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票：一個時代的記憶

我家珍藏著一百三十多張糧票，其中1966年發行的全國通用伍市斤糧票有60張；1966年發行的全國通用叄市斤糧票有28張；1980年發行的全國通用壹市斤糧票33張；1965年發行的全國通用半市斤糧票有6張；1980年發行的河南地方伍市斤糧票有1張；1980年發行的河南（新鄉）地方壹市斤細糧劵1張；1976年發行的焦作市伍市兩流動食油票4張；1972年發行的河南壹市兩流動糧票1張。這些糧票在當時可以兌換細糧（白麵）四百多斤，都是我爸爸在焦作煤礦上班的時候從牙縫裡省出來的。

人類糧票出現的歷史並不是中國，早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為了應對國內商品短缺，就將商品進行了有計劃的分配，併發放了各種商品票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央蘇區為了解決戰時物資供給，也在根據地和解放區發行了大量的糧票，當時叫“借谷證”，共向邊區群眾借谷約100餘萬擔，為中國革命事業的勝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開始大規模開展經濟建設，我國糧食極度短缺，收入難以平衡。針對日益尖銳的糧食供求矛盾，為了妥善解決糧食供求問題，保證軍需民用、國家建設和政權穩定，中央決定於1953年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即我們所說的統購統銷。國家糧食部在完成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後，為了有計劃的分配糧食，便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了“四證三票”制度，所謂三證是指：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證、工商行業原料用糧供應證、市鎮飼料供應證、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三票則指：全國通用糧票、地方糧票、地方料票。

“四證三票”制度剛實施的前幾年，除了糧食短缺，像油、鹽、醬、醋、茶及一些日用百貨雖然也不富足，但也不至於十分短缺，畢竟，人們不吃油可以，不喝茶也可以，但缺了糧食可不行。1959年，我國遭遇了嚴重的自然災害，連續三年災荒。與此同時，中蘇交惡，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了全部蘇聯專家，使我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加劇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導致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為了應對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和商品短缺之間的矛盾，各行業的主管部門借鑑國家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制度，也開始發行票證，比如：布票、肉票、油票等各類票證接踵而來。但是，對人民群眾生活影響最大的還是糧票。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食堂、招待所、糧站、供銷社都是國家的，如果沒有糧票，即使有錢在食堂也吃不上飯，在糧站也買不到米麵，在供銷社也買不到與糧食相關的食品，可以這麼說，沒有糧票，寸步也難行。由劉家成執導，蔣雯麗、倪大紅、田海蓉、喬大韋等領銜主演的《正陽門下小女人》曾經有這樣一個細節：公私合營時期，範金有以公派的身份進入了徐慧真的小酒館，並將徐慧真從小酒館趕了出去。範金有以為這下自己就可以大幹一番了，卻不料因為沒有糧票而在糧站買不到糧食，從而造成了小酒館陷入癱瘓狀態。

糧票分國家通用和地方流通兩種，只有全國通用糧票才可以在國內任何地方使用，而地方糧票只能在指定區域使用。我家珍藏的糧票多以全國通用糧票為主，聽我爸爸說，全國通用糧票不僅使用範圍廣，除了購買糧食，還能購買食用油、住宿和吃飯，而地方糧票只能購買糧食。

其實，除了國家通用糧票和地方糧票外，國家還發行一種特殊的糧票，那就是獨立國家和地方的軍隊糧票，其面額最小五十斤，多則五百斤、一千斤。很明顯，這些糧票不是發給個人使用的，而是軍隊之間調拔糧食使用的，所以一般農眾根本沒有機會接觸。

當時的幹部、職工到外地出差，除了要由所在單位或者村委會開具證明信，還要到當地糧食部門兌換全國通用糧票。出差人員只有拿著證明信才能買到車票，住上招待所，拿著全國通用糧票才能在當地的食堂吃上飯。所以，考上學的大學生離開家鄉前辦理的第一件就是去公安機關辦理戶口轉移和糧食供應關係，否則就會因為沒有糧食憑證而領不到糧票。

我曾經聽到過這麼一個真實的故事：河北的劉先生在1979年結婚的時候，決定不操辦婚禮，把省下來的錢用來旅行結婚，到華東地區度蜜月。為此，他們除了根據規定領取了全國通用糧票，還跟同事們拿地方糧票換了一些。劉先生與妻子在南京、上海、杭州遊玩了十多天，雖然遊興未盡，但是提前準備的全國通用糧票卻用完了，只剩下3市斤河北地方糧票和2市斤江蘇地方糧票。無奈之下，劉先生夫妻兩人只能用2市斤江蘇地方糧票在南京買了10個饅頭，與愛妻一路往河北返。途中，他們在飯店只能買到一些菜餚和一些菜湯，然後將乾硬的饅頭掰開，浸泡在菜湯中省著吃，勉強回到了家。

也許你會有疑問，為什麼劉先生在出門前不去糧食部門多領取一些全國通用糧票呢？這是因為，糧票是根據工人級別和工種的不同而發放不同的定量。比如，我爸爸在焦作煤礦工作，屬於高強度工作，在上世紀六十年初，每個月只有60斤的糧票。憑這些糧票可以到糧站買到6斤細糧（白麵）和54斤粗糧。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我爸爸仍然節省差不多一半的糧食拿到農村老家，養活一家老小。所以，在計劃經濟的年代裡，不是你有錢就有糧，而是有錢的同時，還得有糧票才有買到糧。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發揮了集體的優越性和個人的積極性，打破了我國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中國糧食的產量有了飛躍的發展。另外，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的水平不斷得到了改善，青菜、肉、蛋、奶等逐漸走上了老百姓的餐桌，糧食吃得少了，糧票就出現了剩餘。同時，農民手中的餘糧多了，也希望用糧食換些糧票，以備不時之需。所以，在當時的市區或者縣區就出現了推著板車吆喝著“糧票換大米”的農民身影。1991年元旦晚會，郭達在小品《大米·紅高粱》中就飾演了在城市裡“換大米”的農村老百姓。其實，在這個時候的糧票跟早期的糧票就有了很大的區別，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糧票必須配合著錢才能買到糧食，而八十年代以後的糧票作為一種可換取實物的票證，起到了“第二貨幣”的作用。

那段時間，農民不僅把糧食推到城市裡去換糧票，就是在農村裡也出現了糧食互換的情況，比如“小麥換大米”、“小麥換西瓜”、“小麥換蘋果”等。

也許你會有一個疑問，當時的老百姓為什麼不直接將糧食賣掉，而是要去換糧票或者“以物換物”呢？這是因為，1985年前，我國實行的還是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國家糧站完成年初的收購任務後，將不再從農民手中收穫糧食，這就是中國首先出現的農民“賣糧難”。國家為了解決老百姓“賣糧難”的難題，於1985年4月1日取消了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歷時32年的糧食統購統銷走向了終結。農民不愁賣糧食了，誰還會推著板車再去城市裡走街串巷，費勁巴力地推銷糧食呢？所以，幾乎一夜之間，城市裡的市民突然發現，原來的“換大米”變成了“買大米”。

1993年，隨著糧油實現了敞開供應，在中國流行了38年的糧票終於走到歷史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