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跑縣長”的結局，從漢史的角度來分析，大漢官員的自盡之謎

事實上，從

兩漢到清代，官員的自殺率呈總體下降

趨勢。而從近年的情況來講，又顯逐步上升。從公眾對貪腐和獵奇的角度來看，難不成明清時期的官員心理素質已經達到了歷史頂點，犯了錯還能若無其事，死乞白賴的苟活？

而身處歷史兩端的官員心理素質欠佳，見著廷尉或者公檢法就

扛不住壓力連上訴的勇氣都沒有？

今天要說的，就是清代學者所描述的那種感覺附著在大漢官員身上，又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春秋之風”。

先來看1則先秦的史料。《吳越春秋》：“

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

”講的是伍子胥逃亡途中，一位漁夫救他渡江後又反身自沉於江的事情。

懸賞都不要，更何況是一把寶劍

很難想象，在明清的時候會有類似典故。而恰恰是在先秦，一個普通人也知道寧死不受屈辱。哪裡辱了？原因就在於伍子胥多問了一句“

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

”僅僅是這句話，便讓漁夫感受到了不信任，立即投江，以明其志。這還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漁夫。

由此社會風氣，而衍生出來

漢史中官員自殺較多的原因

——

自尊心。

兩漢離先秦不遠，民風官場尚有親生死、重榮譽之存。捎帶著，現在常穿漢服、愛作漢揖的年輕人，可曾瞭解漢人精神之精髓已到了這一步——寧可自殺，也不受辱。

趙高：我不信你不怕死

自尊心不僅體現在不被信任，還在於

尊卑有別。

秦代，馮去疾和馮劫被趙高下獄，面對一個“刀筆吏”的詰問。“二馮”不受其辱，直接自殺，以全“三公”之尊望。類似還有漢宣帝時期的大司農田延年，因貪汙事發在家待審。

有人為他求情而宣帝不準。田司農卻說：“

我何面目入牢獄……卒徒唾吾背乎！

”每天執劍在家晃悠，待陛下令他去廷尉後，果斷自殺。漢元帝時期的太傅蕭望之也是一個道理，甚至故吏門生是勸著自殺。“

使者至，望之慾自殺。“

來杯毒酒，也還不錯

”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

”受先秦古風影響，到了貴族、三公這個級別，皇帝下令誅殺說明有罪，而自殺則可儲存體面。而到了皇權集中的清代，已自稱奴才的大臣，自然就不需要那麼多自尊了。

當然了，在漢史中被皇帝下詔入廷尉，也暗含著被迫使而真誅殺的意味。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臣若求生意願強烈，也不乏有刀下留人的周勃、黃霸的例子。只是從大多數情況來看。但凡上峰

稍有”切責”和“賜牛酒”的暗示

，群臣無不很配合地就地自裁。例如：三國之荀彧，就是典型的被“憂死”的例子。

確實是想多了

隨著封建制度與律法的不斷完善，人們的一言一行逐漸受禮制、法規所限，精神境界似乎也有了衰弱之嫌。而從先秦到兩漢，正處社會變革期。許多社會現象，如

“決鬥之風”“義不受刑”等在臺面上無法可依

。竊以為這便是改革時期或者革命年代英雄輩出的原因吧。

到了清代，年大將軍反倒成了典範

“長跑縣長”結局如何不重要。重要的在於當前官員自殺頻發的深層次誘因。先不論長跑事件受天候等不可抗力的偶然因素，

作為協辦方的縣級單位

（主辦方是當地地級市）論責實不在主體配置。作為1位縣委書記，也確實不必為轄區內每項工作都負上直接責任。

從基層輿論來講，諸如：“自知還有其他更大問題瞞不住了”、“這事有多大的影響力你知道嗎？”、“自殺是膽小鬼的不負責”的肯定性推測，

是不是有些過分武斷？

作為上下培養多年的幹部，1人之離世所裹帶的附加性效應遠不止1條生命之逝去。

誠然，21條生命可貴，1條生命亦該被珍惜。普通人或者貪官汙吏或許無法理解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場風氣，所給人帶來的壓力，是完全有可能讓一個原本“志在服務社會、造福人民”的熱血青年，為了

全名節而擁有了直面死亡的勇氣

。

大漢文官：用生命來詮釋真理

不否認有畏罪行為的三分之一，也難說天下官員便真丟了“春秋之風”。若真有三分之一的“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這，難道不也是

相

對於國家和人民，正義力量的損失嗎？

在特殊情況下，突然自盡引起眾人聯想很正常，但下結論需要查證。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解除他們“身心俱疲”的原因。才是文明法治社會的證明。

到了三國時期，孔融因得罪曹操而被判滅九族。有門客先刀斧手來救其子女。孔融不滿9歲的幼子說到：“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之後，坦然赴死。聯想起當前很有一部分家長，居然可以裹挾子女威逼教師的行徑。再想到自己父母那些年說的：“老師你狠狠教育他啊。”的轉變，深為國家崛起時家庭教育的不斷缺失而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