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何沒有張良會謀算，沒有韓信戰功多，為何他是建漢第一功臣？
隨著楚漢相爭以劉邦勝利而告結束，諸位功臣皆得以封賞，
其中蕭何、曹參分別以功臣排名第一、第二居之。
與漢初封賞相對應，蕭何、曹參和張良、陳平、周勃、周亞夫被司馬遷列入《史記》“世家”體中。
第一世家為《蕭相國世家》，第二世家為《曹相國世家》，主要論述了蕭何與曹參在反秦之戰、楚漢相爭，以及漢朝初立時的事蹟，同時對他們進行功過評價。司馬遷透過事蹟敘述，勾勒出了蕭何與曹參典型的人物形象。
體現出司馬遷對蕭何、曹參對於漢之興起以及漢初政局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
一、以文無害的文吏形象
一個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只有他的歷史才能告訴我們
。而在人的一生中，他的最初經歷與形象，對於解讀他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史記》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司馬遷對於重要歷史人物往往採取“原始察終”的敘述方法，特別注意描寫他們少時的行為表現。
《蕭相國世家》開篇曰：“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開篇寥寥數語，卻蘊含有諸多資訊。秦為暴秦，奉行的是法家嚴酷專制。其各級官吏自以嚴酷為能，忠實執行秦的專制暴政。
在此情勢下，包括豐沛之地在內的天下黎民百姓無往而不在暴秦的壓迫下。而蕭何作為沛主吏掾，在以嚴酷為能的專制政體中，能夠“
以文無害
”，透現出一絲的人性光亮。
《史記》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由此見出，在暴秦統治下，
蕭何雖進入了暴秦體制，但能夠盡力執法公平而不刻毒
，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良吏。秦以法為治，法理嚴密。蕭何得以進入秦之政體，當與其曉知秦法有著直接的因果關聯。
在我們看來，蕭何之所以能夠“有文”而“無所枉害”，
是因為他曉知秦法達到了足可利用秦法條款的漏洞以求儘量不侵害百姓的地步。倘若不對秦法瞭然於心，他怎麼能夠看出秦法條款的漏洞？倘若沒有看出秦法條款的漏洞，他怎麼能夠有效利用秦法條款而不“枉害”百姓？又怎麼能夠在遭到有司苛責時以秦法為據使自己安然無恙？
透過上述追問，我們不難窺探出蕭何“有文”而“無所枉害”的原因所在
。曉知秦法，使得蕭何能夠成為秦之政體中的吏員；而由曉知秦法到利用秦法漏洞，又使得蕭何能夠儘量不“枉害”百姓。
由此，蕭何以“以文無害”為最初形象，奠定了他賴此生存、發展的人生根基
。對於豐沛百姓而言，蕭何“以文無害”，是“有文”而“枉害”百姓；而對於有司而言，蕭何“以文無害”，是通曉律令、熟知吏事而能夠不產生任何行政差錯。
“秦御史監郡與從事，常辦之。何乃給泗水卒事，
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在以嚴酷見長的秦法代表者御史監郡面前，蕭何不僅沒有顯露出他不“枉害”百姓的一絲破綻，反倒表現出通曉秦律、熟知吏事而勝任職守的高度嚴謹。既不“枉害”百姓，又能以處事嚴謹博得御史監的欣賞，蕭何呈露出寬厚而細密的超常行政能力。
倘若像李斯那樣刻薄寡思，以其超常的行政能力，蕭何完全可以走上一條步步高昇的仕途。可貴的是，
蕭何面對“秦御史欲入言”這一“大好”時運，堅決謝辭
，沒有表現出一點不捨眷戀。宄其原因，蓋出兩端：其一，蕭何內心有著對秦之殘暴制度的不滿。他雖然有著可以勝任工作的能力，但是並不想給秦朝統治者服務。
其二，蕭何內心有著辨別人事吉凶的洞察力與決斷力。
身為低階文吏，蕭何有足夠的智慧隱藏自己不會“枉害”百姓的本性；而一旦靠近秦的權力中心，蕭何迴旋的餘地就日趨狹窄，勢必會與秦的上層產生直接的衝突。
倘或如此，蕭何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
：要麼改變自己不“枉害”百姓的本性，與秦之暴政同流合汙；要麼繼續隱藏自己不“枉害”百姓的本性，一旦事發就坦然接受厄運的降臨。對於蕭何來說，這兩種選擇都難以接受。既然如此，為了確保自己不“枉害”百姓的本性，也為了自己的現實生存，蕭何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剋制住自己上位的慾望，繼續做一個底層文吏。
蕭何在“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時的種種表現，
可以成為解讀蕭何此後人漸趨廣大的最初依據。舉其要者，蕭何在義軍攻至咸陽後“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氣是他出身文吏而深知律令圖書重要性的必然行為；
入漢後，蕭何為漢丞相
，“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是他由秦之良吏而升級為漢之良相的必然結果；至於他在起義之初被劉邦推舉為義軍首領時“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儘讓高祖”，以及入漢後“多買田地等一系列退縮自保行為，又都與蕭何當初堅辭秦御史薦舉一事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絡。
蕭何的一生，由
“秦時為刀筆吏，彔彔未有奇節”
而終至於漢興後“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由微而著，由隱而顯，一切都顯得是那樣的平淡無奇、波瀾不驚，一切又顯得是那樣的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蕭何作為一個於民無害，公平正直的文吏，
他的行政在漢朝初建時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明人張燧說：“李斯以焚書亡秦，蕭何以收圖籍興漢。勝者之所用，敗者之所局也。草莽角逐之時，見秦府庫宮室之盛，即沛公不能不垂涎，何一刀筆吏，固己習國家體要如此，其器度有越人者。”由此看來蕭何確實有長遠的政治眼光，他的這種才能在劉邦事業初起時不可或缺。
二、鎮撫諭告的名相形象
漢元年二月，聲勢浩大的滅秦戰爭落下帷幕。
項羽憑藉自己雄厚的軍事力量，裂土分封各諸侯王。為防止劉邦勢力的擴大，確保自己的霸主地位，項羽將巴、蜀、漢中封與劉邦，逼迫劉邦離開關中，同時又將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分封為三秦王，企圖以此控制漢中，防止劉邦東進。
劉邦與手下諸將思鄉心切，蠢蠢欲動，意欲進攻項羽，還定三秦。就在諸將慫恿劉邦進攻項羽之時，
蕭何勸諫劉邦，暫時先在巴蜀稱王，
然後再借勢還定三秦。劉邦聽從蕭何建議先在巴蜀稱漢王，之後讓韓信帶兵，先是襲陳倉，再取咸陽，後下函谷關，經過歷時八個月的三秦戰役，勝利奪回了關中。
劉邦與諸將士在前線攻城略地，蕭何則在巴蜀後方主持大局
，安撫並動員百姓，全力為前方將士供給軍糧。倘若沒有一種持續不斷的物質保障，倘若沒有一種兵源不斷的後方支援，幾十萬漢軍就難以支撐長達八個月的三秦戰役而最終取勝。
從這一意義上說，蕭何雖沒有具體戰功，但他對於戰爭的勝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自此而後，面對不可一世的強大楚軍，漢軍雖屢戰屢敗，但總是能東山再起，其中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在漢軍身後有著充足的物質保障與兵源支援；而這，不能不歸功於蕭何的作用。
前文也指出，蕭何以“以文無害”的文吏為最初形象，
呈露出寬厚而細密的超常行政能力。在劉邦還定三秦的過程中，蕭何留守巴蜀，其“鎮撫諭告，使給軍食”，在安撫百姓的基礎上進而動員百姓全力供給前方將士，這樣一種能力的表現，無疑可以看成是對前此文吏特性的又一升級。
進至於漢之丞相，蕭何徹底彰顯出他在漢營中無人可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當劉邦親率諸將在前方作戰時，蕭何則以漢丞相的身份鎮守後方，這是楚漢之際劉邦有別於並勝出項羽的明顯之處。
也可以這樣說，項羽非敗於“用兵之罪”，
而是敗於缺少像劉邦那樣的堅實後方。就劉邦而言，他之所以感受到後方保障的重要性，是因為有蕭何以留守巴蜀為他提供了鮮活的例項。既然後方保障是如此的重要，蕭何在後方主持大局。就這樣，蕭何在楚漢之際即以其鎮守關中、制定律令、穩定後方的顯著功效，己然嶄露出他作為漢之第一名相的端倪。
張良、韓信與蕭何同為漢初三傑，
只是蕭何的作用與張良、韓信的作用相比，不是那麼明顯
。包世臣所言，其意在於強調倘若沒有蕭何的作用，張良、韓信的作用就難以發揮出來。古人云：“三軍未動，糧草先行。”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強兵良帥固然重要，但後勤保障更具本質意義。蕭何在後方振撫百姓，及時補充戰爭所需的兵源和糧草，這對於劉邦在曠日持久的楚漢戰爭中最終贏得勝局起到了關鍵作用。
故此，劉邦對蕭何作出了由衷的稱讚：“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作為一個長期在複雜環境中能夠維繫自我生存並得到各方面認可而不斷升遷的政治人物，他又
不可能成為一個沒有道德缺陷的完人
。韓信被殺一事，他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為此，他常遭後人詬病。
就實質而言，所謂“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這是蕭何人格政治化的必然行為，也是蕭何以“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為人生起點的必然行為。作為暴秦體制中的一員，蕭何儘管有著不“枉害”百姓的良好願望，但有時不免要被迫做些“枉害”百姓的事情，這是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的。
由暴秦體制而進入劉邦陣營，蕭何“鎮撫諭告，使給軍食”
，等於是將百姓賴以生存的糧食乃至生命白白耗費到並無正義可言的戰爭前線，這樣的行為也難以經得起深度的道德拷問；漢朝建立後，蕭何成為漢廷丞相，在日趨複雜激烈而必須立場堅定的朝廷鬥爭中，他勢必無法像過去的秦之小吏那樣有足夠的智慧虛以委蛇，不能不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犧牲他人以求自保。蕭何參與謀誅韓信一事，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總結
對於像蕭何這樣後來進入到朝廷高層的政治人物來說
，實際上已經無法在道德上經得起深度的拷問。平心而論，就蕭何這類政治人物而言，判斷他們人品好壞的關鍵，似乎不是他們有沒有“惡”的表現，而是他們是否根本“惡”，是否主動地、明顯地去作“惡”。在我們看來，蕭何根性不“惡”，也務求自己不去作“惡”。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蕭何對於漢的興盛，對於結束天下紛亂局面，對於漢初政局的穩定，都起到了積極的重要的影響
。在劉邦去世後，他自己也步入耋耋之年，病中也不忘了給惠帝引薦與他言語不和的曹參，顯示出他不計個人恩怨而能顧全大局的名相風範。蕭何為漢初第一名相，這不惟是司馬遷作出的結論，也是歷史作出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