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知己有恩，朱屺瞻與黃賓虹齊白石關良等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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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豔

畫家朱屺瞻生前曾經自述：“我愛黃（賓虹）畫之‘厚’、我喜齊（白石）畫之‘野’，我與關良在求拙上有著相同的愛好。”齊白石曾以“知己有恩”印蛻相贈朱屺瞻。

2021年是知名畫家朱屺瞻先生（1892-1996）誕辰130週年，近日，“赤心惟存——紀念朱屺瞻誕辰130週年藝術展”正在上海朱屺瞻藝術館展出，系列紀念活動正在陸續展開。展覽透過共85件（組）真跡，講述了朱屺老的百歲人生，其中“朱屺瞻的時代和他的交遊”部分突出了朱屺瞻強大的朋友圈和他人生的變遷。

本文試圖從“他者視角”聚焦朱屺瞻，以朱屺瞻朋友圈的交集與交往為例，呈現出他與20世紀近現代藝術大家之間互相砥礪的藝術情誼與人文交流。

1970年，朱屺瞻在翻閱《梅花草堂圖》集冊，圖中為齊白石詩文及圖畫

朱屺瞻（1892-1996）1892年出生於江蘇太倉瀏河鎮的一個富商家庭，祖輩世代經營醬園生意。其一生經歷清末、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時期，從容度越了105歲的人生。在接近九十歲高齡之際實現了其藝術上的“耋年變法”，見證中國畫壇近百年的變遷，亦是一個時代的傳奇。在《癖斯居畫譚》中他曾這樣說道：“我平生得力於交遊之處甚多，應當提及的有齊白石、唐文治、錢銘山、柳亞子、黃賓虹、徐悲鴻、王一亭、汪亞塵、王濟遠、劉海粟、賀天健、王季眉諸先生。”朱屺瞻對這些幫助和啟發過自身藝術的人總是念念不忘，在自己的畫語錄裡屢屢提及，感恩之心溢於言表，他和這些朋友們的友誼在藝壇亦被傳為佳話。

1962年，在上海美術館舉辦“朱屺瞻國畫展”，右三為朱屺瞻，右四為劉海粟

（一）知己有恩：黃賓虹與齊白石

在朱屺瞻眾多的中國畫友中，黃賓虹（1865—1955）是朱屺瞻非常看重的友人之一，兩人相識於1927年。黃賓虹比朱屺瞻年長二十七歲，相當於叔伯輩的美術人物，兩人對鑑賞和書畫等諸多方面的共同愛好，使他們由藝術上的志同道合成為了相知相惜的莫逆之交。

黃賓虹1907年定居上海，到1937年離開上海到北平，在上海三十年的時間裡，其主要職業是編輯，並從事結社、收藏、創作及史論研究等一系列活動。當時黃賓虹以精於鑑賞而著名於滬上，在從事編輯工作的期間，黃賓虹前後合辦名為“宙合齋”的古玩書畫店，以及建立“貞社”團體，掌控了古書畫鑑別和流通業務，在其周圍凝聚了一大批古代金石書畫的愛好者，來共同鑑賞研究古代書畫名跡，他們之間經常就收藏經驗進行相互交流，提高目力和水準。 這些與鑑藏相關的活動不僅打開了黃賓虹的人際交往圈，喜好收藏的朱屺瞻也開始了與黃賓虹的交集。朱屺瞻自幼受父親影響喜歡收藏古字畫，在古董店和裱畫店看畫，遇有稱意的就買幾幅，“畫商知我所好，遇有八大、石濤之作，必留於我”，朱屺瞻也曾提及其收藏失誤的經歷：“我在學習油畫的同時，有錢就想買書畫……不久即發現這是件贗品，懊喪之餘，決心要學些本領”。朱屺瞻當年在寶山縣學堂讀書時就聽聞黃賓虹，據《朱屺瞻年譜》記載，1927年左右朱屺瞻與黃賓虹等人訂交，自此兩人常在一起鑑賞品評古畫，辨識真偽，“黃賓虹與我來往亦密，經常相與鑑賞古畫，切磋為樂。”黃賓虹處每每收進古畫之際，朱屺瞻總是趕去觀賞，傾聽黃賓虹的高見，兩人常切磋於古畫贗品與半贗品，以此層層剖析，定偽真假，朱屺瞻雖對古代繪畫的研究和鑑別有其根底，但相對於前輩黃賓虹的經驗和目力，則自莫能及，“以王一亭、黃賓虹對先生影響最大……凡得一字一畫，便攜之共賞，品評優劣，辨識真偽，先生自謂得益於黃賓虹甚多”。

黃賓虹，《梅花草堂圖》

兩人以鑑賞相知，有著相同的收藏觀，又以相近的藝術觀而惺惺相惜。在黃賓虹看來收藏古畫主要是為了藝術的自我超越，而朱屺瞻對於自身的藏畫，亦曾表示並不是玩古董，而是為了學習和借鑑。因而朱屺瞻從未請黃賓虹代收字畫，而是與其的鑑定之交中，藉此作藝事的交流學習，使得朱屺瞻更進一步理解了傳統書畫之精髓，而這種鑑藏字畫的經歷對朱屺瞻個人的繪畫創作來說，無疑有積極的影響，“抗戰以來，我開始留意揚州八怪的作品，且買了一些龔半千的畫，眼界漸高，益覺中國畫不遜於西洋畫”。從這裡可以看到，其書畫收藏及與黃賓虹早期交流古書畫的經歷，反過來又影響到朱屺瞻中後期中西繪畫並陳的藝術道路的發展路徑。

黃賓虹，《梅花草堂圖》題詩

1931年朱屺瞻和黃賓虹都位列於新華藝專校董，兩人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討論的問題也更為廣泛。而黃賓虹本人的藝術創作也給朱屺瞻的繪畫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在《癖斯居畫譚》中其曾談道：“黃賓虹的山水有靈氣，這由於他遊歷多，從各地採集素材，能觀察，能消化，創出自己的境界，渾厚多姿，他好玩石頭，以小見大，從一石塊上研究出山脈山勢。”尤其是黃賓虹山水畫的“渾厚”感給了朱屺瞻在國畫筆墨上諸多啟發。

1936年黃賓虹曾送給朱屺瞻一幅《梅花草堂圖》，並題詩，文中提及：“屺瞻先生博雅嗜古，築梅花草堂以貯法書名畫目錄煮石山農句供噱”。到1937年黃賓虹北上，兩人依依惜別，此後兩人信件往來不斷，在黃賓虹過世前一年的9月，黃賓虹來上海舉辦畫展時曾和朱屺瞻見面，並畫了“梅花草堂扇”相贈，兩人這樣的關係一直保持到1954年黃賓虹逝世。黃賓虹曾言：“對於藝事，不論看畫、藏畫、學畫、作畫，越苛求越好；為人則越寬厚越好。”這一諄諄言語彷彿也成為朱屺瞻此後的藝術道路和人生經歷的最好寫照。

黃賓虹《梅花草堂扇》

朱屺瞻曾經自述：“我愛黃（賓虹）畫之‘厚’、我喜齊（白石）畫之‘野’”。其在《癖斯居畫譚》中曾說：“友誼最深的，應是齊白石，他呼我為‘五大知己之一，為我刻印七十多枚，如今撫玩故人手澤，慰藉如見其人。”齊白石（1864—1957）年長朱屺瞻三十歲，兩人以金石訂交始於1929年，朱屺瞻自詡與齊白石的關係最為密切，兩人以藏交友，成為美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齊白石，《梅花草堂圖》

在1929年教育部第一屆全國美展上，朱屺瞻第一次見到齊白石的畫作，“先生於是歲‘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見《山水》一幀，以為筆墨奇崛有大家氣，款署白石，然未詳其為何人”。當年徐悲鴻來滬，朱屺瞻便向其詢問，還見到齊白石為徐悲鴻所制刻印，“秋見白石為其所刻印逋峭雄逸，嘆為神品，益敬服不已”。朱屺瞻婉拒徐悲鴻為其帶求的美意，“遂自按潤例請榮寶齋代求焉。先生與白石訂交由此始，時白石六十七歲”。

齊白石跋 六十白石印軒圖卷

此後數年間，朱屺瞻不時透過榮寶齋上海分號向齊白石訂製印章。當時齊白石的印作還少為人所知，潤格也不高，而朱屺瞻長年慕名訂件，使得齊白石也對這位藝術知音產生興趣，兩人逐漸有了書信往來，翰墨頻通。到1938年，齊白石在贈給朱屺瞻的一幅墨梅上題道：“屺瞻先生即索餘畫梅花草堂圖並題詩句，又索刻石，先後約四十印。今又索畫此墨梅小幅，公之嗜痂，可謂有癖矣。當此時代，如公之風雅，欲再得未必能有，因序前事，以記知己之恩，神交之善，非為多言也。”是年，齊白石為朱屺瞻刻印有“屺瞻歡喜”“太倉人”“心遊大荒”等。到1943年，齊白石以“知己有恩”印蛻相贈，手書上寫：“世有知己，皆為白石之恩人，見此印可以想見銘感，屺瞻先生，齊璜。”次年，齊白石又以“形似是末節”“六十白石印富翁”數印見寄，後一印邊款雲：“屺瞻仁兄最知予刻印，予曾刻‘知己有恩’印，先生不出白石知己第五人，‘六十白石印富翁’先生自號也。”而同年朱屺瞻作《六十白石印軒圖卷》，予以呼應：“湘潭齊白石先生以篆刻名天下，奏刀沉雄淬利，古邁絕倫，為予治印章六十餘方，因名予齋曰六十石印軒’以資景仰。蓋予與先生十載神交，暌隔千里而未償一面，乃來書引為知己，欣幸之餘，不自譾陋，因作斯圖，籍志秋水蒹葭之感。值此兵戈擾攘，飢寒載道，不獲自勵而好我所好，先生見之，或將笑我好事，唯予則以為今末俗中之翰墨緣也。”直至1946年秋，齊白石再次在朱屺瞻為其編撰的《梅花草堂白石印序》中題款作序道：“因朱君工畫，畫幅加閒話印以助雅觀，其意趣正與餘同”。而齊白石每每為朱屺瞻刻印完成後，都是親手製作木盒，親寫地址和姓名，從假手他人，學生曾勸他，但齊白石稱“蓋以為非如此不足表其誠意也”，由此可見“白石之厚於先生若此”，兩人的關係確實非同一般。

齊白石刻給朱屺瞻的“六十白石印富翁”印

朱屺瞻與齊白石書信往來十八載，卻一直沒有機緣相見。直到1946年10月，齊白石應南方友人邀請，到南京、上海舉辦畫展。他對前去歡迎他的汪亞塵說，“此次南下，欲見者三人：梅蘭芳、符鐵年及先生也”。齊白石與朱屺瞻上海見面，他執手忘情，連聲說：“想煞我也，想煞我也！”在滬期間，齊白石寓居愚園路，忙於創作閉門謝客，但對於朱屺瞻則例外，“每訪必納，歡談竟日無厭時”，期間朱屺瞻曾詢問齊白石畫理，後者以“貴在獨創”告之，朱屺瞻深以為然，他將自己近作《梅竹圖卷》給齊白石看，齊白石欣然題跋。直至離滬返京，齊白石以12寸半身像相贈，題有“常相見”三字，叮囑朱屺瞻“懸諸床頭，以當二人日日相見也”。1949年後，朱屺瞻、齊白石的境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兩人心靈相通，但書信往來日漸稀少。至解放後1953年朱屺瞻暢遊北京，回訪齊白石，及至1956年齊白石去世，兩人再未見面。1978年朱屺瞻87歲時，被抄的齊白石所刻印章得以返還，朱屺瞻作《梅花草堂圖》紀念，並題記：“白石老人與餘交遊三十餘年，前後為餘刻石、七十三方，餘甚珍之……近由畫院發還，餘欣幸興奮之餘，寫此志之友之深情”。

從這些朱屺瞻與齊白石互相交往的文字和事蹟不難看出，歷經了幾十年的交往，朱屺瞻不僅是齊白石藝術的愛好者、研究者，更是白石老人志同道合的知己，就像葉恭綽所喻：“朱君屺瞻篤好白石，所治印及其書畫，有如板橋之於青藤”。雖然說朱屺瞻與齊白石的交往，最初是帶有商業性的，但此後兩人在志趣上不斷產生交流共鳴，最終建立了深厚的藝術情誼，成為忘年至交。

齊白石刻“梅花草堂”的印

齊白石刻“梅花草堂”的印石，也是梅花圖樣

朱屺瞻一生對於齊白石的書畫篆刻推崇備至，對齊白石藝術的這種長期的欣賞和喜愛，也使得朱屺瞻的藝術面貌受其深層的影響與啟發。雖然兩位藝術大家的繪畫風格與表現形態雖然有異，然其對於近現代中國畫大寫意藝術的創新探索與終極精神的層面上，卻異曲同工，尤其朱屺瞻之後的國畫風格依然能夠“戛戛獨造，絕不為白石所囿者”，乃是朱屺瞻深諳齊白石“貴在獨創”藝術理念的深切涵義。

朱屺瞻在家鄉瀏河鎮所建的“梅花草堂”

（二）以畫會友：“梅花草堂”和它的客人們

朱屺瞻對梅花情有獨鍾，不僅愛梅、種梅、畫梅，還將自己的畫室命名為“梅花草堂”，自號“梅花草堂主人”。這座對於朱屺瞻尤為重要的畫室在其藝術生涯的不同階段曾復建過幾處，第一處梅花草堂建於1932年太倉瀏河鎮，在這座位於家鄉的畫室，不僅留下了朱屺瞻辛勤創作的汗水，也有與畫友們研討藝事的雅集交往。1936年，朱屺瞻以“梅花草堂”為母題邀請眾畫友作畫賦詩，留下了許多佳作，“自是年起，開始徵集同道好友為梅花草堂作圖，一時海內名家……皆以佳作投贈。”湯定之、齊白石、黃賓虹、王一亭、汪聲遠、吳湖帆、潘天壽、姜丹書、丁輔之、陸丹林、汪聲遠、周振、沈尹默等為其作了“梅花草堂圖”，有關梅花草堂的邀約創作和雅集活動從上世紀30年代綿延到50年代初，每人一畫一書，匯為一冊，“十餘年間，先後得數十頁，匯為一巨冊，深得先生寶愛”。此冊在“文革”時上交文管會，發還時缺失潘天壽、賀天健兩位名家作品，成為憾事。

吳湖帆 《梅花草堂》 33×35cm×2

在瀏河梅花草堂時期，朱屺瞻與潘天壽（1897-1971）有不少往來，兩人1922年初識於上海美專，遂相訂交。1932年由潘天壽、諸聞韻等在上海組織發起“白社畫會”，每年暑期安排社員旅行寫生和舉辦畫展，在1935年舉辦第三次“白社”畫展時，朱屺瞻加入白社，其前後參加過兩次白社組織的外出寫生活動。1936年春，在“白社畫會”外出寫生時，朱屺瞻曾邀請大家去瀏河梅花草堂聚會，他以梅花草堂主人身份盛情接待大家，對此《朱屺瞻年譜》中有詳細記載：“暮春，與潘天壽、姜丹書、金維堅、吳茀之、張振鐸重遊富春江，先生作速寫數十幅而歸。及返，復招遊太倉，雅集於先生故居瀏河‘梅花草堂’，吟詩作畫，研討藝事，歡聚數日而散。”為紀念這次聚會，朱屺瞻、潘天壽、姜丹書等六人還合作了兩幅四尺花卉作為留念。

淞滬抗戰之後瀏河淪陷，“梅花草堂”畫室被毀，朱屺瞻攜全家避難上海。1938年好友姜丹書畫成《梅花草堂圖》，又作梅花草堂詩相贈慰問，詩中提及梅花草堂的由來和變故：“君訴從前鐵烏災，鄰園著卵小池開。池名鐵卵由吾賜，君即池邊補種梅。梅已成林築草堂，而今羅及池魚殃。彌天烽火何時熄滅，君吊太倉我吊杭。畫債一拖三兩年，圖成堂毀幸圖傳”。

1935年，朱屺瞻加入“白社畫會”。圖為初成立時的會員，自左向右依次為張振鐸、潘天壽、諸聞韻、張書旂、吳茀之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朱屺瞻在上海淘沙場果育堂街一處空地著手修再建“梅花草堂”，“建屋其上，中闢畫室二間，一為油畫室、一為國畫室也。復植梅樹數十株，環匝左右，仍以‘梅花草堂’稱之”。這處畫室地處上海鬧市區，使得朱屺瞻與海上諸家們有了更多往返交集，他們經常在此寫生聚會、談藝論道。據《朱屺瞻年譜》提到，常來南市梅花草堂研討西畫者有陳士文、周碧初、錢鼎，還有位叫沈應印的女學生；研討國畫者有張大壯、賀天健、孫雪泥等人，不時也有老友前來梅花草堂作畫聚談，如汪亞塵、唐蘊玉等，潘玉良、劉海粟亦是座上賓。而在淘砂場時期的“梅花草堂”畫室，潘天壽也是幾度來訪，其中1946年春，潘天壽從杭州來訪，特意為《梅花草堂印存》署上題簽；而後的1948年秋，潘天壽借到上海辦事之際，邀陳石漱一起拜訪朱屺瞻，潘天壽提議，以“君子之交，枯木竹石”之意，三人聯手作畫。1952年潘天壽等途經上海時，再次拜訪朱屺瞻於淘沙場梅花草堂：“春日，潘天壽、吳茀之、諸樂三自安徽霍丘土改歸，途徑上海，訪先生於梅花草堂，握手神幻，鹹謂老來得逢盛世，當以餘年為新社會多做貢獻也”。年譜中的這段文字記載了在梅花草堂接待的最後一批客人便是潘天壽等畫友，足見兩人相與往來的深厚情誼。後因產業變賣，朱屺瞻從淘砂場遷出。

朱屺瞻在淘砂場梅花草堂前

而齊白石對朱屺瞻的“梅花草堂”也給與了積極迴應，曾為其刻制“梅花草堂”印，又作《梅花草堂圖》和梅花立軸，到1948年，87歲的齊白石再為朱屺瞻作篆書《梅花草堂》匾額，並記雲：“吾曾為畫友屺瞻先生刊梅花草堂印，復為畫梅花草堂圖，再三畫梅花立軸，今又於滬濱築新屋，萬里函索此四字，吾友真與白石有緣也”。

齊白石 梅花草堂 149×51cm 1946

在上海孤島期間，朱屺瞻仍廣交各方畫友，尤以國畫群體為多，“與先生相過從者有張大千、吳湖帆、賀天健、江寒汀、張聿光，唐雲方自杭州來滬，執教與新華藝專，因相識”。張大千、吳湖帆作為當時海上畫壇領袖，都精於古書畫鑑定，頗有收藏，和朱屺瞻有同好，所以彼此頗為友善。而錢瘦鐵精於篆刻，“晚年與先生交往最密”。1940年左右，朱屺瞻與唐雲、錢鼎“相交甚厚，合作畫幅頗多”，還請汪大鐵、來楚生篆刻三人合作印，此後三人亦聯合舉辦“三友畫展”。朱屺瞻也與汪亞塵、姜丹書走動頗多，三人議論時事，每有感概，便訴諸表露於繪畫之中，曾合作繪製《松竹雙鳥圖》。

唐雲 《梅花草堂》 34。5×34。5cm×2

謝稚柳 《梅花草堂》 33。5×34cm×2

為續前緣，朱屺瞻在上世紀80年代再度邀請眾畫友繪寫“梅花草堂圖”，包括陸儼少、謝稚柳、陳佩秋、宋文治、唐雲、劉旦宅、應野平、亞明、王康樂、賴少其、程十發等名家均有佳作寄贈，這些作品與前冊合為《梅花草堂集冊》。朱屺瞻後來補繪圖文，記敘集冊始末，他在集冊前寫道：“梅花草堂乃吾舊居太倉瀏河鎮。羨梅花之耐寒，寄清香可愛，承友誼情饋，繪寫斯冊。圖二十二紙，字二十二紙，合裝成冊，前後歷時六十餘載。此乃友朋高誼，彌足珍貴，願兒孫珍藏之。”這套集冊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傳遞至八十年代，前後歷時六十餘載，近現代名家用筆墨記錄了朱屺瞻與其交流之情誼，藝術之事蹟，某種意義上這套集冊也成為了近代中國畫壇風雲聚散的某種寫真與顯影。

程十發《梅花草堂圖》

（三）寫生與合作畫：上海中國畫院之“誼”

朱屺瞻在解放前一直走著一條中西並行的繪畫道路，到了解放後，開始專攻中國畫。朱屺瞻在《癖斯居畫譚》中曾自述：“到了解放後，我全力以赴地專攻中國畫，與其說是開新端，不如說是遂初志，很有‘歸去來’的快感！” 1956年，65歲的朱屺瞻受聘為上海中國畫院畫師，進入了正在籌備中的上海中國畫院。這開始了他接近十多年的外出寫生創作生涯，期間和畫院同仁吳湖帆、唐雲、關良、賀天健、錢瘦鐵、豐子愷、王個簃、程十發等人交往密切。

1957年6月，阮企鹹、朱屺瞻、錢瘦鐵在重慶工人文化宮

1956年10月畫院首度組織外出寫生，朱屺瞻與賀天鍵、張聿光、錢瘦鐵等畫院同仁赴安徽黃山作畫，大家意興倍加，創作熱情空前高漲。1957年朱屺瞻與畫院好友錢瘦鐵遊歷四川、陝西，歷時兩個多月，兩人先後到訪武昌、重慶，在成都與當地國畫家座談，併合作畫，後至西安會晤石魯、趙望雲、方濟眾、黃苗子等眾多“長安畫派”畫家。透過此番遠遊和交流，兩人更覺彼此藝術理念之投緣，返回上海後，錢瘦鐵特意篆刻“學而不厭”印贈與朱屺瞻，記錄兩人此番共同的壯遊經歷和藝術同好，“我二人所見相同，屺老駸駸不懈，因刻斯印以贈之”。

1960年，上海中國畫院畫師朱紀瞻、孫雪泥、沈邁士等在蘇州寫生

1960年，朱屺瞻再次與畫院同仁孫雪泥、俞才子、孫祖白等畫家同赴浙東寫生，尋訪杭州、紹興、寧波；第二年與陸儼少、袁松年、謝之光等赴廣東交流、寫生；1962年與伍蠡甫前往浙西天目山寫生；1963年暮春，與王個簃、孫雪泥、應野平、朱梅邨等畫家再赴浙江寫生，在溫州期間，朱屺瞻和王個簃為美術工藝研究所合作大幅畫作。1964年，與沈邁士等畫院同仁遊訪無錫寫生；同年與林風眠、王個簃、唐雲赴江西景德鎮深入生活，畫瓷掛盆，年底再遊井岡山，同行者為孫雪泥、沈邁士、應野平、俞才子等。

1963年4月，上海中國畫院同仁赴雁蕩山寫生，王個簃、孫雪泥、朱屺瞻在山下靈巖寺合影

1964年，朱屺瞻與畫院同仁林風眠（右四）、唐雲（右六）等赴江西景德鎮深入生活，繪瓷器掛盆等數十件

除外出寫生創作之間的交往外，合作畫也是朱屺瞻與畫院同仁經常交流和雅聚的一項活動。合作畫作為畫院畫師集體創作的物質呈現，每一位風格獨特、性格鮮明的畫家都能在合作畫的集體繪畫實踐中以“不同”的筆墨“合力”而成一件作品，是筆墨的合力，亦是交流的顯影。如十八張一套的山水合作圖冊《江山如此多嬌》，既有朱屺瞻描繪的“祖國山河無限好”，亦有吳湖帆、謝稚柳的西湖，還見賀天健筆下的鎮江北固山。1977年日本畫家東山魁夷曾來上海參觀，受到朱屺瞻、唐雲接待，並得二位畫家合作作品《蘭竹雙清》相贈。

1977年日本畫家東山魁夷（中）上海參觀，與朱屺瞻、唐雲的合影

唐雲、朱屺瞻，《蘭竹雙清圖》，1977， 贈東山魁夷先生留念；屺瞻畫蘭、唐雲補竹。

朱屺瞻在畫院留下的合作畫中，以他與關良（1900——1986）的合作畫最多，兩人交往亦密。1917年，25歲的朱屺瞻與17歲的關良去日本求學時都拜在同一位老師—藤島武二的門下，但彼此並不相識。朱屺瞻因為家庭原因在日本學習數月後便返回了上海，而關良則在日本一直學習至1923年才回國。1934年兩人在上海美專相識，而後的1937年關良輾轉於昆明、廣州、重慶等地的藝術院校任教，在這期間兩人聯絡不多。直到1960年上海中國畫院正式建立後，兩人同為畫院畫師，還同為上海文史館館員，經常在一起切磋，交往也頻繁起來。關良曾為朱屺瞻的幼子繪製一本冊頁，朱屺瞻家人十分珍視這本冊頁。

朱屺瞻與關良之間在藝術理念上有許多共同之處，兩人都痴迷於戲曲，也都創作過大量速寫人物的戲曲，最為關鍵的是，在藝術主張上二人早年都最醉心於印象派、野獸派，後來又迴歸中國傳統水墨，而且不約而同地追求作著藝術上的“拙趣”，只不過朱屺瞻是“樸拙”，關良是“稚拙”，朱屺瞻在《癖斯居畫譚》中曾說：“關良作畫，以‘稚拙’為座右銘。他的水墨人物畫所以可貴可風，就在‘稚拙’二字上。在求拙這一點上，我與關良有同好。實踐上自愧不及老友。”

關良和朱屺瞻的合影

兩人在一起的合作畫，無論是《武松景陽岡打虎圖》、《武松大鬧飛雲浦》還是《醉打山門圖》，經常是關良畫人物，朱屺瞻配景。雖說是朱屺瞻補景，但人物與配景之間的結合幾乎達到了高度統一，猶如出自一人之手。朱屺瞻曾解析關良的戲曲人物說：“畫得筆筆松秀，一筆不懈，不多也不少，添不得，減不得，就是高度準確，松是彈力大，起筆落筆交代清爽。”可以看到朱屺瞻非常熟悉和了解關良的人物畫法，才有瞭如此相得益彰的配景。顯然，這些合作畫既是兩人筆墨上的交相輝映，更是其深厚友誼的見證。

關良 、朱屺瞻，《武松景陽岡打虎圖》，1976 （良公畫人物，屺瞻補景）

結語

朱屺瞻與近現代中國畫群體的交往事蹟，集中在朱屺瞻與黃賓虹、齊白石的交集，“梅花草堂”畫室的雅聚以及畫院的創作活動之間。朱屺瞻在與黃賓虹的莫逆之交中，得以深入鑑別並理解傳統書畫之精髓，反過來又影響到朱屺瞻此後中西繪畫並陳的藝術面貌；而朱屺瞻對於齊白石藝術的嗜好，則促成兩人在志趣上的交流共鳴，最終發展為深厚的忘年至交。朱屺瞻的“梅花草堂”畫室和集冊，不僅承載和記錄了朱屺瞻的藝術創作和交往聚會，亦成為近現代中國畫藝壇的某種寫真，和朱屺瞻廣泛交往的象徵之物。而朱屺瞻與畫院同仁的交往，主要集中在建國初期的大量寫生活動，此外，彼此的合作畫作為集體創作的物質呈現，也是朱屺瞻與畫院同仁們筆墨交流的主要方式，這不僅是他們丹青筆墨的交相輝映，更是其友誼的絕佳見證。

上海中國畫院收藏的《梅花草堂印存》（1959年朱屺瞻先生贈與葉露園先生舊藏）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在朱屺瞻漫長的人生歷程中，從藝生涯八十餘載，“筆端切磋：朱屺瞻與近現代中國畫群體的交往事蹟”則生動地展現了朱屺瞻與十二世紀近現代藝術大家的人文交流和書畫友誼，這裡有其和友朋往來的脈絡、交往的事蹟，亦有精神的回聲！

1978年底，朱屺瞻夫婦與錢君陶夫婦等人在桂林合影

朱屺瞻與上海中國畫院一起創作。

（本文作者為“赤心惟存——紀念朱屺瞻誕辰130週年藝術展”策展人之一，標題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