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丨段渝：巴蜀文化千年多元複合中的獨特與輝煌
巴蜀文化
千年多元複合中的獨特與輝煌
人們通常把四川盆地從古到今的文化通稱為“巴蜀文化”。事實上，在戰國時期以前，巴與蜀的文化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文化整體，而分別是巴文化和蜀文化。
將巴文化和蜀文化這兩種起源不同、型別有異、族別非一的文化統稱為巴蜀文化，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第一，導源於一種地理單元觀念，即它們在地域上是緊相毗鄰的，商周時期巴國與蜀國在漢中相鄰，而蜀在四川盆地東部包有巴地，當戰國時期巴國進入四川盆地後，西與蜀國緊鄰，二者在頻繁的和與戰中得以在青銅文化、民族文化等各方面達到充分交流、互動以至部分整合。第二，導源於二者經濟區的大體劃一，民風、民俗的大體相近，增強了二者的親和力。第三，最重要的是，戰國時期巴文化區和蜀文化區通行共同的文字——巴蜀文字，更加增強了二者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由於這些因素以及其他多種原因，最終在戰國時期巴文化與蜀文化在諸多層面達到了融合狀態，從而形成了大體整合的巴蜀文化。因此，
巴蜀文化有廣狹兩種概念，狹義上的巴蜀文化，特指先秦時期的巴蜀文化，其中包括巴文化和蜀文化。廣義上的巴蜀文化，則是指從古至今以四川盆地為中心，以歷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為主體，包括周鄰地區各少數民族文化在內的多元複合文化的總彙。
特色鮮明 源遠流長
先秦至清代幾起幾落，巴蜀文化伴隨著不同歷史階段“五方雜處”的移民文化而不斷傳承又不斷更新，吃苦耐勞、不畏艱險是巴蜀文化最鮮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徵。
由於特殊的地理構造，四川盆地呈現從盆周山地向盆底逐漸下趨的向心結構，加上盆地優越的自然條件，為各種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於是，在這個地理單元內，文化的發展軌跡也就相應地呈現為一個向心結構。從歷史脈絡和發展階段來看，先秦至清代巴蜀文化經歷了新石器時代晚期萌芽，夏商周時期起源、形成並達到第一次鼎盛，秦漢時期轉型、全面融入華夏文化並達到第二次鼎盛，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第一個低谷，唐宋時期第三次鼎盛並達到高峰，元明時期出現第二個低谷，清代重新走向鼎盛並向近代化轉化等七個發展階段，在漫長的過程中，形成了巴蜀文化的鮮明特徵。
從人文性格來看，巴蜀文化的基本人文性格為“巴有將，蜀有相”，
巴文化“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蜀文化重祭祀，重形象思維，工藝發達，尚滋味，好辛香，多悍勇，喜音樂，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等等。為突破四川盆地四周高山大川地理環境的阻隔，實現與外界的經濟文化交往，巴蜀人民做出了不懈奮鬥，表現出強烈的渴求開放和走向世界的意識、勇於創新的精神。不論三星堆時期還是歷次移民，巴蜀文化都表現出特有的相容氣度。吃苦耐勞、不畏艱險，成為千百年來巴蜀文化最鮮明、最突出的人文性格特徵。在思維方式上，蜀人求新善變，具有發達的形象思維、想象能力和飄逸、深邃的思想內涵，富於原創性和再創性內涵的事物也隨之成為巴蜀文化最顯著的外在表現方式之一。
從巴蜀文化的基本特點來看，其一，社會特點方面，巴蜀文化伴隨著不同歷史階段“五方雜處”的移民文化而不斷傳承又不斷更新。傳承與更新，是歷史上巴蜀文化的基本特點和顯著特徵。民風“俗好娛樂”，蜀人歷來好遊樂，成都尤甚。《歲華紀麗譜》記載：“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
其二，學術傳統方面，北宋理學家程頤有“易學在蜀”的說法。歷史上，從西漢嚴君平、揚雄，到宋代陳摶、譙定、張行成，明代來知德、熊過，晚清廖平，民國劉子華，形成巴蜀文化顯著的易學傳統。
其三，巴蜀文化往往表現出“水庫”特徵，不斷向外輸出高文化人才，又不斷從外引進高文化人才。歷史上的四川人才走出夔門後，常常是大展才華，“文章冠天下”，如古代的司馬相如、揚雄、“三蘇”等，現代的郭沫若、巴金等。而外省文豪入川后，更加成就其“語不驚人死不休”，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當推李白與杜甫。這使巴蜀文化在保持自己基本形態的同時，不斷更新其表層結構，從而得以隨時站在中國文化主潮流的前沿。
其四，在巴蜀古往今來的精神生活當中，也存在閉塞、保守、貪圖安逸、小富即安等消極思想和行為方式。“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其根源是千百年來逐步積澱下來的，與優越的生存環境密切相關。
教育興學 積厚流光
教育是文化的生機。巴蜀教育有四個亮點，包括文翁興學、蜀石經、宋代書院、四川省城高等學堂等。
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指出：“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巴蜀文化以其卓越的成就，為中國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
教育是文化的生機，要說文化，先談教育。巴蜀教育有四個亮點：
第一，文翁興學。
漢景帝、武帝年間，文翁在蜀興學，開全國地方官辦學校的風氣之先。到漢武帝時，朝廷在全國推廣文翁的作法，下令天下各郡國建立官辦學校。
第二，蜀石經。
後蜀時期用石數千塊，先後刻成《孝經》《論語》《爾雅》等立於益州州學（文翁石室故址）。至北宋又補刻《春秋經傳集解》等，共有15部，統稱為“蜀石經”，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和唯一有註文的儒家經典石經。
第三，宋代書院。
宋代四川的書院盛極一時，其中鶴山書院最負盛名，由著名理學家蒲江人魏了翁在蒲江城北大鶴山創辦，“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四川書院對推動四川學術文化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巴蜀學者張栻、魏了翁等不少到湖南講學，對開創湖湘學派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尊經書院與錦江書院合併為四川省城高等學堂，成為四川高等教育的起點，也是後來四川大學的前身。
哲學思想 鉤深致遠
巴蜀哲學思想在古代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四個方面有成就，包括漢代儒學和道學、宋代理學、明清之際反道統反專制的哲學思想、近代變易哲學。
巴蜀哲學思想，也有四個方面成就。
其一，漢代儒學和道學。
代表人物為揚雄，認為“玄”既是宇宙的本體，又是萬物的原動力。揚雄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漢代成都人嚴君平，將老子之道與方術結合起來，對道家的發展和巴蜀道教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
其二，宋代理學。
宋代經學發達，在前代研究的基礎上發展成為一種新儒學，即理學。四川湧現出不少理學大師，撰寫了大量理學著作，影響所及，遍於全國，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相當地位。四川理學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張行成、張栻、魏了翁等人，而陳摶則堪稱其先驅，他的學說，後經周敦頤、邵雍推演，成為宋代理學的組成部分，對於理學具有不可忽視的開源之功。尤其是陳摶所傳的太極圖，價值重大，不但在國內而且在國際上都是道教的標誌性符號。
其三，明清之際反道統反專制的哲學思想。
在明末清初社會的急劇變動中，全國知識界形成了一股批判現實社會的強勁學術思潮，產生了一大批思想家。清初思想家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在四川則有費密和唐甄。費密在哲學上批判宋明理學所謂“存天理，滅人慾”的禁慾主義，反對空談道德。唐甄是清初激烈批判君主專制的健將，與黃宗羲齊名，梁啟超給予其極高評價。
其四，近代變易哲學。
鴉片戰爭後，在救亡圖存、復興中華的社會思潮下，學術界湧現出一批強調變易哲學的學者，其中最知名的是四川井研人廖平。廖平的託古改制思想為康有為吸取，而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以此作為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張之洞稱康有為是廖平的嫡傳弟子，而梁啟超是再傳弟子。廖平經學二變對於維新思想體系的建立卓有貢獻，並開創了近世古史辨偽的先河。
科技文明 “天數在蜀”
在天文歷算、工程技術、醫學藥學等領域都有許多非凡的發明創造，為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貢獻。
科技方面，巴蜀取得了多方面成就，是中華科技文明的瑰寶。
都江堰水利工程技術、鹽井鑽井技術、蜀錦和蜀茶、天然氣的發現和使用、天文學、數學、醫藥學均有巨大成就。
歷史記載中，中國最早的鹽井開鑿於巴蜀。
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李冰為蜀守時，“穿廣都鹽井”，首創了開鑿鹽井取滷製鹽的工業。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自貢鑽出1001。42米的燊海井，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與同時期的西方相比，燊海井的技術走在了世界前列。
四川是中國絲綢的主要起源地之一。
早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晚期，四川的絲綢織造已達到成熟水平，到戰國秦漢時期更是取得高度發展，稱為“蜀錦”。蜀錦名列中國四大名錦之首。四川是中國茶葉栽培的發源地，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以後，茶葉栽培和飲茶習俗才傳播到中國各地，以後又向國外傳播。
巴蜀是史籍所載中國最早發現和使用天然氣的地區。
至遲在西漢，巴蜀地區就已經發現並使用天然氣。揚雄《蜀都賦》、左思《蜀都賦》、張華《博物志》、常璩《華陽國志》等文獻均記載了臨邛（今邛崍）取用“火井”即天然氣的情況，為中國天然氣的發現和使用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歷史文獻說“天數在蜀”，盛讚巴蜀天文學成果豐富，天文學家眾多。
文獻記載的巴蜀天文學家及其貢獻主要有：落下閎參與的《太初曆》，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較完整、成系統的歷法，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歷法，在天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太初曆》首次記錄了五星執行的週期。比古羅馬《儒略曆》早了58年。《太初曆》首次使用落下閎首創的連分數推算曆法，較之西方早1600多年。落下閎在創制《太初曆》的過程中，為了觀測天體，還造渾天儀，又作天球儀，對中國天文曆法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還有揚雄、唐代巴蜀傑出的製造家梁令瓚、宋代的天文學家張思訓，以及在天文繪圖方面的隆慶府普城（今四川劍閣）人黃裳。黃裳於1010年繪製的《天文圖》，是現已發現的最準確的古星圖，受到世界科學家的高度重視，已被譯成英、法、德、俄、日等國文字。
在宋元四大數學家中，普州(今四川安嶽)人秦九韶最為傑出。
秦九韶1247年完成數學名著《數書九章》18卷，其中的“大衍求一術”（即一次聯立同餘式解法）和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是他最傑出的貢獻。歐美的整數論者十分推崇他的“大衍求一術”，稱之為“中國的剩餘定理”，這個定理比歐洲早500年。他的任意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比歐洲的相同發明早600年。有的學者認為，歐洲的魯斐尼—霍納方法，理應改稱“秦九韶方法”。秦九韶以他卓越的數學成就，成為中國古代數學史以至世界中世紀數學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在醫藥學方面，巴蜀人才輩出，以昝殷、韓保貞、陳士良、李珣等人成就最大。
昝殷是唐末有名的醫生，著有《經效產寶》，是我國最早的產科專著，其中的《產後血暈悶絕方論》“醋鐵燻法”，歷來在臨床上普遍應用。這部書東傳日本，引起重視。後蜀梓州（今四川三臺）人李珣，祖籍為波斯，撰有《海藥本草》，書中記載的藥品來自於歐、亞、非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豐富了中國藥物學內容，對我國醫藥學的發展有重要價值。宋代唐慎微編寫的鉅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集宋以前藥物之大成，記載藥物總數達1588種，由官版刊印頒行全國，使我國本草學從此具有藥物學的規模。此書歷朝重修刊印的版本多達50種以上，並東傳日本、朝鮮。李時珍高度評價說：“使諸家本草及藥單方，垂之千古不致沒者，皆其功也。”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評論道：“十二三世紀的《大觀經史證類本草》（即唐慎微所著之書——編者注）的某些版本，要比十五和十六世紀早期歐洲植物學著作高明得多。”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縣）人楊子建的《十產論》，重點對異常分娩作了詳細論述，是我國第一部較詳細的助產學專著。
文史藝術 群星璀璨
司馬相如、王褒、揚雄、陳子昂、李白、杜甫、薛濤、楊慎……巴蜀文化群星薈萃，“文章冠天下”。
文學方面，巴蜀文化群星薈萃。
漢代文學，有辭賦、詩歌、散文等各種形式，其中辭賦是最為傑出的代表。巴蜀文學最大的成就就是辭賦，而以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為典型代表，“文章冠天下”，是西漢著名的辭賦四大家當中的三位大家。
唐代巴蜀文學之風興盛，陳子昂力駁初唐綺麗的唯美文風，主張恢復“漢魏風骨”，對唐詩發展產生了方向性的重要影響，杜甫稱譽他為“有才繼離騷”“名與日月懸”。成就最大的是李白、杜甫，以及女詩人薛濤，前蜀花間派詞人韋莊是當時名揚海內的大詞人，與花間派創始人溫庭筠齊名。
宋代，四川文壇興盛非凡，“文學之士，彬彬輩出焉”。據《四庫全書》統計，清代所存兩宋蜀人文集有30多家，《宋代蜀文輯存》則輯錄散見於群書的452家蜀人遺文2000多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代巴蜀文學的興盛。其中最著名的是蘇洵、蘇軾、蘇轍，號為眉山三蘇，父子三人俱被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崇高地位。
明清時期，四川湧現出不少知名的文學家。在詩歌方面，楊基、徐賁號稱明初吳中四傑，楊慎的詩更是獨樹一幟，楊慎的夫人黃峨也是富於才華的詩人。清代四川詩人輩出，最有名的有張問陶、李調元等人。在散文方面，楊慎、唐甄都是出色的散文家，另有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號稱“丹稜三彭”，享譽蜀中。
藝術方面，巴蜀繪畫、雕刻、音樂、舞蹈、戲劇、書法等，均在全國產生過重要影響。
成都前蜀王建墓棺床的東、南、西三面，雕刻有一組24幅樂伎圖，再現了前蜀宮廷宴樂的生動情景。這24幅樂伎圖所刻的，大多是器樂演奏者，樂器有正鼓、齊鼓、和鼓、笛、大篳篥、拍板、羯鼓、鞉鼓、篪、排簫、箏、吹葉、笙等幾十種，屬於中國化了的龜茲樂系統，而摻雜有清樂系統的樂器。
史學方面，漢代巴蜀地區有不少關於蜀人歷史的史著問世，反映了巴蜀文化悠久的治史傳統。
魏晉南北朝時期，巴蜀史學碩果累累，湧現出一大批史學家和歷史著述，其中最著名的是譙周和他的《古史考》，陳壽和他的《三國志》，以及常璩和他的《華陽國志》。
宋代史學極為發達，史家輩出，史著宏富，當時史學大家和史學名著多出自蜀中，在宋代文化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最著名的是李燾、李心傳，為當世大史學家，寫出了流傳千古的大量史學名著。眉州丹稜（今四川丹稜）人李燾，最重要也是最有名的史學著作是《續資治通鑑長編》1063卷（今存520卷）。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李心傳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兩部為中國史學名著。《四庫提要辯證》評論說：“有宋一代史學之精，自司馬光外，無如二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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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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