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亂頻繁，流民肆起，他們大批南下的主要原因與過程是什麼！

東漢末年的黃巾暴動基本瓦解了東漢政權，此後州郡長吏和豪強大族紛紛起兵，展開混戰，正如曹丕所言，“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後，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充、豫之師戰於榮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由於黃河流域是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因而混戰也主要在這一帶展開，而南方相對安定，流民多有南下，《三國志》卷13《魏書·華歆傳》注引《吳歷》雲：“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

同書卷21《衛覬傳》雲：“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同書卷52《吳書·張昭傳》雲：“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後漢書》卷74下《劉表傳》雲：“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同書卷75《劉焉傳》雲：“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的直接後果是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隨著北方局勢的漸趨穩定，南下流民中有部分會迴歸故里，如流入荊州的十餘萬家後有數萬回遷關中，但蜀、吳在南方的相繼建國，流入江東和蜀地者多會定居下來。同時，鼎立局面形成後，仍有北人南下，《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雲：建安十八年（213年）正月，“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如以每戶五口計，此次南遷人數當超出五十萬。

西晉末年的戰亂無論破壞程度還是持續時間都是空前的，先是八王之亂，繼之以永嘉之亂，然後是十六國時期各民族酋豪之間長達百餘年的廝殺；同時，從永嘉之亂到北魏基本統一北方的一百三十餘年中，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加之西晉末年，北方災害頻繁，天災人禍交侵，人民無有生理，《晉書》卷26《食貨志》雲：“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翔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

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劉耀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同書卷82《虞預傳》雲：“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龔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為了尋找生機，中原人民四處流亡，其中以南下為最，因為南方地域廣闊，自然條件優越，北人最懼的南方“署熱”也因這一時期處於氣候寒冷期山，而得以緩解；加之南方已有一定程度的開發，具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此時南方雖也有流民暴動、統治集團的內讓，但戰亂都是暫時的、區域性的，相對北方仍算安定。

特別是永嘉元年，琅邪王司馬睿“以平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的身份移鎮建鄴，後又升任鎮東大將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成為江南地區最高軍政長官，在此基礎上成立的東晉政權成為正朔之所在，這對吸引北人南下具有積極意義。有關永嘉南渡，前輩史家譚其驤、週一良、王仲葷等先生多有研究，我們只想就南渡人口數及其土著化略作說明。譚其驤先生《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以《宋書·州郡志》僑州郡縣之戶口數為南渡人口之約數，共約九十萬口，這是到目前為止最權威的數字，史家一般將九十萬當作到達南方的北人數，但實際上，山東不屬南方。

因為南北方一般以秦嶺、淮河為界，且山東地區在宋末即為北魏所佔，其僑居二十一萬口雖也有南下者，但大部分當為北魏所據，所以真正到達南方併為政府控制的僑民當在七十萬左右，同時譚文中各省僑民數統計也不盡確，如該文說湖北省僑民約六萬，但我們在核實《宋書·州郡志》時發現，宋時雍州所轄僑郡就有十三個，基本僑置在襄陽及其附近，共有口65145，其中建昌郡乃劉宋孝建元年（454年）雍州刺史朱脩之免軍戶所建，非流民，應除去，該郡有口4264，這樣雍州共領僑民六萬一千餘人，因此我們推測譚先生可能把雍州僑民數當作湖北僑民數。

但正如譚先生文中所說，湖北的僑郡分為三區，一為“江域上游，江陵、，松滋一帶”，在江陵僑置新興郡及所屬三縣，在松滋置有南河東及其四縣；二為“江域下游，武昌、黃梅一帶”，在黃梅僑置有南新蔡郡及所統苞信、慎、宋三縣，在武昌僑置汝南縣；三為以襄陽為中心的漢水流域。據《宋書·州郡志》，新興郡有口九千五百八十四，南河東一萬四百八十七，南新蔡郡轄四縣，共有戶口八千八百四十八，其中陽唐左縣應除去，我們暫以汝南僑縣戶口數相抵，則三郡戶口數加上雍州僑民數，湖北省的僑民當是九萬左右，而不是六萬。當然這些都只是政府直接控制的僑人，還有大批僑民是不上戶籍的，所以葛劍雄先生說，“（劉）宋大明年間，北方移民及其後裔總數至少應是戶口數的一倍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