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起源商丘說，是對《左傳》的誤讀

商族的先祖的確佔據了商丘，但他們的祖源不在商丘。

無論是先秦史料還是後世文獻，都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即：商族的男性始祖是契，也稱玄王，始祖母出自有娀氏。

早期文獻中也明確地記載了契不是來自商丘。

《世本》有：“

契居蕃，昭明居砥石

”之說。

其中的昭明是商族晚於契的另一位祖先，《史記》的說法是：昭明為契之子。

後世有學者為了實現邏輯上的自洽，強行將蕃和砥石往商丘上靠，以至於考證出很多不成立的結論。

事實上，商族與商丘的關係的所有結論都是基於《左傳》的。

《左傳》有：“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

需要辨析的是這裡出現的三個角色：陶唐氏、閼伯和相土。

陶唐氏不是帝堯，而是比帝堯更古老的一個部族，其統治年代介於高辛氏和帝堯之間，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論證，此處不再贅述。

閼伯是高辛氏的後裔，歸附於陶唐氏，擔任火正之職，“火正”是一個很古老的職務，始於帝顓頊之後——黎，但在帝堯的時代已經失傳了，所以《國語》有帝堯重新起用重黎之後的記載。

《國語》有：“

堯覆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此後的重、黎後裔從事的是“典”的工作，而非火正，相當於後來的“史”，太史公家族即出自這一脈。

最後就是相土，相土是商族的另一位祖先，其時代要晚於昭明，《詩經》裡也有關於他的記載，是商族崛起的一個關鍵人物。

顯然，相土和閼伯在血統上不構成直接關係，真正將二者聯結的是地域，即商丘。

這就需要解釋“相土因之”的意思。

我們先來看《左傳》中與“

因之

”相關的另外的記載。

《左傳·昭公二十年》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

這段記載的是齊國這片土地的歷史脈絡，最開始住在這裡的是爽鳩氏，此後的所有者依次是 ：季萴、逄伯陵、蒲姑氏，到了西周，被齊太公佔據，建立了姜姓齊國。這裡的“因之”是取代繼承之意，與血統無關。

那麼，“

相土因之

”的“因之”顯然也是取代繼承之意，也就是說，最早的商丘是由閼伯建立的，後來被相土一族取代繼承，兩者之間顯然無血脈關係。

人類活動永遠是處於動態之中，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裡，沒有任何一片土地沒有換過主人，也沒有任何一個族群沒進行過遷徙。

相土的祖先們歷經過多次遷徙，如契的蕃，昭明的砥石，最後才在商丘落腳，其族人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被稱之為“商人”，這顯然也是以地名稱氏，即，先有商地而後稱商人，為了區分，閼伯一族應該被稱之為“古商人”或“古商族”。

按《左傳》的記載來看，古商族是高辛氏後裔，其時代對應的是考古學上的龍山文化期，而相土佔據商丘要晚得多，似乎已經進入夏紀年，與嶽石文化的關係更為密切，這就涉及到嶽石文化的來源問題。

在先秦文獻中，商祖契擔任的是有虞氏的司徒之職，《國語》有：“契為司徒而民輯”，而有虞氏早期的活動區域集中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北中部、南部一帶。

那麼，契所居的“蕃”應該在今河北、山西境內，而不是河南。

綜上，以《左傳》中的記載，並不能推匯出商族起源於商丘，只能證明商族自相土開始佔據了商丘，那麼，後世依《左傳》所載而得出的結論就都是不成立的。

左傳（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全3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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