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保、陳滿榮：夏竦考述（2011年）
［關鍵詞］夏竦 生平 奸邪 成因
有宋一代，地域發展極不平衡，江西顯得異軍突起。有宋以前，江西足稱大家的人物，僅陶淵明一人而已，但歷史蔓延到了宋代，江西文學的發展出現了“井噴”的現象，大家迭起，名家輩出。這種狂飆突進所帶來的文學成果及其原因，引起後人的好奇與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前期，也就是江西文化繁盛的前夜，江西卻相繼有幾人人主臺閣，如陳恕、陳彭年、王欽若、夏竦、晏殊、陳執中等，這不僅突破了宋太祖“南人不得坐政事堂”的規定，並且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文學才華影響感召一大批人，並且以南人尤其江西人氏為主。這種文學上的指導和唱和以及仕途上的提攜，不僅有利於江西文人以及南方文士整體文化素養的提升以及文人團體的出現，而且仕的顯赫也較易形成全國受性的影響，因此，對江西文化在宋代的崛起，功不可沒。不過，在“尚氣節而羞勢利”的宋代，這樣做的後果很容易給人落下朋黨的口實，以致在歷史上留下不好的名聲，如陳彭年之“奸邪險偽”，夏竦之“陰謀猜阻”，見於《宋史》所載，然觀其一生，實不至此也。
有鑑於此，筆者以夏竦為突破口，在釐清其生平的基礎上，力圖還原一個真實的夏竦，並進而挖掘夏竦“奸邪”背後的深層次原因，透過夏竦的遭遇，去感觸北宋初期南方士人在仕途上的掙扎和無奈。
一、夏竦生平①
夏竦（985—1051），字子喬，北宋江州德安（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人，夏承皓次子，少有才華，超邁不群，所為詩文，皆為可觀。淳化四年（993年），遊於太學，一時英俊，皆相與友善。至道二年（996年），從學於姚鉉，在其指導下，諳古今故事，通百家之書，並且顯露出藻麗鋪排的文風。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三載，一日，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此外，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五載：“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群，時年十二。有試公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略曰……”@此事或就在此年發生，《放宮人賦》現在尚存，收錄在《文莊集》卷二三，全文藉唐太宗放宮女一事歌頌其太平盛世的德政，以宮闕幽閉，曉然情愜為韻。但作者把主要筆觸用以描摹宮人的情態，如幽閉深官的哀怨無緒，乍聞訊息的悲喜如幻、辭別帝宮的徘徊心切，歸途路上的意愜思紛，都寫得極其細膩傳神。文章句式整飭駢儷，銜接流動自然，實難相信出於一個12歲的孩童之手。
鹹平四年（1001年），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載，其父夏承皓監通州狼山鹽場，夏竦隨父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詩：“渡口人稀黯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遠水南迴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閒田。季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直錢。”詩歌立意不俗，開篇登臨遠望，“尤喜夕陽天”一句語意驚人，振起高格，中間“山引”一聯描繪暮靄沉沉，細雨菲菲的暮景尤為形象，以季鷹作結，既契合眼前場景，又含無限的感慨。王闢之評價此詩“後之題詩無出其右”@。這種語意有少年作詩故作驚人之嫌，但因為其才華橫出，底蘊不淺，故能翻出新意，不落流俗，為人所喜。此外江休復《江鄰幾雜誌》也載“夏英公少年作詩，語意驚人，有‘野花無主傍人行’之句”@，“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李卿孫惟留一篇夏英公詩：“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拉淚溼青衫。”@
景德元年（1004年），時契丹內犯，其父夏承皓由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而死，朝廷恤難錄其為無品級的“三班差使”，這是夏竦正式走上仕途的開端。不久，因獻詩李沆改潤州丹陽主簿。魏泰《東軒筆錄》載此事，記敘甚詳：“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翌日，袖詩呈真宗，及敘其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景德二年（1005年），因王欽若提攜，參修《歷代君臣事蹟》。
北宋前期四重臣與江西文化的興盛作者： 王德保， 張麗著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日期：2012-10-01
二、“奸邪”及其成因
（一）夏竦“奸邪”
夏竦一生仕途，屢經風霜，所在勤勉政事，多有創舉。調知襄州，賑濟災民，所賴全者，46萬餘口；徙知洪州，禁絕巫硯，焚燬符籙，得千九百餘家；兼侍讀學士時，日講唐書一傳，著為定例；任樞密副使時，著定賞罰條例，事皆按比而行：經略陝西時，“治軍尤嚴，敢誅殺；即疾病死喪，撫循甚至”《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度稱讚“其為郡有治績”“至盜賊不敢發”@。因此在民間，夏竦聲名非謂不佳者，如夏竦通判台州時，黃遠《台州通判廳題名記》說：“惟夏鄭公在大中祥符間以著作佐郎來倬是郡，今郡人猶能道之。”又知襄州時，賑濟災民，“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無疑這種在民間的聲名是其遇事幹練，造福於民的結果，然在宋朝主流意識形態之中，夏竦聲名卻並不準。
（二）夏竦“奸邪”成因
1。“奸邪”與其為人處事
無論《長編》還是《宋史》都提到一點，那就是其“才術過人”。正因其自以材器，未嘗許人，所以雖有識人之明，少有容人之量，一有釁隙，睚眥必報。如前面所提到的賦詩譏嘲丁謂一事，此非個案，這樣的例子不乏見於宋人的筆記之中，如文瑩《湘山野錄》捲上載：夏竦知襄州時，“胡秘監旦喪明居襄，性多狷躁，譏毀郡政。英公昔嘗師焉，至貴達，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為絕句。胡曰：‘試誦之。’公曰：‘近有《燕雀詩》，雲：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少戢。”@夏竦師道甚尊，這裡以詩譏胡旦，皆源於不能容其“狷躁”之性。
2。“奸邪”與南北文化衝突
雖人才之出無定處，然‘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古亦有此語。”@雖然“不用南人為相”一說見諸筆記野史，於正史無考，但在太祖、太宗兩朝，同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等要職幾乎全由北人包攬，最高決策圈基本與南人無涉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偏見如此，又何遑群臣。在南方士大夫面前，北人往往呈現一種高蹈之勢。如文瑩《玉壺清話》卷八載：“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為給事中，掌考功。官序雖齊，視洎乃為屬曹。”@
（三）重新審視“中傷富弼”一案
（作者：王德保；南昌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滿榮；南昌大學中文系2008級研究生）
注：版面有限註釋刪除，註釋原文檢視南昌大學人文學院、南昌大學贛學研究院編《贛學》第3輯（2011年10月）；部分格式和字錯誤，以刊發原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