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還認識“蘇州碼子”?那些消失在歲月中的知識
1995年，汪曾祺在《草巷口》一文中寫道：“他用了一個很大的秤約了分量，用一張草紙記下蘇州碼子。我是從掄元二叔的草紙上才認識蘇州碼子的。現在大家都用阿拉伯數字，認識蘇州碼子的已不多了。”如汪曾祺所言，現如今認識“蘇州碼子”的確乎不多。蘇州碼子原是一些特殊的記數符號，今人假如完全不懂，不但見了不知它是蘇州碼子，怕還要當它是天書看。如今距離汪曾祺的少年，過去六七十年，而個體的知識體系也早已更新了行頭。
在新近興起的日記閱讀風潮中，知識的斷代現象日益凸顯。讀日記，自然是影印本為佳，排印本雖經整理，然而錯訛不少，且常有“□”字元阻斷語句，使人讀著不快。起初，我總疑心這是原書有闕，沒奈何。後來比對影印本，發現不少“□”符乃是整理者釋讀不出原稿，索性付之闕如。在讀者看來，這卻彷彿一個個暗礁。而近現代日記中這“□”字元所指代的就常有“蘇州碼子”。
蘇州碼子是怎樣的計數符號？說來話長，早期中國人計數是使用算籌的，及至現存唐代的敦煌卷子《立成算經》，已有模仿算籌擺放形式而創造的計數符號，發展到北宋司馬光的《潛虛》，較完整的從1到10的計數符號已經成型，那已是蘇州碼子的雛形了。南宋秦九韶在《數學九章》中記載了縱橫二式的數碼，以後迭經發展，到了明代，因為珠算的普及，縱式計數已不必須，而南宋流行的橫式計數碼也基本定型。程大位（1533-1606）萬曆間刊刻的《演算法統宗》就詳細記載各類“暗馬”。程大位原是徽州的商人，對數字頗為敏感，中年後家居鑽研算學，撰成《演算法統宗》17卷，於萬曆二十年（1592）刊行。這書是古代算學的名著，在整個東亞都很有影響。蘇州地區商業發達，運用較多，故又稱“蘇州碼子”。這些且不多說，只說他記載的“暗馬”，對我們識讀日記中的雜項是很有幫助的。
《演算法統宗》卷一記載著“數附暗馬式”（見圖1），列了通行的計數符，下頭則一一對照暗馬。此後是解釋性的文字：“右大圈九字配合相生而成法也。大圈之小圈乃暗子馬數。惟一二三不拘橫直，但位數配合得宜，不亂為式。”接著則是介紹這九歌位數如何組合。《演算法統宗》是給識文斷字和學習算術的人閱讀的，由此可見“暗馬”原非學院數學常備的知識，故須一一對照標註。有了這一頁，讀書人對實際商業活動中的數字資訊就不至於茫然，而後來者記賬的數目於我們而言也就不難迎刃而解。
圖1：《演算法統宗》記載的“暗馬”
以201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蘇州博物館藏晚清名人日記稿本叢刊》為例，其中收有潘鍾瑞（1823-1890）的《香禪日記》。潘氏為潘祖蔭族兄，長期沉淪下僚，以遊幕、課館為生。因為生活在基層，所以不能不十分關心治生與個人收支狀況，而日記也常常記載。日記正文之外的雜項頁，有時也儲存另類的清單。譬如光緒十年三月初一日日記天頭上的雜記如下（圖2），這段文字，對不瞭解古代記數符號的人來說，恐怕有些困難。茲將其照錄如下：
圖2：
《香禪日記》裡的蘇州碼子計數樣式
送修家人茶儀洋乙元
又號房及挑夫 錢二百
犒值場家人茶儀 洋兩元
又廚房 洋乙元
又茶房及打雜人錢一千
給君秀管 錢六百
舟價 五百六十
粥飯錢 九十
夥計酒錢 一百五十
煤炭錢 一百
運用程大位《演算法統宗》裡的材料，兩相對照，潘氏的賬單就一目瞭然了。“一”是“乙”，“百”則似乎一個繩結，看來是有些潦草，所以蘇州碼子也被稱作“草碼”。至於“煤炭”之後的“錢”字，也是晚清及民國常用的代替符號，凡此，都是今人不容易想到的。
“蘇州碼子”等一系列數字符號，今天看來早已是僵死的知識，現實的價值不大，學校也無傳授的義務，可是一旦遇著古書，需要破譯，這時它的用處就顯現出來。沿著現行學校體制一路而上的我，第一次接觸這些符號時一頭霧水。卻恰在這時，遇見了南京圖書館的沈燮元先生。一將影印本攤開請教，沈先生便樂呵呵地說，“這是蘇州碼子。”然後在筆記本上麻溜地將1到10用蘇州碼子寫出來。沈先生說，過去記賬等方面是常用這種記數符號，現在消失了，你們年輕人不懂，不足為奇。沈先生是老圖書館員，今年已經94歲高齡，憑藉數十年的知識積累，他可以輕鬆破譯那古老的符號密碼。無獨有偶，當我將《香禪日記》中特殊的蘇州碼子請教長沙鍾叔河先生時，鍾先生說，過去的湖南，也常使用這種記數符號。鍾老的父親民國時期曾任湖南大學教授，家中也有傭人。傭人去到肉鋪、菜檔等地買東西，對方記一本賬，這邊家裡也記一本對賬，都用蘇州碼子記錄。不過在長沙，那符號被稱為“漢碼”。
整理日記或是民國的文書，蘇碼之外，還會遇到“龍泉碼”，那是明末江西龍泉人（今江西遂川）郭維經（1588-1648）發明的木材稱量方法，過去稱量木材，常使用“估堆法”及“秤稱法”等，然而都不夠精確，“龍泉碼”借用銀兩計數方法，計算木材的圍徑進行計碼，稱為價碼，故基本單位叫做碼兩。1950年代以後，這種稱量方法也逐步廢除，現在懂得這一偏門知識的人也不多了。
蘇州碼子、龍泉碼之類的實用性知識，是文史研究者較少關注的。現今的學問或者說學術性的知識常常排斥此類知識，然而歷史上並不總是如此。凡是文化復興和商業博興的時代，實用性的知識往往能浮現在學術層面。明末程大位、郭維經等人將那些原本口耳相傳的實用知識吸納，並呈現給主流的學術界，顯示出晚明中國社會活躍的知識交流氛圍。這其中，印刷術的大規模推廣起了很大的作用。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在《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一書中解釋經濟學這門學科如何興起時指出，“商人的知識原來是口耳相傳的，但是十六和十七世紀時卻以印刷品的形式流傳得愈來愈廣。”（《知識社會史》，臺灣麥田出版公司，2003年，第48頁）蘇州碼子、龍泉碼這類計數符號在晚明以降的社會中雖然廣泛使用，但在印刷文獻中並不多見，今天能看到的也多出現在寫本文獻中，這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這似乎顯示這種民間廣泛使用的實用性知識儘管為知識階級所注意到，但與主流的知識系統並不相容，隨著國家政令的干預，在1950年代左右，蘇州碼子和龍泉碼的使用範圍逐步減少，而熟練掌握這些知識的人也越來越少。不再被需要的實用知識，重又退出了知識階級關注的舞臺。
400多年前，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已經批駁依賴於日常世界的經驗知識，而認為學問應該尋求一些“尚未經嘗試的真正方法”，即“既不要像愚蠢地只憑經驗收集資料的螞蟻，也不要像用其內部體液紡織網兒的煩瑣蜘蛛，而要像同時收集和消化的蜜蜂。重要的是由‘感官和細節’開始，而後循一個階段到達一般的結論。”（《新工具》，1620年）培根對學問目的的解釋，很大程度上為今天的學術界所認同並實踐。而來自民間的知識，如何為今天的知識階級吸納，似乎仍成一個問題。主流的學術的知識系統，常常表現出拒斥民間實用知識的傾向，甚而一言蔽之為“民科”。然而，回到蘇州碼子這樣簡單的記數符號的例子上，可以見出如今學術圈的處理方式並非毫無問題。如果不是前代學者有意識地將那類知識稍加記載，如果不是一些長輩仍能憑藉經驗口述逝去的知識，那麼如今大量的稿抄本中的蘇州碼和龍泉碼可能難以有效破譯。不能否認的是，民間的知識有其自身的土壤和成長軌跡，很多時候並不以學術圈的精英知識的流動為轉移，這時候如何接納與消化，實際上考驗今天知識階級的本領。全盤吸納可能消解研究者的學問目的，然而完全排斥則可能導致脫離實際，無法理解民間的社會生態及執行機制，甚而根本與之格格不入。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暗碼”存在並演進了一千多年，但正式記載的史料卻實屬寥寥，這也充分說明歷史在“大傳統”和“小傳統”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知識的灰色地帶。此類灰色地帶，姑且名為知識的“暗碼”。
由前文汪曾祺的記載可見，他學蘇州碼子，並非來自學校，而是自族叔而來的日常生活經驗。而一經汪曾祺的記載，這種日常的知識就固定於書本中，成為學院化的知識，或者在學院知識中留下一些痕跡和線索供後人探尋。這似乎給予人們一些啟示，儘可能多地記載日常的實用的知識，使之條理化，是吸納實用知識的最基礎然而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將這種處理材料的眼光放到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的四部知識中，可能會提請人們多多注意“子部”囊括的知識，經部、史部和集部無法歸類的諸多材料如筆記等等，其中囊括了無數來自民間的實用知識，這些往往被納入子部中。
如今，隨著《子海》等大批子部文獻陸續出版，子學也隱隱如清代一樣有復興的跡象。然而，有一點似乎是研究者少加留意的，即子學的復興應當並非僅僅止步於整理舊籍，還應當包括最大限度的知識吸納，不僅追溯舊日消逝的知識傳統，更是最大範圍吸納今日民間的實用性知識。如此，子學才能有更為強大和持久的生命力，而民間的知識系統與學院化的知識系統方才會有更好的交流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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