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枚銀錠跨越五代 背後是一段中國財稅史
2018-07-23 06：54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記者 俞吉吉 攝影 魏志陽
銅錢、元寶、黃金......錢幣，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它們都曾在歷史上充當貨幣，它們形態各異，價值不一，無不折射著中國財稅的變遷。每一次財稅改革也都深深影響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格局和程序。這一期，就讓我們在中國財稅博物館的五枚銀錠中，瞭解白銀，這一中國古代主要貨幣載體的發展變化，和它背後的歷史風雲。
白銀，是中國古時重要的貨幣之一，銀子多不多，大不大，重不重，都彰顯著一個人的財富多寡。在電視劇中，它們多有著富貴逼人的浮華光澤，流通於街角巷陌，流轉於各行各業。
歷經千百年的時光，如今，當你走進博物館，它們的真身已略顯蒼涼。在凝重的歲月包漿下，斑駁隱現的鏨刻銘文和戳記，彷彿述說著商賈奔波萬里的駝鈴，農夫坎坎勞作的汗水、黎民繁衍生息的炊煙，將士戍邊報國的戰鼓……
這些財富的象徵物，在歷史的長河中，都經歷了什麼，它們的背後又是一部怎樣的中國財稅史呢？
近日，記者走訪了全國唯一一座集中珍藏和展示中國財稅史文物文獻的專業博物館，位於吳山腳下的中國財稅博物館，聽馮立松副館長解讀了館藏的這組珍貴銀錠。
白銀，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其實很早。在商周時期，中國人就掌握了冶煉金銀的技術，戰國時期就出現了用白銀製造的貝幣和布幣。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白銀並未真正進入流通領域。
到了唐代， 白銀貨幣的使用範圍依然非常有限，僅限於把稅收錢物折換成白銀，作為財富進獻給皇室，尚不具備流通的職能。白銀貨幣的形態也尚未統一，從目前存世的唐代銀鋌看，主要有船形、板狀和圓形三種。
這件唐代五十兩銀鋌，比我們現在用的PLUS手機還要大一些，重1940克，外形像小船，所以俗稱“船形銀鋌”，有弧底，卷腿，因為體積大，分量重，攜帶不便，四周通常會被敲扁卷折起來，這件銀鋌便是如此。
到了宋代，伴隨著日益繁盛的商貿往來，白銀開始流通，使用範圍也日漸廣泛，貨幣形態也逐漸趨於統一。這件南宋“出門稅”銀鋌便是其中的代表，弧首束腰，上刻有“出門稅”字樣，銘文也耐人尋味。“真”字，表明鑄造此錠別無二家，“聶二”是鑄造工匠的名字，“助聚”是指將收繳上來的稅錢換成銀兩，再聚合起來打造成銀鋌，由此表明該銀鋌是用官方徵收的出門稅錢兌換成白銀鑄成的。
馮立松表示，這件銀鋌是南宋政府向行商徵收“出門稅”的真實見證。所謂的“出門稅”，顧名思義就是商人攜帶貨物走州過府，途經各地城門，需要繳納的稅金。出門稅出現在南宋，是與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密不可分的。
宋金時期是白銀貨幣化的關鍵時期，白銀在市場上有了成色、形狀和重量的規範，買賣的價格和兌換的機構，用於納稅、支付軍費和各種純商業交易。伴隨著白銀貨幣化逐漸規範的程序，“銀錠”的稱謂開始出現，並逐漸取代銀鋌。但是宋代並沒有廢棄“鋌”字，只是把“鋌”作為名詞，稱“鋌銀”，而把“錠”作為單位。
到了元代，後世俗稱的“元寶”就出現了。元寶，指的是“元代的寶貨”。這件元朝“至元十四年揚州元寶錠”的背面就刻有“元寶”二字。它的珍貴之處還在於其為元代官鑄銀錠的身份。
馮立松表示，元代官鑄尤其是如這樣的五十兩錠存世非常少，有確切銘文的課稅錠更為罕見，這件銀錠正面中間刻著“行中書省，至元十四年”，右邊刻著“揚州，銷銀官王珪，稱驗銀庫子侯成”，左邊刻有“重伍拾兩，庫官王仲方，鑄銀侯君用”。因為資訊量大，這件罕見的銀錠就更為珍貴。
到了明代，政府開始禁止使用白銀，但後來由於實物徵稅的繁瑣，外國銀元流入中國，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中葉以後白銀的使用逐步合法化，漸漸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
“袁州府萬載縣糧長王梁朝送納嘉靖十四年分各府祿米銀五十兩正提調官知縣許俁銀匠辛光顯”。這是數百年前工匠刻在這件“嘉靖十四年袁州府萬載縣祿米銀錠”上的銘文，講述著明代財稅的特殊性。
首先，俸米折銀。也就是說這個時期，發給皇親國戚和官員俸祿的米麥，基本上會折成銀兩。
其次，地方藩王們的俸祿不是中央政府撥發，而出自地方財政。袁州府相當於今天江西宜春市袁州區，當時江西有三個藩王府，分別為寧王府、荊王府和益王府，世代傳襲先後出現了23個藩王。他們的祿米歲俸都是直接由江西當地各府州縣提供的。此錠就是由袁州府萬載縣交納給各藩王府的祿米銀。
再者，糧長制。銘文提到了一個叫王梁朝的“糧長”，還有萬載縣知縣許俁，說他擔任提調官對這項工作進行監督，這個就反映了明代特有的田賦徵管制度。糧長制度創立於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糧長在政府的監督下負責田賦的具體徵收和解運。
此外，這些銘文還反映了庫銀管理的規範化。嘉靖年間朝廷明確要求各地政府把稅錢按規定熔鑄為銀錠上繳，並且要打上年月、官吏、銀匠姓名等戳記。這件銀錠上面，時間、地點、用途，誰收，誰管，哪個工匠打造，都很完整，是一件典型的明代五十兩官鑄銀錠。
清代的關稅錠，出現在近代中國被迫開放口岸的特殊時期。清政府鼓勵使用銀兩，倡導“用銀為本，用錢為末”，這個時期也是中國銀錠鑄造和發展的鼎盛時期，在國家稅收、皇室開支、軍費開支、戰爭賠款和國內外商業貿易中成為名副其實的本位貨幣。直到清晚期隨著外國銀元的大量流入，傳統銀兩才被銀元所取代。
這件關稅錠是馬蹄形，有三個清晰的戳記，分別是“江漢關”“光緒五年月”“乾裕煒匠蔡春”，表明該銀錠是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江漢海關把所收關稅鑄成五十兩大錠以上繳國庫的庫銀，由乾裕煒銀號的工匠蔡春負責熔鑄事宜。
江漢關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於1862年成立的，位於今湖北省武漢，按英國方式組織和管理。它的設立打造了對外通商的重要商埠。江漢關的年進出口總額由最初三四千萬兩，到1901年1億兩，收繳的稅款成為清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
五枚銀錠來自全國各地，都是中國財稅博物館徵集得到，它們都是上繳國庫的稅錠。上繳國庫的基本都是稅銀，而非稅錢，其中的緣由也不難理解，設想一下，如果將千萬兩的白銀折算成銅錢，將需要多少銅錢，一個人怕是背都背不動的。這也在南宋時催生了一個與後世錢莊有些相像的機構——金銀鈔引鋪。馮立松表示，在南宋臨安府所在的南宋御街兩旁，也就是現在杭州的中山北路一帶，就有忙碌的金銀鈔引鋪，他們將各地繳納上來的稅錢兌換成等額的稅銀，再上繳國庫。與其相對的正是御街兩側的繁盛市井，有叫賣扇子的，有出售糖果的，還有林立的酒樓旅館，車水馬龍，行人如織。
由於金銀錠是根據重量和成色來體現價值的，屬於稱量貨幣，在使用過程中會經常反覆熔化重新鑄造，使得金銀錠存世稀少，所以，我們現在見到的銅錢或者紙幣，存世量遠在金銀錠之上。
至於白銀貨幣為何會退出歷史舞臺，或許與其稱重貨幣的屬性不無關係，它的價值多少、真假與否都需要稱重得到，貨幣間的兌換也沒有一個定數，此外，它的充足供應還需要富裕的銀礦資源作為支撐，但是江南銀礦並不發達。相比之下，清代大量湧入中國的外國銀元，每一枚都有標準重量和成色，又方便攜帶，看起來是不是更有優勢了呢？
銀錠雖小，卻折射了一段耐人尋味的中國財稅史。它們記錄了財政收支、經濟民生，也見證了社會的發展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