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山陽縣的“南人”你知道嗎？

魚什麼釜中

南人習稱“下湖人”，包括明成化年間安置的荊襄流民、清乾隆間進山的江淮災民和此後遷來的南方客民。據1985年統計，全縣自稱“下湖人”者達二十三萬，佔總人口的十分之六。

明景泰年間，秦、楚、豫、蜀四省流民紛紛進入荊襄山區墾荒，因不堪苛捐雜稅舉行起義。成化元年（1465），起義軍多達十萬。首領劉通（又名劉千斤）於湖北房縣稱“漢王”。成化六年（1470）劉通部下李原、王彪等組織義軍迅速控制荊襄地區（東至鄧州，西至鎮安，南抵金州，北止商州），聚集山林，據險設伏，屢敗官軍。此年十一月，明王朝命項忠總督河南荊襄軍務，調集重兵25萬，對起義流民進行鎮壓，王彪等起義首領先後犧牲。豐陽地處荊襄奧區，屢遭兵燹，山林被焚，家園被毀，人遭殺戮，不少流民被解往貴州充軍，“途中多疫死，屍體棄江湖”。

荊襄起義失敗後，無地流民為了生存，仍冒死進山墾荒，明王朝對此深以為憂，於成化十一年（1475）命晉陽（今太原）都憲原傑前往安撫。原傑命部下在西安府趕修校場，厲兵秣馬，抓緊戰前訓練，自己帶領幾個隨從進入荊襄山區，到豐陽、鄖陽等地流民聚集點招撫。當時人心思定，願受安撫，聽從編入戶籍。成化十二年（1476）十二月，明王朝據巡撫餘子俊奏請，經布政使、按察使核准：“商山抵漢江一帶，山林寬廣，流民耕鑿斯地為業，日盛一日，宜設州縣以處之，守令以主之。”遂於荊襄增置山陽、白河、鄖西等七縣，安置一批荊襄流民，這即是本縣最早的下湖人。他們分別居住在漫川、寬坪、照川等鄉鎮的川道地帶。

第二批進入山陽的下湖人是江淮災民，他們於乾隆年間遷來，分居在鶻嶺以南各地和鶻嶺以北的山鄉，土地少，條件差，生活貧困。

山陽經明末兵燹災禍，人口大減，全縣僅剩八百多戶。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吳三桂反於雲南貴州，次年十二月，陝西提督王輔臣附吳叛清，陝西處於交戰之地。“民死於鋒鏑、饑饉、瘟疫者十分之五”，流離失所者不計其數，很多地區滿目荒荑，“狐狸所居，豺狼所嚎，虎禍尤多，土著人少，所種者十分之一二。”（《三省邊防備覽》）

為避免土地擱荒，保證財政收入，清廷在戰亂平息不久，即決定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在范文程等人的策劃下，著手整理田賦，免去明末三餉（遼餉、練餉、剿餉），鼓勵人口生育，遷徙江淮災民。康熙、雍正間眾多湖廣災民星散進入金錢河上游，在鶻嶺南部定居。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採用強迫手段，將江淮流域災民（包括流民）驅趕到陝南山區。據乾隆《山陽縣誌》記載：當時遷居山陽的“新附之民，湖廣、江南、河南共二千餘戶，江西、福建、廣東共百餘戶，大半隻身結夥，賃房僑居，又或攜帶家小，課買田地，築室棲止。”乾隆末知縣何樹滋系湖北鍾祥人，為同鄉所請，於縣城東關修築“湖廣會館”（禹王宮），與本地人所修“山西會館”遙相對應。

湖廣、江南之民流徙陝南的主要原因是水災。據《楚北水利堤防紀要》載：順治十八年間，湖北遭受洪澇災害達十四次之多，被災範圍達九十三州縣。“順治戊戌（1658），鍾祥之丁公堤潰，京山、天門、漢川、應城、雲夢、孝感、漢陽受害三分至七八分不等，建瓴而下，七八百里漫成大湖，舟艤樹杪，魚游釜中，田廬漂盪，骸骨蛇龍，億萬生靈流離轉徙。”江西、安徽也是水旱災害頻仍，流民成群結隊，以致形成“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清史簡編》）的局面。

福建、廣東等瀕海居民進入內地的主要原因是清初強制推行遷海法令。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率軍十八萬由長江口溯流而上，水陸並進，直指南京，大江兩岸民心歸附。為切斷鄭成功義師同廣大人民群眾的聯絡，清廷於順治十八年（1661）釋出遷海命令。從這年起，清廷派出欽差大臣先後到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六省監督，強制把瀕海居民遷入內地。執行最嚴的是福建、廣東、浙江三省，限期極短，不遷者即強行驅趕，界外房屋全部焚燬，棄為灌莽，有敢出界者格殺勿論。在這種情況下，少數強悍者鋌而走險，偷渡過海，旅居南洋，多數則被迫遷徙內地。山陽至今仍有“解手”方言。據傳：清廷下令“湖廣填陝西”，人們都是被捆綁押送而來，途中如需大小便，須請求解開手上的綁繩，小便解一隻手，稱“小解”，大便解雙手，稱“大解”。後來就逐漸習慣用“大小解”代稱大小便。

大批“下湖人”進入山陽後，全縣人口、耕地迅速增長，稻田大面積開墾，包穀大面積種植，許多荒山曠野乃至人跡罕至的地方得到開闢。尤其是開發金錢河水運，為生漆、桐油、藥材、龍鬚草等土特產品開闢了市場，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