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華人海盜在越南：連橫行海上的阿拉伯人也敢打劫

1168年南宋處於什麼處境

說起中國古代的海盜，可能最先躍入人們腦海的是明代的倭寇。其實不惟明代，各朝各代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海盜問題。由於明代關於倭寇的材料存世相對較多，另外又和敏感的東鄰問題扯上關係，於是倭寇的研究也就相對起步較早，這一時期的歷史在大眾中也就相對普及。倭寇就其人員來源來說，既有來自日本列島的人，也有來自西方的葡萄牙人，更多的則是中國人，在嘉靖時期的倭寇大爆發中，後者的比例是遠遠超過前兩者的。這種國際化的人員構成，很容易引發當代學者的想象與興趣，乃至於當時倭寇的大本營雙嶼港——現在的舟山六橫島，成為東亞的貿易中心。

儘管時空變遷，滄海桑田，人的本性卻很少改變。自唐代中後期海上貿易開始勃興，至宋代而達到高峰，在求生逐利這一人性的驅動下，大量的沿海人民投入到海上貿易的隊伍之中，而中央王朝對這一新的貿易形勢的控制則在不斷地加強。這一方面是由於政府需要稅收與壟斷來攫取海上貿易的利潤，另一方面則是對沿海商人集團的打壓——在缺乏妥協與分享的傳統社會中，權力是一種零和遊戲。所以從總的趨勢來看，在帝制時代，中央政府對海上貿易的緊箍是逐漸收緊的：宋代允許私人自由出海貿易，但政府抽取高額的稅收（某些特殊商品則由政府壟斷）；元代政府加入了賽場，親自辦起了國家的船隊，排擠掉了私人船隊；明代則長時間有嚴厲的海禁政策，但保留了來自日本的遣明使貿易，遣明使貿易崩潰之後，海盜的爆發就無可避免了……

還是讓我們回到依然頗有些自由氣息的宋代，來看看那時候的國際海盜。宋代正值日本平安時代，武士階層還沒有崛起，濱海地區還沒有看到浪人們的身影，所以那個時候東亞海域的海盜，日本人還遠沒有成為主角——甚至連配角也不是。可以稱得上主角的，佔婆國（Champa）算一個。

佔婆的地理形勢

佔婆國，中國史書中稱其為林邑、占城，地理位置相當於現在越南中南部。它的地理特徵非常類似於中國東南沿海，短促流急的高山河流從海岸山脈俯衝而下，獨流入海，形成面積狹小的沿海沖積平原，而各條獨流入海的短促河流又被橫向伸入海洋的山脈所阻隔，於是各個狹小的沿海沖積平原形成了相對獨立且封閉的地理單元。今天越南中南部，從北至南的每一個沿海沖積小平原，分別構成了廣平、廣治、承天順化、廣南、廣義、平定、富安、慶和、寧順、平順等沿海省份，法國曆史學家馬伯樂在他的《佔婆史》中，稱佔婆為“逼處山海之間，東岸海瀦遍佈”，又“島嶼環列，小灣無數”，有著獨特的地理景觀。

11~12世紀東南亞地圖，中南半島最右側的狹長沿海地帶，就是佔婆國

這樣的地理特徵導致了佔婆的政治形態為鬆散的政治聯盟，每一個沿海小平原都有較強的自主性，而不是類似於中國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把它們聯結在一起的可能是信仰——佔婆是一個婆羅門教國家，現在遺留的美山遺址，和真臘的吳哥遺址一樣，都是婆羅門教的遺存。其實，東南亞海域，島嶼、峽灣眾多，又扼守著東西方貿易的狹窄通道，從很早開始，這裡便成為海盜的溫床。對這一地區的很多城邦國家來說，我們現在稱之為“海盜”的行為，只是一個政權解決財政困難時再正常不過的辦法，如三佛齊（它的國都位於今印尼蘇門答臘島的巨港）在其強盛時期，對過往馬六甲海峽的船隻收取高昂的費用，而在其財政吃緊的衰弱時期，便使用武力來強迫別國船隻停留在他們的港口，其行為已經形同海盜；繼其之後興起的位於馬六甲海峽北岸的馬六甲王國，也幹過同樣的勾當，英國曆史學家霍爾甚至直接稱它是“由一群海盜組成的國家”。

這種利用一個政權的軍事力量在海上逐利的海盜行為，佔婆當然也不遑多讓，因為佔婆的地理位置對於古代航路來說，也非常重要。佔婆海岸歷來為中西船隻往來的重要停泊補給地點，元代的安南人黎崱在其所著《安南志略》中說：“占城國立國於海濱，中國商舟泛海往來外藩者，皆聚於此，以積新（通“薪”）水，為南方第一碼頭。”就是說，當時中國商船往南洋跑，都要在這裡補給。正是這樣繁忙的交通往來，為海盜行為的發生提供了一個有利條件。

佔婆當然懂得利用這一地理優勢。早在五世紀晚期，它就曾截斷了交趾（今越南北部）與扶南（今越南最南部和柬埔寨，即真臘）之間的貿易路線，並洗劫往來船隻。除了搶劫海上商路上的商船之外，另一項重要的搶奪目標，便是人口。當時的東南亞各國奴隸貿易盛行，搶奪人口作為奴隸進行販賣，是各國海盜一項常見的勾當。佔婆便常常擄掠交趾沿海的村落人口，交趾史書《大越史記全書》中多有這樣的記載，如交趾李朝太宗明道二年（宋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占城風浪賊掠取海邊民，命陶處中鎮之，乃平”；又陳朝太宗元豐二年（宋淳祐二年，1252年），“占城自李氏之衰，常以輕舟剽掠沿海居民”（關於佔婆的史料大多來自中國和交趾的記載，他們自己的史書沒有儲存下來，但留下了一些碑刻）。

越南峴港佔婆雕刻博物館所藏婆羅門教風格雕像攝影/王華震

越南美山聖地遺址是最重要的佔婆遺蹟，毀於越戰中的美軍地毯式轟炸。攝影/王華震

佔婆的華人海盜

佔婆的海盜並不全是佔婆人，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可能是中國人。畢竟以佔婆這樣的地理位置，必然會吸引來自各方的移民。宋代文獻中有明確的記載，華人曾經在佔婆做過海盜的勾當。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佔婆“番首”鄒亞娜［鄒亞娜是宋朝史料中對他的稱呼，據馬伯樂的意見，鄒亞娜是闍耶因陀羅跋摩四世（Jaya Indravarman）的漢譯對音］遣使楊卜薩達麻來到宋朝進行朝貢貿易，朝廷照例令其“免到闕”（指不要到臨安來）。宋朝對朝貢貿易採取務實的態度，知其目的主要在於貿易，與政治關係不大，一般都是令南洋諸國止在泉州市舶司進行交易。

然而泉州市舶司此時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原來，楊卜薩達麻到達泉州的時候，恰好碰到了大食國（即今阿拉伯地區）的商人烏師點。之前一支阿拉伯船隊途經佔婆、來中國做生意，結果被佔婆的海盜洗劫一空，這個阿拉伯船隊的首腦，不是別人，正是這個烏師點。烏師點想不到在千里之外的中國又碰到了這群海盜，他抓住機會，立刻向泉州市舶司控告楊卜薩達麻所貢的方物是其搶劫大食商船而來，而被搶的時間正是大食商船經過佔婆海岸的時候。以佔婆人歷來的品行來看，這項指控很有可能是確鑿的，至少當時宋朝人相信了烏師點。市舶司將案件上報朝廷，孝宗做出了最後裁決：“（將楊卜薩達麻）以理遣回。”同時，在烏師點控訴中，透露了另一個重要的資訊，他說：

“……到占城國外洋暫駐，有占城蕃首差土生唐人及蕃人打駕小船，招引佛記霞囉池等入占城國拘管……又將人命殺害。”

烏師點隨口提到的“土生唐人”，也許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關於華人在境外做海盜的史料。而所謂的“土生”，便表明他們至少是移居佔婆的華人第二代。後世的文獻記載表明，宋代有大量華人移居佔婆，這些華人在經濟上與當地人互相合作，曾多次組織佔婆遠赴宋朝進行朝貢貿易，並擔任綱首（船長）、翻譯等。而在政治上，他們與佔婆的統治者似乎是各有所求，貌合神離，元初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軍遠征攻打佔婆，一個叫曾延的佔婆華人代表華人群體來與元軍談判，元史中這樣記載：

“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侯山，聚兵三千餘，並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洩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

這條記載是說，佔婆的統治者在元軍大兵壓境的時候，害怕當地華人私通元軍，於是準備將華人屠殺殆盡，曾延逃了出來，向元軍報告了佔婆國主藏匿的地方。這個事件表明，至少在宋代，就已經有大量的華人旅居佔婆，形成了可觀的華人社群。在宋末之前，他們和佔婆統治者似乎頗有合作，還曾一起出海打劫阿拉伯人，但元初時，當地華人的勢力顯然受到了壓制。

至於這些與佔婆人合作的華人海盜——“土生唐人”，他們祖輩來自哪裡？是什麼時候開始移居佔婆的？我們似乎可以從北宋晚期政府頒佈的一紙禁令中獲悉端倪。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有臣僚上言道：

“訪聞入蕃海商，自元祐後來押販海船人，時有附帶曾經赴試士人及過犯停替胥吏過海入蕃。或名為住冬，留在彼國，數年不回，有二十年者，取妻養子，轉於近北蕃國，無所不至。元豐年中，停替編配人自有條禁，不許過海。及今歲久，法在有司，未常檢舉。又有遠僻白屋士人，多是佔戶為商，趨利過海，未有法禁。”

可見宋代華人移居海外，至少在北宋晚期就已經形成風潮，以至於朝廷要重申立法。移居海外的華人有兩大群體，一為趨利出海經商的白屋士人，二為有過違法記錄之人，二者均為明令禁止出海的人群，而後者偷渡出海後，很可能成為當時東南亞各國海盜的一部分。

宋趙汝適撰《諸蕃志》（四庫全書版）提及交趾和占城的篇章

佔婆襲擊海南

儘管佔婆人以自己的沿海地帶為主要的海盜舞臺，可一旦有合適的時機，他們也並不憚以舟師襲擊外國，對北方的交趾與南方的真臘，他們都曾以舟師奇襲得手。上文講到北宋末年時，已有大量華人移居佔婆，到了南宋，這些華人帶領著佔婆人將商業的觸角伸回到了宋朝領土之內，形成了規模不小的走私貿易，結果最後演變成武裝衝突。南宋淳熙年間與宋朝的“買馬通商”事件，是佔婆對宋朝沿海造成的最切實的威脅，也深刻地體現了佔婆的國家性海賊的特質。

宋朝政府在與佔婆常年的朝貢貿易中，賜予其少量平時禁止出口的馬匹和武器，本來意在象徵性地傾向更加弱小的佔婆，以便於在交趾和佔婆的爭鬥中維持區域平衡（位於今越南北部的交趾和越南中南部的佔婆，歷史上是世仇）。然而馬匹似乎從未在佔婆的軍事活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只是遲至乾道七年（1171年）的一次偶然事件，才改變了佔婆對馬匹的態度，更引發出後續的“買馬通商事件”。

在宋代文獻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儘管其可信度存疑，但它反映的佔婆轉向騎兵作戰的歷史過程卻很可能是真實存在的：當時一個福建士人要去海南吉陽軍（今屬三亞市）做官，從福建漂海赴任時，遇到狂風，被吹到了佔婆。當時正值佔婆與南方的真臘交戰，突然置身戰場的福建人發現，雙方均以象兵作戰而沒有騎兵。也許是這個福建人頗有武藝，又或者他只是想在當地立足，總之，這個福建人就留在了當地，開始教佔婆的軍隊以騎兵的戰術。福建人頗得佔婆國王的歡心，據說國王大悅之餘，向他打聽哪裡可以買到馬，狡黠的福建人向他推薦了海南吉陽軍這個地方，當然，也有可能是他真誠地向國王訴說自己的歸國之志，並保證可以幫忙買到馬。不管怎麼說，國王都相信了他，“具舟送之吉陽，厚賚，隨以買馬，得數十匹”。於是，佔婆與海南的貿易就靠馬匹聯絡了起來。據說這些馬也非常爭氣，在戰場上“以戰則克”，威武非常。

這則故事的關鍵之處，在於“福建人”。為什麼偏偏是福建人呢？半真半假的故事背後，透露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福建人在宋代的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剝去這則故事的傳奇外衣，其核心無非是：福建人開闢了海南至佔婆的走私航線，走私的是什麼？當然是一方需要另一方卻禁止出口的東西。

佔婆本地並不產馬，認識到騎兵戰鬥力後的佔婆人，對馬匹的需求陡然旺盛起來，而宋朝的馬匹歷來是禁止出口的，從乾道七年福建人帶著佔婆人初次買馬到淳熙二年（1175年）東窗事發，這五年間宋佔兩方的馬匹交易，無疑都是靠走私完成的。更重要的是，當時主管海南軍政的路級機構瓊管安撫司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更不用說朝廷了），只有吉陽軍的地方人士參與其中。

之所以到了淳熙二年走私之事會暴露，是由於佔婆方面對馬匹的需求實在太大，一個州級行政區吉陽軍根本沒辦法滿足。於是，佔婆開始遣人給瓊管安撫司寫信，希望和整個海南通商買馬。走私馬匹關係重大，瓊管立刻拒絕了這次通商貿易的請求。因失望而惱羞成怒的佔婆船隊暴露出海盜的本性，開始打劫人口財物，在海南沿海一帶燒殺擄掠，大展了一番拳腳，臨走時還擄走了大約一百人——因要求通商被拒絕而企圖用武力解決，是不是聽著很耳熟？這樣的故事模式在此後的幾百年裡還要輪番上演，中國沿海的外國海盜，很多是因為要求通商失敗而走上武力解決的道路的。

但此時雙方的力量對比，使得朝廷顯然沒把佔婆放在眼裡。震驚之餘的臨安，立刻下詔令廣西安撫司張栻責成瓊管（一個副省級單位）出面交涉，所謂的交涉，也不過是對佔婆“諭以中國馬自來不許出外界，令還所掠人口等，自今不得生事”這樣透著宗主國口氣的話。對於馬這樣的戰略物資，迴旋的餘地並不大。朝廷還嚴肅處理了知吉陽軍林寶慈、縣令王三俊，以表明強硬的態度。

第二年（1176年）七月，受到宋方壓力的佔婆釋放了被擄的83人（其他人因病死亡），並再次請求海南島開放通商。朝廷方面的立場依舊強硬，重申了海南並無通商條例的舊制，“遵依自來條法體例施行”。這次事件之後，宋佔關係的史料變得非常稀少，也許暗示了經此一役，雙方進入了一個關係較為冷淡的時期，畢竟對宋朝來說，與這樣的一個敵友無常的鄰國打交道似乎過於冒險。

由於年代久遠，更由於婆羅門教文化圈內的佔婆不像儒家文化圈的國家那樣喜歡編寫史書，現在留下來的佔婆史料大都來自他者的目光。在交趾和宋朝人眼裡，他們是喜歡做生意，生意不順利的時候也順手打劫的一群人。但是能讓那麼多華人前去定居，這個國家也必然有其吸引力吧。隨著北方交趾的擴張，佔婆在此後的歲月裡國都不斷南遷，最終於1832年被越南完全吞併。他們的信仰也隨時間的遷移，從婆羅門教逐漸變成了伊斯蘭教（和他們長期與阿拉伯人貿易有關），如今去越南的美山聖地佔婆遺址，還依稀能看到當年的婆羅門教遺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