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不能泯滅正義和良知

德、法兩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運用解構主義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以虛無化、去本質化等方式看待歷史，為歷史罪責翻案，泯滅了歷史解釋中應有的尊重事實、秉持理性、崇尚正義等基本價值取向。

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80年代以來，伴隨著歐洲政治局勢的變動，歷史學界出現了重新書寫歷史的動向，受政治右傾化以及後現代史學影響，甚至還出現了歷史修正主義的衝動。這裡我們談談德、法兩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

被顛倒的罪責

德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主要表現為重新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經過和結果，意在透過否認、淡化猶太人大屠殺等罪行或使納粹罪行相對化，來淡化甚至否認德國的戰爭責任，呼籲收回失去的德國領土，重建德國的大國地位。

二戰史學者斯特凡·沙伊爾（StefanScheil）關於這場世界大戰起因的解釋頗具代表性。他聲稱，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面臨的局勢是，“所有歐洲民族國家都在不斷衰弱，而歐洲周邊國家特別是未來的世界強國美國和蘇聯正導致歐洲的衰落”。二戰爆發的主因並非在納粹德國一方，不是意識形態矛盾或希特勒蓄謀搶佔“生存空間”，而是英國、法國、義大利、波蘭之間的利益爭奪、外交失敗以及美國和蘇聯霸權野心共同作用的結果。因而，納粹德國在1941年入侵蘇聯是一場“預防性戰爭”，只是為了趕在蘇聯進攻德國之前進行反擊，試圖用“自衛說”這種虛構的國際政治圖景來掩蓋德國法西斯侵略擴張的本質。

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堪稱德國右翼歷史修正主義者的“教父”，他於1986年6月6日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不願過去的過去》一文，認為聯邦德國社會主流歷史觀中過分強調德國人揹負的“集體罪責”，已經固化成一種政治立場，妨礙了對納粹歷史的理性研究，讓納粹歷史成了“不願過去的過去”。諾爾特認為，斯大林時代的集中營是納粹種族屠殺“邏輯上和事實上的前奏”，納粹種族屠殺源於對布林什維克“階級屠殺”的恐懼，是對後者的“迴應”。因此，古拉格集中營和奧斯維辛集中營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係”，希特勒的反猶主義思想事實上是一種防禦性思想。1987年，諾爾特進一步在其著作《歐洲內戰1917—1945：納粹主義與布林什維主義》中闡述了他的總體歷史觀：布林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是十月革命後出現在歐洲的一對雙胞胎，納粹主義是受到威脅的歐洲中產階級對布林什維主義的“絕望迴應”和“過度反應”，雙方的仇恨導致了“歐洲內戰”。諾爾特試圖從現象學角度在布林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構造出一種“因果關係”，把布林什維主義描繪成“始作俑者”和對納粹戰爭行為起推動作用的“樣板”，這樣不僅使納粹罪行相對化了，也極大地減輕了其嚴重性。他在該書中還寫道，如果十月革命後歐洲能在平等基礎上同美國和蘇聯一樣成為世界一極，那麼德國必將是新“歐洲合眾國”的核心。如果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繼續遵守《凡爾賽和約》解除軍備的話，很快就會被蘇聯攻滅，“歐洲合眾國”的希望就不復存在。經過這一番顛倒是非的邏輯重構，納粹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儼然成為揹負整個歐洲命運、向“黑暗勢力”的一次抗爭。

針對諾爾特驚世駭俗的言論，德國當代知名哲學家哈貝馬斯發文反擊，由此引發了1986—1987年沸沸揚揚的“歷史學家之爭”。一批學者加入了諾爾特的陣營，從多個角度為納粹歷史進行辯護和修正，使這場學術爭論成為德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者的集體亮相。紐倫堡大學教授米夏埃爾·施蒂默爾（Michael Stürmer）發表《一個無史之國的歷史》，認為德國人缺乏值得驕傲的歷史，應該積極評價德國曆史來樹立民族自豪感，而橫亙在這條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就是納粹歷史。缺少引以為傲的過去“正在嚴重損害國家的政治文化”，促進德國人積極看待本國曆史是“道德上合法和政治上必要”的，而這個任務應該由政府、媒體和歷史學家共同完成。科隆大學教授安德烈亞斯·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在《雙重毀滅：德意志帝國的陷落和歐洲猶太人的末日》一書中認為，猶太人大屠殺和二戰末期東部德國居民被紅軍驅逐這兩場“浩劫”性質相同，這種驅逐和屠殺在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普遍存在，因此不應該過分強調大屠殺而忽視德國人遭受的災難。

被美化的罪行

當代法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主要表現為修正、美化法國的二戰經歷和殖民歷史，特別表現在對維希政權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重新評價上。

對於如何評價1940—1944年由貝當（Henri Philippe Pétain）領導的維希政權，法國主流史學家與戴高樂以來的歷屆領導人保持著一致口徑：維希政權與歷屆法蘭西共和國有本質區別，沒有繼承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精神，是由納粹德國支援的叛國者組建的非法政權。維希政權曾積極執行納粹德國的指令，逮捕境內猶太人並送往集中營，因此要對猶太人大屠殺承擔罪責。然而，早在1954年法國曆史學家羅伯特·阿龍（Robert Aron）就丟擲“劍與盾”（sword andshield）理論，認為二戰時期，戴高樂代表法國的“劍”，貝當代表法國的“盾”，維希政權透過與佔領當局合作以保護法國平民免受傷害。該理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右翼學者中風靡一時，直到1973年美國學者羅伯特·帕克斯頓（Robert Paxton）出版《維希法國：舊衛隊和新秩序》一書，使用大量德國檔案資料對上述觀點進行反擊：維希政權渴望與納粹德國合作，並沒有對德國統治進行“消極抵制”。帕克斯頓的觀點引發法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者的集體焦慮，他們又從兩個角度為維希政權進行了辯護：一是維希政權“淨化”了第三共和國時期被世俗主義和享樂主義腐蝕了的國家和社會，希望透過迴歸資本主義早期的價值觀念，重塑整個社會的秩序和活力；二是維希政權對猶太人區別對待——驅逐逃難到法國的外國猶太人，是為了保護居住在法國的本地猶太人。此類言論遠遠背離了法國社會對維希政權的主流認知，無怪乎法國曆史學家亨利·魯索（Henry Rousso）在1987年創造了“維希綜合徵”（The Vichy Syndrome）一詞，指代歷史修正主義者面對維希政權時的複雜心態：一方面為維希政權的存在感到恥辱，另一方面又希望賦予維希政權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弱化或否認它在大屠殺中與納粹德國的合作。

在對法國殖民統治的評價上，美化這段歷史的聲音最初來自法國政界和軍隊的一部分人，他們不甘於法國失去殖民大國的地位，因而也是戴高樂“非殖民化”政策的反對者。在1958—1962年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為了鎮壓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及其獨立運動，法國不斷增兵，並進行了大規模屠殺，據民族解放陣線統計，阿爾及利亞平民在戰爭中傷亡超過100萬人。法軍的暴行已是公開的秘密，但法國政府直到1999年才承認阿爾及利亞戰爭是一場“戰爭”，此前一直稱之為“社會治安行動”。法國政府的消極態度無疑為國內右翼勢力的歷史修正主義的滋生創造了環境。前法軍將領雅克·馬蘇（JacquesMassu）在《真正的阿爾及利亞戰爭》一書中極力為法軍的暴行開脫，認為酷刑雖然不應該被使用，卻是當時某種氛圍下的必需品。20世紀90年代以後，趨向美化法國殖民統治的歷史研究在法國學界流行開來。在2005年亞歷克·G。哈格里夫斯（Alec G。Hargreaves）主編的論文集《記憶、帝國和後殖民主義：法國殖民主義的遺產》中，學者們普遍認為法國殖民主義的積極面是不容被忽視的，甚至有人暗示，如果那些前殖民地仍保持殖民地身份的話，其境況可能會更好。他們甚至發明了一個詞來形容法國人改造殖民地的貢獻——“培養力”（culturedforce），意為殖民地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領域的進步都是由法國人來實現的。“非殖民化”撕裂了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天然聯絡，是造成當前法國種族和宗教緊張局勢的根源。而事實上，作為法國國家戰略戴高樂主義中的重要一環，“非殖民化”有力推動了戰後法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同第三世界關係的改善，在法國深入人心。

難以逆料的後果

德、法兩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附有的政治動機決定了其鼓吹者不會自甘寂寞、與世無爭，必欲四處宣揚其觀點以製造轟動效應，這對當代歐洲的學術和政治生態都產生了消極影響。

在學術層面，德、法兩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運用解構主義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以虛無化、去本質化等方式看待歷史，為歷史罪責翻案，泯滅了歷史解釋中應有的尊重事實、秉持理性、崇尚正義等基本價值取向。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除了德國這種對納粹和二戰史高度敏感的國家，歷史修正主義在其他歐洲國家作為一種“重估歷史的手段”一度被合理化、正常化。在網際網路時代，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主流歷史學家話語權力的日趨分散和公眾對歷史認知的日益多樣化，歷史修正主義作為一種學術現象仍將在歐洲長期存在。

在政治層面，歷史修正主義重新解釋關鍵歷史事件、挑戰既定的歷史結論，反過來為一些右翼政客的極端言論提供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對於當前歐洲政治右傾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05年2月23日，法國右翼政黨“人民運動聯盟”推動國民議會投票透過一項法律，強制要求歷史教科書和教師接受並認可“法國在國外的存在所發揮的積極作用”，要懷著“崇敬的心情”緬懷在殖民地戰爭中戰死的法國士兵。此舉引發法國民眾強烈不滿，時任總統希拉剋被迫公開譴責這一事件，但仍然表示“在共和國裡不存在‘官方歷史’，不應該依據法律來書寫歷史，書寫歷史是歷史學家的事”。當前，“修正歷史”已成為許多歐洲極右翼政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創始人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在20世紀60年代說過，“戴高樂將軍比貝當元帥更勇敢嗎？不一定。畢竟在倫敦比在法國抵抗更容易”。他的女兒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在2017年4月競選法國總統時表示，維希法國不對二戰期間法國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承擔相應責任。2016年4月，德國極右翼政黨“選擇黨”副主席亞歷山大·高蘭德（Alexander Gauland）在採訪中表示，“奧斯維辛作為一種標誌摧毀了我們生活中的很多東西……所有涉及納粹的東西都變得不可言說，我們捫心自問，還能像英國人和法國人那樣大聲說出民族自豪感嗎？”這真是絲毫不加掩飾的赤裸裸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論。

總而言之，德、法兩國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集中於對歷史的重新書寫和對本國曆史罪責的重新評價，是具有明顯政治動機的歷史編纂思想。它在風格與方法上貌似繼承了後現代主義史學，實則發展為其畸變形態，把歷史書寫帶向了狹隘和非理性的歧途。極右翼勢力希望歷史書寫能夠提供民族身份認同的功能，對迎合其心意的歷史修正主義進行隱蔽或公開的支援；對重要歷史的重新書寫則反過來推動當前歐洲政治右傾化。這種相互激盪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應該給予更多警惕。歷史書寫不能泯滅正義和良知，以油澆火，助紂為虐！

（作者：阮一帆、孫文沛，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