促使著這一產業在德國境內遍地開花。那麼為何被拐的女性沒有尋求幫助或者逃離紅燈區的生活？
2014年德國舉辦世界盃，聽聞可以在世界盃上賺更多的錢的阿塔薩孤身一人來到了德國打工，不久因為簽證面臨到期就只能計劃離開德國。
此時有一個俄羅斯人告訴她可以給她解決工作和簽證的問題。隨即阿塔薩被帶到了慕尼黑郊區外的一個公寓裡。
之後阿塔薩走上了“被逼迫賣淫”的道路。這個公寓有三層樓，每一層有著10個房間，裡面的女孩都和阿塔薩有著相同的經歷。
公寓裡，有監控有安保人員，形如一個嚴密的“監獄”。
令人詫異的是，這個公寓的性交易活動是合法化的，有手續，每一年都正常的上稅，而在其中的性工作者逐一都註冊在籍。
18年秋阿塔薩終於逃離了這個組織性交易活動的團伙，據她對警察的語錄裡面說到，到德國賺錢打工的外來女性
“來之前並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內容、報酬、工作地點在哪。”
這就成為了她們面臨著極大危險的原因之一。
當這些女性開始被迫賣淫以後就很難逃脫妓院的監控。
如果拒絕要求,她們就會遭遇“勒索、囚禁、毆打，甚至輪姦”的報復，這是她們日日面臨的威脅。
同時這些人為了逃避警察的犯罪性檢查，還會逼迫這些女性去註冊成為職業化的性交易工作者，這樣警察就無法得知這些女性是否是非自願從事性交易的工作。
據性工作者組織HYDRA在2021年釋出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德國漢堡每日的賣淫次數可達到30萬人次。
而當時在漢堡郊區公寓從事性交易的阿塔薩幾乎沒有週末和節假日，一天的接客量可達30多個人次。
強大的工作量使這些外來的性工作者生理心理上都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資本剝削在她們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嫖客所支付的價錢，性工作者只能獲得10%或20%。有時甚至連工資都不會結算給性工作者。
羅馬尼亞人在性工作者裡面佔了三分之一，同時有6成的性工作者在德國是沒有合法身份的，所以並沒有受到法律的保護。
而這些人遭受的凌辱和對待相對比註冊在籍的要差很多。
沒有合法身份的婦女在德國沒有機會工作，而這些沒有身份的人大多透過人販子偷渡的形式帶到德國。
他們善於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換取女孩的信任，最終將這些來自陌生國度的年輕少女們逼迫到了德國的紅燈區工作。
性交易合法化後的資本家和人販子利這個方式偽裝和逃避的法律的追責，即德國的灰色地帶裡也有官員、警察對妓院的包庇。
妓院每一年的高利潤誘惑力使得很多人不得不鋌而走險。
透過賄賂警察或者妓院分紅的手段從而逃過法律檢查的案例在德國司空見慣，特別在柏林這個城市也同樣如此的普遍。
阿塔薩就有機會見到警察的詢問，她一五一十的將自己的遭遇和非自願從事性交易的事實告訴了警察，可警察只是走了一個過場，並沒有解救她。
最終阿塔薩所說的話傳到了人販子的耳中，她受到了威脅和恐嚇，人販子告訴她要是想離開這裡或者報警，就打斷她的腿亦或將她買到更遠的非洲從事性交易。
資本的力量可以讓德國警察德國官員對已經成事實的非自願性交易、非法性交易活動、人口販賣若無其事。
因為妓院管理者、人販子會定期將大額度的錢打到警察和官員的賬戶上。
據《德新社》2020年末的資料顯示，漢堡的妓院妓院經營人員大部分是外國籍，而他們能夠在德國建立妓院的原因是背後有著大量的官員警察作支援。
這就是資本剝削越來越囂張和無所畏懼的來源。
科技加劇了跨國際人口販賣的步伐
性交易合法化背後是德國人口販賣的常態化。越來越多的人湧入到德國成為了性交易工作者，而這也越來越吸引著全球獵奇心理的人進入德國消費。
“紅燈區”合法化的德國，背後是一串跨國人口販賣的黑色產業鏈，而科技網路時代更迭更是加劇了跨國人口販賣的步伐，形式也越來越隱蔽，手段也越來越難以掌控。
中情局揭露的世界人口販賣的新途徑“暗網”，暗網是犯罪分子用來交易人口販賣，毒品，性，槍支的新方式。
在暗網中，一切不可言說的陰暗面都會被公然呈現在主頁上，極端恐怖的犯罪行為也被合理化，正常化。
貧困不是從事性交易的活動的理由，卻是人販子販賣貧困地區女孩的有力誘騙。一旦詐騙到手的人販子就會將女孩的資訊販賣到德國的暗網中去銷售。
性交易成為了非常隱蔽而無處可查的活動，而身處其中被交易的女性對此更是無可奈何。
因為暗網的存在，德國人口販賣的活動越來越頻繁，資本利益的背後加劇了人販子對全世界女性的販賣。
和上世紀相比，目前人販子可以透過暗網的途徑輕易販賣到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不同國家的女性從而達到僱主的要求。
德國《焦點》報道，在德國境內自從2002年性交易合法化以後，每一個妓院內都有全世界不同膚色的女性在這裡從事性交易，特別是亞洲地區的性工作者也變得越來越多。
作為人口販賣背後的資本推手，只要性交易行業還有利潤賺取，那麼不法分子和資本利益集團就會鋌而走險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販賣人口。
德國只是眾多人口販賣交易場所中的一個典型案例。
在美國性交易合法中除了內華達外，其他州賣淫嫖娼是非法行為。但是每一年從全世界販賣到美國的女性數量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
足以說明現如今性交易合法性或非法性早就不是決定人口販賣的主要因素，而是人口販賣的巨大利潤下不法分子對金錢利益的角逐。
同時，跨國販賣人口日益趨向複雜性、多樣性的當下，德國的人口販賣只會遞增而不會遞減。
而網路科技的變化更是給人口販賣提供了便捷和渠道，使得人口販賣的隱蔽性更高。
其次據美國的中情局的調查顯示，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人口販賣的違法行為，而且屢禁不止。
德國如何將性交易合法化的社會保障制度落實到每一個性工作者身上，這將是德國接下來需要嚴謹對待的社會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