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悲劇喜劇，都顯露古代的輪廓，都有狄俄尼索斯的影子
隨著歌唱狄俄尼索斯的頌歌一分為二為悲劇和喜劇，獲得新生的狄俄尼索斯變成了兩個對立的精靈的養父。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在雅典全盛時期的最後日子裡，悲劇和喜劇都有了“自然的”形式。但是無論悲劇還是喜劇，兩者都顯露出古代的輪廓，狄俄尼索斯的影子從來沒有消失過。
到了公元前5世紀中葉，悲劇和喜劇各自都有了自己的領域。悲劇追憶古代與遙遠的過去，追憶諸神與英雄。觀眾可以看到放大的自我，與時代和命運的重大事件作鬥爭。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詩學》中寫道，“人的所有幸福或痛苦都取行動的形式；我們生活的目的是一種行動……所以……悲劇的本質，即打個比方說，它的生命與靈魂，就是情節；而……人物則在其次。”悲劇是在時間上（通常也在空間上）遠離觀眾的事件的展現。
喜劇是現在的一面鏡子。如果悲劇是想象出未曾見過的事物，那麼喜劇則是將熟悉的事物從俗套中擺脫出來。喜劇強化了日常的經驗，把多嘴多舌的老頭、說大話計程車卒、愛虛榮的妓女、魯莽自大的少年都戲劇化了。這些人都因為太平常而不再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喜劇把這些人變得可笑。
此外，悲劇旨在將人描繪得比實際更完美。而喜劇，亞里士多德指出，表現的是“模仿比平常人還要醜的人；但是，所謂還要醜，並非指每一種缺點，而只是指特定的一種缺點，即可笑，它是醜陋的一種。……例如，引人發笑的假面具就是一種醜陋的東西，它被歪曲了，但不給人以痛苦。”
這就是說，喜劇要求有一種並非所有詩人都擁有的勇氣。阿里斯托芬，希臘的喜劇作家，他的名氣可與三大悲劇作家並列，他的傑出不只在於他的雄辯、智慧和想象，而且還在於他的膽量。他有11個劇本留給後世，但散失的可能是那個數目的三倍。
在古希臘，戲劇作家壟斷了公開批評的媒介。戲劇已經是最民主的藝術。舊喜劇利用了傳統的娛樂節（Day of Misrule）的大好時機，在那一天沒有什麼神聖之物。
在宗教與禮拜儀式的遮掩下，在大庭廣眾之中，喜劇詩人可以譴責暴君，譏諷晦澀的哲學家，責問大男子主義，嘲弄性道德，把諸神當作笑料。
如果寓意詼諧，又有歌舞助興，在古代的雅典（人口約三萬五千），戲劇作家立即便可獲得一萬五千人的觀眾。要在一年一度的節日上競賽，悲劇作家得奉獻四聯劇，即三個悲劇和一個輕鬆諷刺劇，而喜劇作家只需提供一個戲。
阿里斯托芬熱切地抓住了詩人的機遇。跟其他喜劇詩人一樣，他把鄉村喜劇演員的民間藝術改編成了自覺的藝術形式——從而創造了喜劇這一面鏡子，激勵一代代的戲劇家，根據社會批評家的聲音說話。阿里斯托芬輝煌的成年時代經歷了持續四分之一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
雅典人及其帝國的艱難時代就是喜劇藝術的試驗時代。打入聯軍內部、爭取聯軍支援，以及征服聯軍的各種嘗試，帶來了勝利的喜悅和失敗的挫折，也暴露了民主和專制的危險。
而阿里斯托芬似乎是在埃伊納島上平靜的鄉村長大的。他長大後第一次來到雅典時，看到了一個無休止地熱衷於戰爭的城市。雖然他的譏諷與現代的政治漫畫家一樣都是針對時事的，但是他的話並沒有過時。
起先，他對於有權勢的大人物是非常不恭的。公元前427年他20歲剛出頭的時候，在大酒神節上，他的第一個喜劇獲二等獎。他的《宴會者》現在只有部分殘存，說的是一代代人永不休止的戰鬥。劇中寫道，一個無所不通的兒子從城裡讀書回家，來見他的土氣的爸爸。
他爸爸非常失望，兒子沒有讀過荷馬的作品，也忽視了運動，就連一首傳統的歌也不會唱，相反卻成了一名葡萄酒和香水的鑑定家，學會了貨幣兌換者的騙人手法。父親堅決地說：“再可惜我也要把這條鹹魚上的髒東西洗淨。”
就在第二年的大酒神節（前426），阿里斯托芬投身於時事政治的危險領域。他敢於蔑視克里昂，後者被修昔底德稱之為“雅典最暴戾、最有勢力的人”。
他的《巴比倫人》一劇是對戰爭以及對雅典無理藐視聯軍的強烈抨擊。他無聲地將克里昂描繪成波斯暴君式的角色，展現了一隊身上打著烙印的巴比倫奴隸，被迫在一個磨坊裡幹活。
阿里斯托芬以這樣的方式宣揚了“戲劇自由”，比言論自由早一千年。這個劇本使他遭到了克里昂的迫害，罪名是他把雅典叫作“暴君城市”，這樣一來，他的和平主義的罪名上又增加了誹謗與叛國。
年輕的阿里斯托芬繼續發動和平主義的強大攻勢，即使是在充滿戰爭狂熱的社會仍舊屈從於克里昂的時候——據說克里昂皺一下眉頭，人們就怕得要嘔吐。
在冬季酒神節（前425）上，阿里斯托芬的反戰喜劇《阿哈奈人》獲頭獎。這個喜劇是用筆名發表的，關於為什麼要用筆名的理由，阿里斯托芬自己解釋道：
我沒有忘記為了去年的劇年本，克里昂害我付出多大代價：
他硬拉我到市議會，招來密探誹謗我，滿嘴的謊言向我傾瀉，向我噴射，直至——差一點——在一片汙水裡我放棄了靈魂。
《阿哈奈人》的情節以狄坎奧波利斯為中心，這是阿里斯托芬的優秀市民的典型，他憎惡戰爭，但無法說服政客們實現和平。最後他私下為自己和家人求得了和約。
對暴君無情抨擊是阿里斯托芬全力以赴的目標。第二年冬季酒神節（前424）上演的《騎士》，指名攻擊克里昂，並獲頭獎。阿里斯托芬歡樂滑稽的喜劇的中心人物是迪莫斯，他的家庭遭到新買的奴隸克里昂的破壞，因為克里昂奴顏婢膝，得到了主人的寵幸。
一道神諭宣示，克里昂將被冷落，一個賣香腸的叫阿古拉克利圖斯的人將取代他而受到主人的寵幸。這時合唱隊對克里昂唱道：“公款本是大家所有卻被你侵吞；你對待理財官員就像對待無花果一樣，靠壓榨的辦法來發現哪些是生的，哪些有點熟了。”
但是民眾仍舊害怕克里昂。那些為劇院做假面具的人罷工了，免得逼真的面具激怒克里昂。“他兩隻眼睛盯著每一個地方，”狄摩西尼說道，“腿伸得多長！一條腿還在皮羅斯，另一條腿已經伸到議會了；屁股坐在喬寧人的土地上，手伸到埃託利亞人那兒，心裡記掛著克羅皮丁人。”
克里昂為後來的政治煽動辯護說，“我是為雅典城的利益才偷竊的！”“我可以公正地為善或為惡呼籲，但我這樣做是為了讓你們有飯吃！”賣香腸的小販現在成了雅典的救星，他讓克里昂受到應有的懲罰。
“不會太過分的。就讓他幹我的老行當；叫他站在大門口，賣爛肉做的臘腸；要他醉醺醺的，跟那些野雞說髒話，什麼也不讓他喝，就給他骯髒的洗澡水。”
當錫拉庫薩的暴君狄奧尼西奧斯要了解雅典的一切情況時，柏拉圖送去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劇。柏拉圖的做法對極了，因為什麼事都逃不過阿里斯托芬的眼睛。
他的喜劇《馬蜂》在公元前422年元月和2月的酒神節上獲得一等獎，他在劇中取笑雅典的法制，因為雅典的法制把陪審團轉化為公共福利制度。雅典城給參加陪審團的人一天3個銀幣，好吃懶做的市民自然不願意結束審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