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是一本偽書, 並非孫武本人所作?
《史記》裡為兩位春秋時期的軍事理論家列傳，一位是
司馬穰苴
，另一位是
孫武
；前者著有《司馬穰苴兵法》，後者則有《孫子兵法》傳世。
司馬穰苴是“田完之苗裔”，與田氏齊國同宗共祖，他生活在齊景公的時代，正值春秋末期。《司馬穰苴列傳》說：“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為了應對晉、燕兩國的入侵，晏嬰向齊景公舉薦了司馬穰苴。齊景公與司馬穰苴交談過後，立即拜其為大將。司馬穰苴甫一上任，就斬殺莊賈，在軍中樹立起威信。結果“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使得司馬穰苴威名大震。到了戰國之時，齊威王“
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
由此可知，《司馬法》和《司馬穰苴兵法》都不是司馬穰苴的親筆作品，是後人附會編輯而成的，就像《論語》、《孔子家語》並不出自孔子之手一樣。在《漢書·藝文志》中，也沒有《司馬穰苴兵法》這本書，而《司馬法》則列入禮部的書籍行列，並不視為兵書。
至於司馬穰苴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也很成問題。《司馬穰苴列傳》裡說的
晉燕侵齊之事
並不見於《春秋》和《左傳》，也不見於《史記·齊太公世家》。在齊景公時期，齊晉兩國交好，景公曾分別朝拜過晉平公與晉昭公。當時燕國的國君被大臣驅逐，逃奔到齊國避難，齊景公請求晉國幫忙平定燕國內亂。得到允許後，齊國討伐燕國，送燕君歸位。這位國君《左傳》寫作
燕簡公
，《史記·燕世家》則誤以為是
燕惠公
。既然晉燕侵齊之事存疑，那麼名不見《左傳》的司馬穰苴其人也就存疑了。
同樣的，《孫子吳起列傳》說孫武曾幫助吳王闔廬“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並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傳世。然而孫武卻像司馬穰苴一樣，並未被《左傳》提及，就連戰國時的諸子也只提到吳起，很少說到與其齊名的孫武——孫武可能也是個虛構的人物？
兵聖孫武
孫武與孫臏是否是同一個人？
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提出一個觀點，認為
春秋時代並沒有孫武這個人，孫武只是孫臏的原名而已
。
《史記》把孫武與孫臏分為兩人，二者相差百餘歲，後者是前者的子孫。《漢書·藝文志》中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可見歷史上存在兩個“孫子”，並且有兩部《孫子兵法》。
然而錢穆認為孫武這個人不見於《左傳》，故而身份存疑，可能是後人把孫臏的事蹟訛傳成了另一個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裡有“
孫子臏腳
”的說法，可知“臏”並非孫子的本名，只因他被龐涓迫害而導致雙腿殘疾，才以此為名，就如瞽叟、黥布之類，
孫臏的本名可能就是孫武
。
《史記·魏世家》裡把魏哀襄王誤分為魏襄王和魏哀王兩人，《孫子吳起列傳》中也有可能把“孫子”誤分為孫武和孫臏兩人。孫臏晚年隨田忌奔楚，在吳地寫出了《孫子兵法》，所以錢穆說：“後人說兵法者，遞相附益，均託之孫子。或曰吳，或曰齊，世遂莫能辨，而史公亦誤分以為二人也。”
然而錢穆忽略了《孫子兵法》這本書中的內容，《九地篇》寫道：
“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虛實篇》又說：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
這顯然是圍繞吳越相爭的問題而發表的議論，並且是站在吳國的立場，認為越國雖然兵馬眾多，但並不能決定戰爭的勝敗。如果《孫子兵法》是孫臏寫的，那麼當時已經是戰國之世，吳國早就滅亡了，越國也已被楚國所吞併，孫臏為什麼還要在書中發表這種怪論呢？
其次，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臏兵法》也最終證實《漢書·藝文志》裡的《吳孫子》和《齊孫子》是兩本不同的書，傳世的《孫子兵法》並非孫臏所作。
孫武是否是虛構的人物？
對《孫子兵法》的成書年代，歷來就有很多人懷疑過。例如南宋的
葉適
認為春秋之世，凡用兵作戰的卿大夫《左傳》都會記載其名字，然而吳楚之戰時，《左傳》和《國語》只提到伍子胥、夫概王等人，無一字提及孫武。倘若孫武是吳國重臣的話，不應沒有記載。因此，葉適說：“
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之妄相標指，非事實。
”
然而事實上司馬遷在《史記》中並沒有說孫武是吳國稱霸的關鍵人物，
那個“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的人是指吳王，孫武只是“與有力焉”。
後人理解錯誤，反而質疑說太史公既然認為孫武“顯名諸侯”，為何卻名不見於《左傳》——既然不見於《左傳》，便實無其人。這種邏輯真可謂牛頭不對馬嘴。
《左傳》裡缺失的人物其實並不少，例如輔助齊桓公稱霸的甯戚、東郭牙等都名不見經傳，只出現在先秦子書中；《左傳》全書也只提到大夫種一次，而沒有說及同樣重要的范蠡。《左傳》沒有提到就不存在，這種邏輯不能成立。
孫武是個優秀的軍事理論家，但他不一定也非得是優秀的軍事指揮家，就如《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茨一樣。葉適想當然地把孫武類比孫臏，認為寫《孫子兵法》的人必然也會有出色的實戰成績。然而《漢書·藝文志》裡也有《丁子》、《景子》等兵書，其作者皆名不見經傳，並非寫兵書的人就都是名將。孫武因寫出《孫子兵法》這本書而知名，《孫臏兵法》則因是孫臏這個人所寫才受到關注，彼此不矛盾。
孫武活著的時候可能官位不高
《孫子兵法》是否是戰國時期的作品？
《孫子兵法》一書提到“
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和“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
”，其所指的戰爭規模已經超過了十萬眾，引起後人的懷疑。如清人姚鼐認為“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興師十萬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章學誠也斷言“春秋用兵，未有至十萬者。”被錢穆引以為據。然而，這些言論反映了說者對春秋歷史缺乏瞭解，並且多少有些書生氣。我們只需理順春秋各場戰爭的規模，便可將其論點攻破。
春秋之時，晉、秦、齊、宋聯軍在城濮與楚軍交戰時，《左傳》說：“晉車
七百乘
”，杜預注曰：“
五萬二千五百人
”。這是當時晉軍投入的數量。杜預又說：“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以我們可以據此來估算春秋時代各場戰爭投入的兵力。
春秋初年，鄭莊公出兵
二百乘
伐大叔段，約投入
一萬五千人
；楚成王初年，令尹子元以車
六百乘
伐鄭，投入兵力約
四萬五千人
；之後趙盾以諸侯之師
八百乘
平定邾國內亂，有兵約
六萬人
。這是春秋初期大國的用兵數量。
到了春秋中期，魯宣公二年之時，鄭國與宋國交戰，鄭國俘虜了宋國的華元，斬殺樂呂“及甲車
四百六十乘
”，可知此戰宋國損失
三萬四千五百人
，小國間的戰爭規模已擴大。魯成公二年，郤克向晉景公請兵伐齊，景公許之以七百乘，郤克嫌少，最終增兵到
八百乘
，再加上魯、衛聯軍，最終擊敗齊國。
到了春秋中後期，魯襄公十八年，晉國討伐齊國，範文子對齊國的使者說：“魯人、莒人皆請以車
千乘
自其鄉入，既許之矣。”此役，晉軍投入
七萬五千人
以上的兵力，令齊國人膽寒。之後，鄭國伐陳，投入了
七百乘
的兵力，與城濮之戰時晉國相當，相比於春秋初年，各國的武裝力量都出現增長。秦公子針奔晉時，竟然帶走了秦國的
千乘
車馬，華貴至極。魯昭公八年，魯國閱兵，“
革車千乘
”；五年後，晉國也進行了一次閱兵，“
甲車四千乘
”，參加檢閱計程車兵約有
三十萬人
，故而叔向誇口說：“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可見，到了春秋末期，諸侯用兵早已不是“數百乘”了。春秋即將結束的時候，吳王夫差北上伐齊，殺國書、公孫夏等，獲革車
八百乘
，約六萬人以上。
《孫子兵法》裡提到的“興師十萬”正好反映的是春秋末期的戰爭規模，作者取十萬為整數並非過分誇大，而且《孫子》是兵書又不是史書，並不需要非得嚴謹地說“興師數萬”不可。
春秋初期戰爭規模小，所以基本都是速決戰、大會戰，例如韓之戰、城濮之戰等都在一天內便可分出勝負；而到了中期，開始出現楚莊王攻宋不能下的情況，糧草後勤變得益發重要。到了孫武的時代，範氏與中行氏龜守朝歌，趙簡子討伐了五六年才將城門攻破；而越王滅吳、知伯討伐晉陽也都持續三年之久，
戰爭變得越來越長，規模也越來越大
。所以《孫子兵法》中強調的因糧於敵、不戰而屈人之兵，力求避免“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的情況，這正是對戰爭型別變化的反映。
至於《孫子》裡的∶“
主
孰有道”、“
主
不可因怒而興師”，稱“主”而不稱“君”，也正是反映宋之會（公元前546年）以後，諸侯政自大夫出的現實情況。這年魯國的叔孫豹、晉國的趙武、楚國的屈建、蔡國的公孫歸生、衛國的石惡、陳國的孔奐和鄭國的良霄會盟於宋國，標誌著諸侯會盟轉變成大夫會盟。從這以後，國君領兵打仗的現象變得很罕見，接著楚公子圍弒君、魯三桓逐昭公、田氏專其國之政、趙氏為晉國正卿，
真正掌權的早已不是作為諸侯的“君”了，而是作為大夫的“主”
。
因此，說歷史上沒有孫武這個人，顯得證據不足；說《孫子兵法》是戰國時的作品，也失之於武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