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譯者歸來與詩魂遠遊——蔡廷幹漢詩英譯之《唐詩英韻》研究
本文轉自：
詩歌翻譯
陳順意
，博士，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史和公示語翻譯研究。
引言
蔡廷幹（
186
1-1935）是晚清著名外交家、軍事家和文學家，第二批公派留美幼童之一，浸淫西方文化近十年之久。諳熟母語和英語，操流利的美式英語（La Fargue 78），回國後曾任
袁世凱
顧問、英文秘書兼翻譯（Lo 3）。《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G。 E。 Morrison）評價他為“英語講得最好的中國人”（駱惠敏
79
2）。蔡氏雙語文學造詣較深，主要代表作有《老解老》和《唐詩英韻》。前者為《道德經》研究先河之作， 後者為近代國人英譯漢詩之濫觴。本文以《唐詩英韻》這一譯本及其原文來源《千家詩》中對應的詩文為研究物件，擬從譯介動機、譯介策略、譯文接受三個方面探討蔡氏英譯漢詩的實踐活動，揭示這一翻譯活動的各個方面，以期對當代中國文化外譯提供一點啟示。
譯介動機
蔡氏譯詩約始於 1900 年，終於 1930 年，前後歷經 30 載。蔡譯《千家詩》這一時期正是國家國力式微、備受凌辱的時期。雖貴為外交大臣，時常處理外交事務，也透過自己的才華和人脈為國家爭取了不少利益，但是畢竟是大勢所趨，迴天無力，他本人亦不免產生消極、苦悶、頹廢情緒。面對政治途徑和軍事途徑都行不通的情形，他轉而把目光投向中國古典詩詞，希冀透過譯介中國古詩詞讓西方更好地瞭解中國，消除成見，挽回中國日漸走低的國力，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爭取和平。於是乎，此舉便打上了政治烙印。誠如陳立廷序言所言，蔡氏譯詩“代表了中國政治理想的哲學觀”（Ts’ai viii）。而此時的西方文化亦陷入了危機，人們企圖從遙遠的東方尋找出路，因此出現了“東方文化救世論”的思潮。蔡氏在此時英譯漢詩可謂適逢其時，西方世界已經為中國詩詞文化留出了空間。譯者的主觀願望與譯文的客觀接受環境機緣巧合， 這也為其譯作的成功奠定了先驗基礎。具體而言，蔡氏譯詩動機有二：1）傳播中國哲學思想，2）表達政治訴求。
如前所述，蔡氏譯詩具有哲學意義。從翻譯選材來看，蔡氏選擇的原詩大多反映上層社會和普通百姓樂居田園、歸於靜謐的閒適生活，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其實就是中國哲學倡導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哲學中極為重要的思想之一，儒、道、佛三家對此均有自己的闡釋。儘管闡釋不同，但本質無異。其基本思想是人的生理、心理、倫理、政治等行為和現象都是自然的直接反映，因此，人要與自然合而為一， 達到“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這一思想要求人們不斷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將自己融入自然，熱愛自然，在與自然融合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價值和昇華。這一思想類似道家的“無為”，卻又不完全等同之。蔡氏認為，追求閒適和靜謐的生活並不等於懶惰或無能，而是努力實現享受幸福的狀態或條件，是通往更高精神享受的進身之階， 是自身
修養
、思索自然的必要條件（
xi
）。換言之，閒適與靜謐是一種內心的幸福與寧靜。這一思想透過蔡氏的翻譯選材表達得非常清楚，表現為自然景色、田園生活、閒適生活等。蔡氏想要透過這一譯本表達中國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揭示中國人的性格與性情， 建構國家形象，從而為其下一步政治訴求打下理論基礎。
蔡氏譯詩的第二個動機是透過中國古典詩歌所折射的熱愛自然、崇尚和平的中庸之道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這一訴求的內容可表述為乞求和平、避免戰爭、呼籲援助。蔡廷幹本為朝廷官員，屬於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翻譯選材不可避免地受其職業興趣的影響。他從事譯詩並非純粹由於閒得無聊、自娛自樂，抑或為了表現自己的文學才華或英文水平，而是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這一目的就是希望在當時國際關係
緊張
的時刻製造一絲緩和，增進彼此理解，放棄戰爭念頭，透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利益爭端、消除誤解。在他看來，西方對華採取敵對態度的根本原因在於彼此缺乏理解，而戰爭的根源也在於此。因此，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深諳中西文化、精通雙語文字且深受朝廷重用的官員，自感責任重大，有義務擔當促進中西溝通、消除誤解、重塑中國良好形象的重任。如果說翻譯是一種文化溝通的橋樑，蔡氏的譯詩更是溝通中西文化、消除彼此隔閡、促進世界和平的媒介和手段。誠如陳立廷所言，蔡氏譯詩“一定能在幫助西方社會增進對中國的理解方面做出獨特的貢獻”（viii）。
譯介策略
為了實現翻譯目的，蔡廷幹有意識地採用某種翻譯策略。具體而言，在翻譯標題時採用了明晰化的策略，在選擇原詩時緊緊圍繞翻譯動機，在文字翻譯中以歸化策略統領前後，在譯文前後增加副文字。這樣的一些具體而微的翻譯策略不僅是出於實現翻譯目的的需要，更使得整個翻譯過程目標明確、思路清晰。
1.翻譯選材策略
蔡氏的翻譯選材反映其翻譯動機，服務其翻譯目的。《唐詩英韻》原詩取材於中國蒙學經典著作《千家詩》，收錄漢詩及譯文凡 122 首。蔡氏所據《千家詩》為宋代謝枋得《重訂千家詩》和清代王相《五言千家詩》合併而成，收錄唐、宋、明等朝代詩歌凡 226 首，為四卷本，分別為五絕、五律、七絕、七律（張立敏 i）。而蔡氏所選詩文來自一、三冊（Ts’ai ix），均為絕句。原本共 226 首，為何蔡氏只選取其中的 122 首？原詩選擇是基於何種考量？原本既包含絕句又包含律詩，蔡氏為何只選擇絕句？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
首先，從選材的過程和所選詩歌的主題來看。影響選材的因素較多，目標讀者的興趣和接受預期是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據蔡廷幹《唐詩英韻》自序，美國學者 C。 Walter Young 女士曾通讀原稿，幫其選擇外國讀者最感興趣、最有吸引力的詩文（
xi
ii）。由此可見，蔡氏十分關切目標讀者的興趣，把讀者興趣和譯文接受作為翻譯選材的重要考量因素。據程丹妮（20）統計，譯詩涉及的主題及其佔比分別為：自然風景（
64
%）、貴族閒適生活（4%）、田園生活（5%）、友情（9%）、思鄉（2%）、節慶（7%）、懷舊（4%）以及其它（5%）。由此可見，翻譯選材主要集中在自然風景、閒適生活、田園生活以及友情四個方面，這也與譯者的翻譯動機不謀而合。蔡氏想要透過譯詩表達中國人崇尚自然、熱愛和平的願望，所選主題恰好與其吻合。
其次，從絕句和律詩的區別來看。絕句為四句，律詩為八句。絕句不一定嚴格對仗對偶，而律詩頷聯（第二聯）和頸聯（第三聯）必須對仗。顯而易見，後者在長度上更長，對仗要求更高，故翻譯費時更長，翻譯本身難度更大，對譯者英文能力和翻譯水平的挑戰更大。另外，從翻譯的效果來看，同一譯者翻譯的絕句比律詩質量一般更高，更有利於譯作在目標文化和社會中的接受。基於此，蔡氏只選擇絕句而非律詩作為翻譯物件。
從上文可以看出，蔡氏所選詩歌的主題均服務於他的翻譯動機，選材時同時考慮傳譯的效果和讀者的接受，其中不乏對自身英文能力和翻譯水平的考量。換句話說， 蔡氏對自己的英文能力和翻譯水平並無十分自信，其對英語詩體的把握也未達到駕輕就熟的地步（馬士奎 14）。需要說明的是，譯本標題中的“唐詩”並非唐代的詩歌， 而是泛指中國古代（主要為唐、宋時期）詩歌，即本文標題所指的“漢詩”。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曾盛極一時，名揚四海，故以“唐”指代中國。
2.標題翻譯策略
標題是詩歌的引子。好的標題與詩文一致，不好的標題與詩文產生對立和矛盾。為了便於讀者理解，在翻譯詩歌標題時，蔡氏有意識地採用釋義、明晰化、歸化等翻譯方法和策略，彰顯原詩的主要內容。
古詩中有些標題一目瞭然，讓讀者大致瞭解詩歌的主題或內容；而有些古詩標題則含蓄、隱晦，無法讓讀者瞭解詩歌的主題或內容。前者意義明確，而後者無實在意義。漢語古詩的標題大多屬於前者，後者數量較少。就翻譯而言，前者難度較小，而後者難度較大，需要譯者提煉詩歌內容，用讀者能理解的方式重新表達。前者如：春眠“Sleeping in Spring”，靜夜思 “Midnight Thoughts”；後者如：絕句 “A Pleasant Stroll， 題邸間壁 “Expecting Her Husband’s Return”，梅 “The Plum-Trees’ Complaint”，江樓有感“Sadness on Ascending a Tower by the River Bank”。原詩標題如“絕句”和“題邸間壁” 分別表示詩歌的體裁和作詩地點，並未提示詩歌的具體內容。換言之，標題未提供有關詩歌內容的資訊。而在譯詩中，蔡氏採用明晰化的策略彰顯其內容。原詩標題如“梅”、“江樓有感”等雖然涉及詩歌內容，但表述不夠具體。而在譯詩中，蔡氏亦採用明晰化的策略將其內容具體化，使譯文讀者一目瞭然。
此外，有些標題含有典故或文化資訊，直譯成英文會增加讀者的理解努力。蔡氏要麼採用釋義法加以解釋，要麼採用歸化的策略，用目標語文化概念替換原詩文化概念。前者如：觀永樂
公主
入番 “Lines to Princess Yung-lo”， “Bride of a Tartar Prince”，上元侍宴 “Court Feast in the First Full Moon of the New Year”；後者如：訪袁拾遺 “Calling on Yuan the Censor”，清明 “All Soul’s Day”。永樂
公主
為唐玄宗時期東平王的外孫女楊氏，為保邊疆安定遠嫁契丹王李失活，是為中國歷史上的慣例——“和親”。蔡氏將其釋義為“韃靼王子的新娘”，簡要交代了歷史背景，有助於讀者對詩文的理解。上元即正月十五元宵節，農曆是按照月亮的執行規律制定的，據說，這一天是農曆新年的第一個滿月。蔡氏透過釋義的方法將這一文化內涵簡要交代，無疑有助於讀者的理解。拾遺為古代諫官，蔡氏將其釋義為“審查官”，二者大致相當。“清明”為古代傳統節日， 蔡氏採用歸化的策略將其轉譯為西方的“萬靈節”，譯文和原文大致相當，有助於讀者進行類比。
3.詩文翻譯策略
為了讓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國詩歌，從而實現翻譯目的，在詩文翻譯時，無論是音韻、形式還是文化方面，蔡氏均採用歸化或明晰化策略。
音韻方面，總的來說，蔡氏將漢詩五言絕句譯為英詩五音步抑揚格，將漢詩七言絕句譯為英詩六音步抑揚格，但也有極個別例外。譯者儘量避免省音，以免損害詞語（Ts’ai ix）。此外，蔡氏改變原詩的韻律。漢詩一般為一、二、四行或者二、四行末尾押韻，而蔡氏在翻譯中採用英詩中常見的雙行押韻（aabb）和隔行押韻（abab）。據筆者統計，在 122 首詩中，前者約佔 78%，後者約佔 8%。究其原因，雙行押韻是英語古典詩歌中出現頻率最高、最受讀者歡迎的押韻方式。例如，南宋詩人朱淑真的《即景》一、二、四行押 /ang/ 韻，而在譯詩中譯者採用了 abab 的交替押韻（/？ /、/？ /、/ei/、/ei/）。
形式方面，蔡氏將漢詩的一行譯為英詩的一行，在行數上與原詩保持一致。在行內，蔡氏將一個漢字譯為英語的一個音步或兩個音節，保證了四行長度大致相等。此外， 蔡氏將漢詩的豎行改為英詩的橫行，歸於譯文的形式。
文化方面，譯者處理方法有四：1）將中國文化概念隱去，代之以一般詞彙；2） 將中國文化術語用西方文化術語替換；3）增加註釋對文化術語進行釋義；4）將比喻修辭譯為非修辭。
第一種方法用一般替代特殊，如第 34 首《婕妤怨》前二句“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的譯文“A beauty to the palace winds her way，/And from the court come sounds of music gay。”。“建章”、“鳳管”、“昭陽”均為中國文化術語。“建章”為宮名，“鳳管”為樂器名，“昭陽”為漢文帝居所。這些術語含有文化資訊，中國讀者如不具備背景知識尚無法理解，何況英語讀者？而且，這些術語對英語讀者來說只是一個個符號，沒有實在意義，外國讀者只關心其指稱意義。如依實譯出，反而增加讀者閱讀成本。基於此，蔡氏將三者分別譯為“palace”、“music”和“court”。
第二種方法用西方替代東方。例如，在第 50 首《題邸間壁》中，蔡氏將首行“荼蘼香夢怯春寒”中的“荼蘼”用“roses”（玫瑰）替代，在第 77 首《蠶婦吟》中，蔡氏將“子規”用“nighthawk”（夜鷹）替代；在第 83 首《有約》中，蔡氏將“蛙”用“bullfrog”（美洲牛蛙）替代。此外，蔡氏將農曆月份一律用西曆月份替代。第三種方法透過增譯提供釋義。例如，在第 45 首《元日》中，蔡氏將桃符釋義為“peachwood charms， 。。。， ’gainst evil shall insure”（驅邪之物）。
第四種方法用非修辭替代修辭。蔡氏將比喻意義略去，譯為非修辭。例如，在第46 首《上元侍宴》中，蔡氏將“鵠立”譯為“stand erect”，而非“stand erect like a swan”（像天鵝一樣站立），原因在於後者非英語中常見比喻，直譯修辭反而製造陌生感。在第 47 首《打球圖》中，蔡氏將開行“閶闔千門萬戶開”中的“閶闔”譯為“the central court”。“閶闔”指傳說中的天門，譯者並未直譯為“heavenly gate”，而是將其比喻用法譯為非比喻用法。在第 48 首《宮詞》中，蔡氏將末行“五色雲車駕六龍” 中的“龍”還原其本意，譯為“horses”。
音、形、意是詩歌中三個重要的元素。音韻是詩歌之所以為“歌”的部分，因為押韻，所以朗朗上口；形式是詩歌之所以為詩的表面特徵，沒有這一表面特徵，中國古典詩歌的體裁特徵便不復存在；而意義是詩歌之所以讓人感到愉悅的根本所在，要麼以景抒情、以景言志，要麼以情感人、以情抒懷，是讀者獲取美感和藝術享受的源泉。蔡氏在三個方面都歸於譯文，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犧牲了中國文化，但在客觀上為譯文讀者創造了便利，同時實現了“音美”、“形美”、“意美”的有機統一。事實上， 要保留原詩的精神和音樂性並保證語言的自然流暢並非易事，而譯者取得了“罕見成就”（
xi
i）。
4.副文字
蔡氏譯本的另一個特點是在主文字的基礎上增加大量的副文字，如序言、註釋、詩人索引、帝王年代表、羅馬主教和英國國王年代對照表等。副文字為讀者提供背景知識、釐清概念、解難釋惑，為讀者提供重要的線索和幫助，與主文字一起構成有機整體，在讀者闡釋原詩、理解詩人意圖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蔡氏在正文前列出了史學家、留美同窗兼好友陳立廷的序言，隨後附錄蔡氏自序。陳序言簡意賅， 對蔡氏譯本給予簡要評價。蔡序洋洋灑灑，詳細論述其譯詩的緣起、音節音韻的處理、譯詩的動機、採用尾註的緣由、附錄的目的以及前期發表情況，並向相關人員致謝。其次， 蔡氏在正文之後增加了大量的註釋，為詩文提供詳細的註解，主要為專有名詞如人名、地名、山川河流名稱等提供背景知識。蔡氏認為腳註分散讀者注意力，影響詩文的完整性，故採用尾註（
xi
i）。再次，蔡氏附錄詩人索引，按照姓氏首字母順序分列於後， 主要資訊包括姓名、朝代、西曆生卒年以及詩歌編號。最後，蔡氏附錄唐宋年號及帝王表、羅馬教皇及主教更替表以及英格蘭國王更替表，均以西曆年份表示。三表在年代上互為映照，有助於讀者從西方歷史視角關照同時期中國歷史事件。
譯文接受與當代啟示
《唐詩英韻》在美國出版後，在西方社會引起了熱烈反響。美國《星期六文學評論》刊登名為“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中詩英譯）的評論文章，稱該譯作質量優於漢學家亨利·哈特（Henry H。 Hart）的《中國市場》（A Chinese Market）等譯作（Tai 316）。譯本 1932 年首次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1967 年和 1971 年兩度由美國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 Press）再版（馬士奎 14），至今仍為英美流行的漢詩譯本（葉靄雲 43-48）。馬士奎（2012）認為，雖然該譯本存在瑕疵，但總體上“令人欽佩”， 大部分譯詩“令人滿意”。然而，該譯本也獲得了負面評價。錢鍾書（
155
）認為該譯本“遺神存貌，踐跡失真”，然而，錢鍾書認為不能唯獨責怪蔡氏，因為其它譯本也不盡完美，且“譯事之難，於詩尤甚”。趙毅衡（114）認為蔡氏譯法“相當迂腐”， 以致該譯本“出奇的古板”。雖然褒貶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唐詩英韻》在西方社會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作為近代第一部向西方譯介中國詩詞文化的作品，《唐詩英韻》及其翻譯過程給當代翻譯界提供了多方面啟示，主要體現在譯者素養、翻譯模式、讀者意識和翻譯策略幾個方面。
譯者素養是譯者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創造性地解決翻譯問題、生成翻譯產品所需的自主意識及實踐能力（李瑞林 46-51），包括語言素養、文化素養等。詩歌翻譯是科學，更是藝術。其科學性表現在某些詞彙表達的準確性和翻譯過程的嚴謹性。以蔡氏翻譯“柳絮”一詞為例，“柳絮”早前常被誤譯為“catkin”（柔荑花），蔡氏對此亦無十分把握，於是向時任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求教，後者繼而向燕京大學生物系教授胡經甫求教。胡氏多方考證，確定“柳絮”一詞的英文為“the plume of the willow seed”（馬士奎 14）。此為科學，但是詩歌的表達更具有藝術性。換言之，這並不意味著“柳絮”一詞在詩文中應原原本本譯為“the plume of the willow seed”。出於詩行長度的考慮，蔡氏在《漫興》一詩譯文中將其簡化為“the willow-seed plumes”。這便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是科學精神和藝術能力的體現。因此， 詩歌譯者應具備科學精神和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同時具備藝術表達能力。當然，這首先有賴於紮實的雙語基本功和雙文化能力。蔡氏旅美學習近十載，對英語語言和英語文化有相當的駕馭能力，能十分自如地用英語寫作和翻譯，同時從國文老師學習國文， 對漢語語言及文化也有相當的掌握。從譯者的資質來看，蔡氏無疑是一位難得的優秀譯員。聯絡當今中國文化外譯專案譯員招聘，我們似乎可以從蔡氏身上獲取有價值的線索。
翻譯模式可分為個人翻譯和集體翻譯，一般認為集體翻譯優於個人翻譯。集體翻譯又分中中合作、西西合作以及中西合作，蔡氏正是採用了中西合作的翻譯模式。從其自序致謝部分可以看出，有多名外籍人士參與了這項翻譯活動：美國學者 C。 Walter Young 女士參與了翻譯選材（原詩選擇），中國海關署長、《中庸》及《論語》譯者Leonard A。 Lyall 先生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美國駐無錫傳教士 Louise Hammond 女士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美國駐大連領事W。 R。 Langdon 先生參與了譯稿審校工作（Ts’ai
xi
v），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協助確認部分專有名詞的翻譯。此外，蔡氏手稿顯示六種修正筆色，筆色新舊不一，字跡不一，疑為多人非同時參與了譯稿修改。正是因為蔡氏採用這一中西合作的集體翻譯模式，才最大限度地保證了譯文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中西合作有利於發揮合作者各自母語優勢，有效保障譯文質量，而且合作本身有助於跨文化交流（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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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今中國文化外譯專案而言，中西合作不失為一種值得推薦的模式。即除了招聘高水平的中國譯員，還可積極招募精通漢語的英語國家譯員，這樣既能保證譯文的語言質量，又能確保譯文的政治正確性和意識形態正確性。雙劍合璧，水到渠成。
讀者意識是譯者對讀者的理解與認識，包括對讀者閱讀心理、審美期待和審美趣味的
關注
與把握（蔣豔柏 127-
131
），讀者意識要求譯者對譯文讀者負責（周曉梅 121- 128），有意識地向讀者靠近（鄧夢寒 28-32）。縱觀蔡氏的翻譯過程可以發現，蔡氏自始至終具有極強的讀者意識，在翻譯的每一個環節都充分為讀者考慮。例如，邀請美國朋友幫助選擇目標語讀者可能感興趣的詩歌題材；在文字處理過程中大量採用歸化策略，採用符合目標讀者思維習慣的表達方式，用英語文化術語替換中國文化術語；在序言中介紹翻譯過程的方方面面；在正文後增加各種副文字為讀者提供背景知識。如此種種，都表明了蔡氏的讀者意識。在蔡氏看來，詩文的價值體現在譯文的接受程度。只有當讀者完全接受譯文的表達方式，他們才能接受譯文表達的內容。換言之，要想對外傳播中華文化，首先必須採用目標受眾能夠接受的方式。而《唐詩英韻》在海外的成功傳播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蔡氏的讀者意識（錢學偉 65-70），得益於其“讀者友好型” 翻譯策略。
如上文所述，蔡氏總體上採用歸化翻譯策略，傾向於採用英語讀者熟悉的表達方式，使用英語中類似文化術語替換中國文化術語。這一做法有利於提高譯文的可接受性。然而，過度歸化的弊端也顯而易見。過度歸化隱匿了中國文化，以犧牲中國文化為代價換取目標讀者的認同，使中國文化傳播效果大打折扣，導致文化失真。例如，用“horse” 譯“龍”便隱去了“龍”的文化含義，使目標讀者失去走進這一文化概念核心的機會。中國文化和英語文化在客觀上是一對矛盾，而詩歌翻譯之類的文化翻譯的任務之一便是協調這一矛盾，在兩者之間尋求最佳契合點。然而，說來容易做來難，要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不僅對譯者的雙語能力要求極高，對譯者的翻譯策略以及策略之間的平衡性也提出了極大的挑戰。從傳播中國文化的角度來看，應採用異化翻譯策略；但是， 從譯文的可接受性來看，宜採用歸化翻譯策略。然而，歸化與異化的使用均應遵循“適度”原則（孫致禮 36）。折中的方法為先直譯，後釋義。即便如此，關於二者的論爭似乎永遠沒有終結，學術探討仍在繼續。
結語
本文從譯介動機、譯介策略、譯文接受三個方面審視了蔡廷幹漢詩譯著《唐詩英韻》，並基於這三個方面探討了蔡氏翻譯實踐的當代啟示。蔡氏在翻譯過程中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極強的讀者意識，在翻譯動機和讀者意識的關照下采用有利於目標讀者接受的歸化策略。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譯文的可接受性和中國文化的傳播， 然而客觀上對中國文化傳播造成了不利影響。學界對此褒貶不一，蔡氏譯文並非完美， 而是具有一定的瑕疵。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時代、階級和職位的侷限性。但畢竟瑕不掩瑜，其對於中國文化翻譯的貢獻不可埋沒。蔡氏在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下能夠敏銳地嗅到傳播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契機實屬難能可貴，其嚴謹的學術態度、鍥而不捨的學術精神和包容的學術氣概值得我們當代學者學習，其有關翻譯的成功經驗值得當下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