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張興源《保安縣誌四種校點註譯》題解十六篇

《保安縣誌四種校點註譯》

“題解”十六篇

2016年10月，志丹縣人民政府正式約請我重新校、點、注、譯從清初順治年間到民國時期的四部《保安縣誌》。校注過程中，為了使讀者對這幾部舊志從總體上有所把握，並使讀者能夠加深對其中一些重要序、跋、詩、文等的理解，筆者曾經寫下了十五篇“題解”文字，這些文字也曾得到過有關領導和同仁的高度讚賞。後因這些題解“不合志書校注體例”，我便遵命把它們給全部刪掉了。如今回過頭來看，這些題解文字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妥，便是作為一篇篇獨立的散文，也頗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價值。於是過錄於此，並加寫了最後一篇，作為我個人之讀志心得，與讀者諸君共同分享。

所有“題解”文字，均按四部舊志之序第，依次排列。

為著節省篇幅，“題解”所涉原文及譯文，請讀者朋友參閱即將正式出版的《保安縣誌四種校點註譯》全書。

第 一 篇

順治本《保安縣誌》王政新《志序》

題 解

這是順治本《保安縣誌》主要作者王政新為其志書所寫的“序言”。文章首先從“讀史知變”的角度，歷數了不同史書、志書及文章詩賦給後人以不同的認識與感知，說明史書、志書和各種文章詩賦，都有著極大的社會認知作用。然後就保安一地而言之，敘說此地雖小，但也應有書以志其事。只可惜這地方長期遭受兵火戰亂，文獻無存。王政新據此而提醒當政者，不能任這種因文獻毀滅而史事不彰的現狀再繼續下去了。最後他申說了自己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由誰提議，並用什麼樣的材料整合起來，撰寫此志的。

本文作者王政新，“學歷”不高，學養未深。雖上下古今，無所不至；詩詞文賦，無所不涉。然食古不化，大掉書袋。常常言不及義，文句凸兀。論點論據脫節，邏輯關係欠明。尋常讀者讀此，如墮五里霧中也。

為此，本文只得意譯，補足許多語意成份，以成篇章。

第 二 篇

順治本《保安縣誌》張嗣賢《志序》

題 解

這是時任延安府保安縣知事的張嗣賢所寫的一段話。張嗣賢本人也是此志的作者之一。從文末“敬於志書之末並附之”的話可以推測，原文是附在志書之後，作為本志之“跋文”而寫的。然則何以跑到書前，成為《志序》呢？應該是本志之抄錄者將其移到書前的。

張文先從他被調來保安任職的當口，周圍人們對“保邑”的評說寫起，說明儘管他就職之前就知道保安這地方荒涼凋弊，民不聊生，是一個“不適合人類生存”的所在，但他仍然不為所動，毅然前來就職。表達的是一個傳統儒家知識分子讀書明理、不忘初心、矢志報國的堅毅情懷。然後敘說了他到保安任上的所作所為，以及經他三年朝乾夕惕、勵精圖治之後，保安出現的政通人和、百業興舉的新局面與新氣象。也就是說，他用事實辨駁了當初周圍人們的偏頗議論，用事實證明了他之選擇的合理、明智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文章最後，透過保安縣的今昔對比，提醒後來者，不忘此地歷史，再接再厲，以其合格政績，永保一方百姓的太平安樂。

第 三 篇

順治本《保安縣誌》王政敏《志書後跋》

題 解

本文是順治本《保安縣誌》的另一參與編輯者王政敏為本志所寫的“跋文”。文章借“主客答問”的形式（僅僅是為著敘述的方便藉此“形式”而已，實際上並不見得真有此“客”且確有此“問”的），述說了順治本《保安縣誌》的寫作準備、學術背景、資料來源、寫作方法、寫作過程和社會預期。當來賓對其兄王政新寫作此書之實際能力提出質疑時，王政敏從古人“於足跡所不到、耳目所不經”處，“猶能辨識”，進而申說“況予兄生斯地，為斯人，以言斯事”，自然應該可以勝任。儘管如此，但王政敏依舊下筆謹慎，並未大言欺世，把話說滿。而是詳盡地論述了其兄王政新撰寫本志時，從宏觀處著眼，從微觀處著手，廣泛蒐集“斷簡殘篇”，四處訪求“宿儒野叟”，力爭“據事徵理，鑿鑿不舛”，從而使其志書達到“足勸、足懲，可興、可觀”之社會效果的種種努力。

綜觀順治本《保安縣誌》之全書，雖文字稍顯粗陋，且時有“不通”和“無解”處，確有“三家村學究”之嫌。但畢竟是保安縣自古以來的第一部志書，為保安一地，同時也為延安一隅儲存了大量真確的史料，已經十分難得了。而況，依照順治本《保安縣誌》之原始稿稚拙的字跡來看，其“不通”和“無解”的字句，多數應該不是編著者水平所限，很有可能是抄錄者造成的。

第 四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彭瑞麟《志序》

題 解

本文是本志主要撰寫者、亦即咸豐本《保安縣誌》之最終成稿者彭瑞麟（時任定邊縣知縣，署保安縣事）為其志書所寫的“志序”。

文章首先從“邑之有志，尚矣”說起，說明一縣一定有一縣之志，這是古代中國由來已久的傳統。並且具體列舉了從《武功志》到《高陵志》共八部明代陝西有名的志書。這些志書不單在陝西聲名赫赫，便是在全國方誌領域，也可謂“盛稱於世”。

然後作者轉而發出疑問：既然各縣都有各縣的志書，那麼，為什麼保安縣這個地方卻沒有志書呢？——可見，張嗣賢所撰的順治本《保安縣誌》，在彭瑞麟的時代已經殘缺不全，從而不被人們認為是一部完整的“書”了。在彭瑞麟看來，儘管保安“山陬僻壤”，“地處邊陲，頑山重阻”，但其地理、建置、田賦、官師等等，凡他縣之所有者，此地也幾乎一樣兒都不缺。為什麼就不可以給她作志呢？

有感於斯，彭瑞麟於1856年夏，剛被調到定邊—保安任職時起，就在保安縣儒學訓導武東旭的協助下，在順治年間《保安縣誌》殘稿的基礎上，“廣為搜採，補其殘闕，辯其舛偽”，繕舊維新，只用了短短三個月時間，便將新志編纂就緒（這與前舉《武功志》《高陵志》等陝西各部名志少則幾年、多則幾十年方才修撰而成，恰成對照）。給人以“使命在身，刻不容緩”的緊迫感。讓人覺得，彭瑞麟才真可稱之為“有擔當”的讀書人。

作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彭瑞麟一定是熟讀熟背過《論語》的——“四書”之一的《論語》，曾是他那個時代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本文中，他從《論語·憲問》篇中信手拈來“鄭之為命”這一典故，表明自己所撰的這部《保安縣誌》，雖然已是盡力而為了，但也只不過是一個“草創”稿。至於進一步的“討論”、“修飾”、“潤色”，乃至於“踵事而增華”，則寄希望於未來的才德之士了。說得客觀公正，情理皆備，謙謙然君子也。

此文沒有亂用典故，沒有掉書袋。不跑“氣兒”，不冒“泡兒”。文風樸實，明白曉暢。後世之修志者，大可借鑑。

另：咸豐時期，清政府政治上外憂（列強挑釁）內患（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交迫，文化上也沒有《大清一統志》等大型的文化工程，因而全國性的修志活動不如康、乾時期活躍，各地方修志近似一種自發行為。中國現存清代方誌，康熙朝最多，光緒朝次之，咸豐朝、宣統朝最少，而宣統朝僅有三年。以此觀之，自發編撰這部咸豐本《保安縣誌》的各位官員僚屬，均當受到我輩後人特別的尊崇。

第 五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武東旭《敘》

題 解

本文是保安縣儒學訓導武東旭（字晴崖）為本志所寫的敘錄。基本上是一篇流水賬。

文章先從保安縣沒有縣誌，而這“沒有縣誌”一事，不是沒有可“志”的內容，而是沒有人來做“志”說起。然後敘述了近200年前的張嗣賢，到後來的吳潮生，再到最近的彭瑞麟，三位縣官接踵完成《保安縣誌》的全過程，以及武東旭對吳、彭兩位縣官修志過程的見聞和他本人此間所起的“拾遺補闕”的作用。“從此官有所考鏡以為政，士民有所觀感，而與民風士習蒸蒸日上。”——這可以看作是武東旭對於本志之社會功效的熱切希冀。

細讀保安各部舊志和幾種《延安府志》以及陝西、他省、他府、他縣之志書，發現古代各府、州、縣誌之編撰序跋者，其文才與其“學歷”或“文憑”往往呈正比。這說明古人之科舉考試，還是可以選拔出人才的。換言之，古代之科舉應試，是不好作弊的；古人的“學歷”與“文憑”，也不太可能因權勢、金錢、人情關係或其他人為因素而造假。

第 六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吳潮生《保安縣誌·序》

題 解

本文是咸豐本《保安縣誌》的最終完稿者、時任保安縣知事的吳潮生所寫的《志序》。文章首先講了明代保安縣沒有志書（而大多數府、州、縣都有明代志書的；明、清兩代進入了我國修撰方誌的高潮），不是真的沒有志書，說不定是因為戰亂，修撰下的志書在戰火中弄丟了。表示了對於過往歷史的充分理解和悉心體諒。

吳文緊接著回敘了從宋代至本朝，志丹縣“屢有邊患”、“數遭兵火”的慘痛歷史，為志丹縣明代不太可能傳下來志書找到了歷史“大背景”。然後迴應了清嘉慶年間洪蕙修撰《延安府志》時關於張（嗣賢）本縣誌“不足採擇”的說法，表明張嗣賢作為一個縣令，其主持編撰的志書即使未能做到完全“確實”，但至少其蒐集資料、印證補充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最後簡要敘述了自己到保安縣任職後看到保安民風淳樸卻“百事廢馳”、短時間內難以“振興”的現狀以及他在張志基礎上完整修志的過程和具體的操作法。行文至此便戛然而止。

此文之令人感嘆處乃在於：一、吳文與其志雖“質率無文”（不完全是謙詞），但卻沒有費話，沒有賣弄，更沒有虛張聲勢、“引經據典”、冒充“學者”。是文章家中“質實”一派。二、寫作此文時，吳潮生正是保安縣知事（大縣曰“令”，小縣曰“知事”），是當地權力機關的“一把手”。然而讓人大為“感動”以及用當今世事權衡而讓人大為“不解”的是，他卻把一個職位遠在他之下、且十幾年都在仕途上沒有“進步”的儒學訓導武東旭的序文放在了他的序文之前。

古人之道德文章，值得我等學習且效法者，又何止一端耳！

第 七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朱琦《重建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題 解

本文是保安本縣人（邑人）朱琦為重建“義勇武安王廟”而寫的碑記。民間之“義勇武安王”者，即三國時蜀國名將關羽之謂也。

據《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六·關張馬黃趙傳》記載：關羽（？＿220），東漢末河東解縣（今山西臨猗西南）人，字雲長，本字長生。漢末亡命涿郡（治今河北涿州），與張飛從劉備起兵。備得徐州，使行太守事。建安五年（200），曹操東進破劉備，關羽被俘，遂隨曹操於官渡迎擊袁紹軍，刺紹大將顏良於萬眾之中，封漢壽亭侯。旋辭歸備。後隨備依荊州牧劉表。十三年，操入荊州，備率眾南逃，遂共至夏口（今湖北武漢）。及操敗於赤壁，備收江南諸郡，任為襄陽太守、蕩寇將軍。備西定益州，使其鎮守荊州。二十年，盡逐孫權所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二十四年，拜為前將軍。圍攻操將徵南將軍曹仁於樊城（今湖北襄樊），時值漢水泛溢，左將軍于禁所督七軍皆沒而降，又斬將軍龐德，自許（今河南許昌）以南往往遙應，威震華夏。魏遣平寇將軍徐晃往救，而吳乘機襲取江陵（今湖北荊州），遂敗走麥城（今湖北當陽東南），與子關平同為吳軍俘殺。追諡壯繆侯。好《左傳》，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以忠義見稱於後世。

概中國之歷史人物，以三國人物最為民間所知；三國人物，以蜀國人物最為民間所知；蜀國人物，則又以名將關羽最為民間所知、所敬、所仰且所賴。因此，後世為其建廟而祭祀者，地不分南北東西，人不論翁嫗青壯，往往有之。何者？曰忠曰義、亦武亦文也哉！

朱琦此文，將關羽之大忠大義、大勇大武，放在三國亂世紛然、群雄競逐、旗幟遍地、山頭林立的大背景之下，相互關照，反覆映襯，上下比對，逐層點染。“上以昭王之所由祀，次以識侯之所重新”。雖曰敬“神”，實則與“敬人”亦不少異也。是故，讀之思之，可親，可信，可銘，可記，復可圈點也。

二零一二年冬，筆者應邀為志丹縣張渠鄉關羽廟所寫之文言《碑記》有言曰：“蓋無畏者，至可畏也。”千百年來，祭祀關羽，其“敬天敬地敬自然”之另一面，即“畏天畏地畏自然”也。保安吾民，於今尚存此“敬畏”之心不？

第 八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所引郭指南《建文廟碑記》

題 解

本文是清順治到康熙年間安塞縣人郭指南為保安之孔廟所寫的《碑記》。

郭指南，據本志及相關資料記載，為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進士，曾任廣東電白縣知縣，後調任禮部主事。主持電白縣事時，他曾主持續修了清順治八卷本《電白縣誌》。

相比於本志前“序”後“跋”諸文而言，郭指南此文專一記事而質實無華。與其“進士”之“學歷”似不甚相合。或許文格即人格，郭指南當為低調而不事張揚者耶？

第 九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所引孫鳳《新建魁星閣碑記》

題 解

儘管“國家百餘年文治休明”，但“保邑人文未見蔚起”，於是乎，保安人便想到了“欲乞神之靈以翊文教”、新建魁星閣的“好”主意。這是孫鳳知縣整篇文章的“由頭”。

以今天科學昌明、理性張揚的時代眼光觀之，二百年前我保安先人之此舉，不單“無知”，簡直等同於“胡鬧”。但在知縣孫鳳的時代，有此想法不僅不會被視為“無知”與“胡鬧”，而且幾乎是“為民請命”、“為士（學子）乞靈”的大大的義舉了。那麼，新建了魁星閣，保安此地果然就能“文教彌昭，士風丕變”，並且果真能夠“開保安之文運”嗎？筆者在為志丹縣張渠鄉關羽廟所寫文言《碑記》中有言曰：“或曰天理有常而福禍難測，禱之於神靈者，豈非虛妄無稽也？曰精神之寄託與慰藉也。”是啊，對於彼一時空之保安先人，可不就是“精神之寄託與慰藉”嗎？

在此，筆者要特別提請讀者諸君注意的是：準確理解“魁星”之在中國古代天文星象學中所蘊含的意義，是準確把握本篇《碑記》要旨的關鍵所在。

第 十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所引劉涵綱《永康書院續捐碑記》

題 解

這是一篇文質俱佳、情理兼勝的好文章。

文章“一切從實際出發”，完全針對此一時空保安學子的具體情況，不做大而無當、概而無指的空論（前此多篇序、跋都有此通病）。作者由學子們向他本人（知縣劉涵綱）建議為庚辰年（1820）後捐資於永康書院者“勒名於石”起筆，引出作者“諸生欲為人勸，宜先自為勸；諸生欲勸將來，宜先勸諸目前”的感慨。作者進而向永康書院的學子們申說，只有當你們學的好了，你們上進了，你們在社會上有了好名聲、好地位了，那才是最好的“勸捐”方式。相反，如果你們少不立志，不思進取，“頹頹靡靡，徒有虛名，而無實效，甚且酒食遊戲，日相徵逐，不惟無以化民成俗，而實足以恣意養安也。”如果是這樣的話，“勸何有焉”——鼓勵、勸誡還有什麼用呢？如今距離劉涵綱知縣“訓誡”學子們已經過去近二百年了，但我們依然完全可以懸想近二百年前發生在保安小城永康書院的這一幕：一群短褂長袍、小辨盤發的學子們興致勃勃、擁擁擠擠、推推搡搡地圍著前來視察的知縣劉涵綱大人，向知縣大人請求為捐資於書院者“勒名”，而劉涵綱知縣卻非常冷靜地給他們講了一番“少而習，長而安，勉為一鄉之善士”的深切道理。此情、此境、此言、此理，對學子們該有多麼大的震動啊！

筆者此刻要說的是，劉涵綱一番警策之論、肺腑之言，對一些把學校當作“恣意養安”之場所的學子，實際上無異於“當頭棒喝”！筆者甚至要說，對於此一時地之永康書院的多數學子而言，他們的生命就此可以劃分為劉涵綱知縣“訓誡之前”和“訓誡之後”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劉知縣“訓誡”之後，若還有哪位學子“頹頹靡靡”、“日相徵逐”、“酒食遊戲”、“徒有虛名”，那麼，他之在永康書院，必將“不為所容”且將“無以自處”了！

此文之好，還在於其形式。宋以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逐漸成為“經典”，尤其是學韓（愈）者絡繹不絕。劉涵綱本人進士出身，熟讀八家文章當在情理之中。此文借韓愈《進學解》之外衣，以“設問”的形式，將“訓誡”的內容層層推進，步步深入，嚴絲合縫，不滴不漏，辭懇情切，言短意長，誠可謂文章之當行裡手。

此文便是對保安當今學子和社會各界，依舊有極強的勸勉作用。

第 十 一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所引費自振七律詩

題 解

自古以來，中國即有“詩無達詁”的說法。這說法早最應該是漢代的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來的。董仲舒之本意是特指對於先秦時期的《詩經》，儘管有那麼多家的註解訓釋，卻沒有完全通達的、讓大家一致認同的解釋。後世學者則漸漸習慣於把這個特指《詩經》的說法給普泛化，衍化成了所有的“詩”都“無達詁”的意思了。當代詩人學者們，似乎也十分認同這樣的說法。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國當代新詩潮洶湧氾濫之時，有些十分前衛的詩人居然提出“只有人們不懂的詩才是好詩”的極端主張。儘管如此，從古至今，關於《詩經》以及後世關於各種詩詞的訓釋與翻譯，仍然源源不絕。筆者此處串寫出清人舊縣誌所引詩歌之“大意”的目的，不在於把清人舊縣誌中的“詩”給翻譯成白話新詩或白話散文，而只是給當代和後世學子們提供一把理解這些詩之“詩意”的鑰匙。首先要讓讀者能夠理解原詩之“原意”，使他們進一步學習研究時有一點門徑，至少是在他們寫文章而需要引用這些詩詞的時候，不要錯引或誤解。

本志中所錄各詩，僅就詩藝而言，可謂優劣互現，良莠不齊。然於彼一時地之保安風土人情、聞見思慮，卻有“存真”兼“存史”的重要意義，彷彿一組擱置已久的老照片之偶然翻出的舊“底板”，不啻本志書前七卷之重要補充。

唐代偉大詩人杜甫之詩被稱為“詩史”，豈此之謂歟？

第 十 二 篇

咸豐本《保安縣誌》湯崇禮《跋》

題 解

這是時任保安縣典史、候選縣丞，寄籍江蘇無錫的湯崇禮，為整部咸豐本《保安縣誌》所寫的“跋文”。

“跋文”這一位置十分顯眼，依照現如今之“慣例”，怎麼也該是一個現任大官或志書之實際編撰者操刀或署名才是，而湯氏不過一區區典史，亦非本志之實際作者。因此，湯氏寫“跋”這一幕，用現如今的價值觀，是無論如何也“衡”不太準的。看來，我們今天那本官本位的“皇曆”，在清代的咸豐年間尚未“翻開”哩。

至於文章本身倒無須多說。平實樸素，不事渲染；未用一“事”，未拽一“典”。一則微乎其微的“讀志筆記”而已。

第 十 三 篇

光緒本《保安縣誌略》馬相如《保安縣誌·序》

題 解

總共四部清人和民國學者所著的《保安縣誌》中，時任保安縣縣令的侯鳴珂之次子侯昌銘君撰著的這部光緒本《保安縣誌略》，採輯最富，史料最全，篇幅最大，組織最精，立意最高，文筆最佳。不單在延安各縣之方誌中當屬上乘，比之於明弘治本《延安府志》，亦毫不遜色。明代有康對山《武功志》、韓五泉《朝邑志》、孫立山《富平志》等“陝西十大（或八大）名志”的說法，侯昌銘君《保安縣誌略》之在清代，設若謂之“名志”，亦非過譽之辭。

為侯昌銘志書寫了這篇序言的馬相如君， 賜進士出身（二甲進士）、分巡陝西延榆綏兵備道、前任兵科掌印給事中、翰林院編修，當屬晚清一位較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馬君所寫序言不單文從字順，條分縷析，而且切中肯綮，要言不煩。概侯志之所長，惠心悟之，妙筆衡之，嘉言述之，足令人心悅而誠服之。“所繫豈止此一隅哉？而此一隅，又豈無足重輕者哉？”文中這兩個設問句，道盡了侯昌銘志書普泛性的社會意義和“資治鑑政”的重要價值。

於乎！侯鳴珂、侯昌銘父子以及本文作者之馬相如諸君也，良可引為同道也哉！

第 十 四 篇

光緒本《保安縣誌略》侯鳴珂《保安志略·序》

題 解

這是侯昌銘的父親、時任保安縣令的侯鳴珂老先生為其次子侯昌銘之《保安縣誌略》所寫的序文。

文章首先回敘了自己在陝為官三十六年的歷程，說明自己對陝西之歷史沿革、人文習俗、山嶽河川、里民性情等的周知程度。然後追述自己在保安縣剛剛上任後，想要查閱縣誌而此地卻沒有縣誌時的慨然一嘆（說明吳潮生他們所編咸豐本《保安縣誌》亦流傳不廣，屬侯鳴珂、侯昌銘所未得見者）。進而申說道：“夫國有史，邑有志，家有乘，皆所以備掌故、昭來茲也。”由此表明，縣誌之有無，絕非等閒之事，而是一件能否“備掌故、昭來茲也”的大事。其後敘說作者之次子侯昌銘由內閣中書任上請假來到保安省親時，他命昌銘為保安縣修志的經過。

文章的後半部分轉而就侯昌銘自幼“嗜讀，頗留心文史，鄉先生謬以承明著作才相推”的情況，以及侯家家學淵源的歷史進行回敘，說明侯昌銘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裡寫出這部被侯鳴珂本人看好（“餘閱而嘉之”），同時也被二甲進士、翰林院編修馬相如先生認可（如前序）的志書，絕不是偶然的，而是侯昌銘一貫刻苦求學、不斷上進以及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廣泛的社會磨礪的必然結果。

與一般身份之序作者的文章大不相同。侯鳴珂此文，因為寫作物件是自己的兒子，而兒子的成長過程、學問背景、為官經歷等都是他一手促成或親眼目睹的，所以，寫起來內容飽滿，感情充沛，心手相應，侃侃而談。

當然，如果此文僅此而已，那還算不得好文章。它好就好在其內容飽滿卻不肆意氾濫；感情充沛卻仍然公正客觀；心手相應卻不信口胡謅；侃侃而談卻絕不誇誇其談。大有“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上古君子之風。

侯氏家族之在楚澧永定（今湖南張家界），屬名門望族。信哉！

第 十 五 篇

光緒本《保安縣誌略》侯昌銘《自序》

題 解

這一篇是光緒本《保安縣誌略》之唯一編撰者侯昌銘先生給自己的志書所寫的《自序》。

從本志的兩篇“序言”和侯昌銘本人的這篇“自序”中我們知道，此志編撰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當時侯昌銘尚在清宮中任內閣協辦侍讀中書舍人，因其父親侯鳴珂（字韻軒）此間正在保安縣擔任縣令，他在宮中請假省親來到保安，方受父命，編撰此書。史料顯示，昌銘本人賦性聰敏，幼年即刻苦好學，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中乙酉（1885）科舉人。光緒十五年（1889）入宮，任覺羅宮教習，後派充內閣協辦侍讀中書舍人，誥封奉政大夫，賜封中憲大夫。在京時，寓王府吉湖南會館，與同鄉熊希齡、譚延闓關係密切，交往篤厚。侯昌銘為協辦侍讀時，追隨譚嗣同支援維新。維新失敗後，辭官還鄉，經手家園，閒來遊賞風景，怡情詩賦。昌銘一生，除為保安縣編撰了《保安縣誌略》外，還為其家鄉修纂了《永定縣鄉土志》。昌銘君學殖深厚而又關心時務，可謂人才難得。

一部數萬言的方誌，其質量到底如何，這篇“自序”已初顯端倪。從這篇文質兼重、情辭並茂的自序中我們不難看出，侯昌銘不僅對文史、方誌界那種“不求史例，敷衍鋪張，文繁於事，而好惡予奪，類以私意進退”、“摭拾無味之歌辭以標榜，摹擬無情之山水以逞才，作者無赧容，閱者無真賞”的淺薄風氣、無聊作派表示鄙棄，而且他自己的文章首先就寫得言之有物，通達灑脫，質樸自然，不事雕琢。倘以其“學歷”衡之，則侯昌銘也算得上那一時代、涉此地域（山保安）的大知識分子了，但他卻沒有之乎者也，子曰詩云，大弔書袋，“徒矜淹雅”。

顯然，一個讀書人、一個“文史工作者”、一個方誌從業者，泛泛地知道一點點上下古今人與事之皮毛並不難，一般性地知道點兒文史方誌的“梗概”、“套路”也不難。概古今學問之難也，難就難在一個“具體”，難就難在面對一部“具體”的書，“具體”的文字，“具體”的章節，“具體”的字、詞、句、段，您有沒有足夠的知識、學養、功力和操守，去正解它，消化它，融通它，征服它。

侯昌銘君做到了“具體”，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超越了這個“具體”。他是一個“通”了的、值得後世文史方誌工作者效法的、完全合格的讀書人。

第 十 六 篇

《保安縣鄉土志》題解

《保安縣鄉土志》，不題撰著者之名姓，亦不署所自撰著之年月。然據其第十五章《學校》一節中，“現有高等小學教員一員，學生六名。初等小學教員一員，學生十名”、“東鄉初等小學堂一所，借居民宅，現設李家嘴。教員一員，學生八名”、“西鄉初等小學堂一所，借居民宅，現設金湯鎮。教員一員，學生八名”以及“前清”等記載和用語，足可考定其乃民國年間之作品。

作者於全書之末煞有介事地寫道：“以上所錄，大半搜諸殘碑斷碣之中與訪聞諸土民者，然仍不免掛漏之弊也。”筆者於其下有注曰：“這部《保安縣鄉土志》是撮錄他志而成，主要擷取的是侯昌銘《保安縣誌略》的內容。此處所謂‘以上所錄，大半搜諸殘碑斷碣……’云云，與事實出入甚巨。因此，關於此志的詳細註釋與準確翻譯，請讀者參閱筆者重校之《保安縣誌略》的相關內容。”

“民國”之在45年前我的初級中學《歷史》課本中，是一個極其腐敗、極端黑暗的時代，王旗變幼，民不聊生，學界頹廢，了無生氣。然年齒漸長，閱歷漸豐，籠罩在當年《歷史》課本上的迷霧，遂被不斷得以廓清。於是，我終於知道民國曾經是一個需要“英雄”也曾產生了一批“英雄”的重要時代。中國幾千年學術史之最後的輝煌，也正是民國時代的榮耀。舉凡章太炎、夏曾佑、胡適之、王國維、梁啟超、辜鴻銘、陳寅恪、錢穆、孟森、傅斯年、錢鍾書、雷海宗、劉師培、湯用彤、容庚、陳垣、魯迅、賀麟、歐陽竟無、顧頡剛、郭沫若、范文瀾、蒙文通、王力、季羨林、程千帆……可說是一人一天下，一人一時代，一人一經典。他們中有的人跨越了現代而一直生活到當代，但他們的學養根基，卻主要是在民國時期奠定的。

至於像《保安縣鄉土志》之未名撰著者，全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和文字都掠奪自他人著作；其自行採擇撰著者，乃十不及一。居然大言不慚，欺世盜名，自吹自擂，誇誇其談，以“行家”自許且自譽，實與民國之世風也，極不相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