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六陵，緣何建在富盛寶山？
北宋皇陵在哪裡
根據紹興日報的報道：
宋六陵“不合情理”地建在兩山間的低窪谷地
“第一次來到富盛寶山的人，一定會納悶，宋六陵南北皆山，而南宋的皇帝、皇后，放棄自然的高地，竟然將墓穴埋葬在兩山之間的低窪谷地，這是很奇怪的做法。江南多雨，地下水位高，自古以來人們選擇自然高地埋墓。這是江南通乎古今的慣例，倘若掩埋於平野，墳墓必將為雨水和地下水所吞噬，與葬身水火無異。而宋六陵捨棄高地不用，將諸攢宮埋在平地，不合情理。”李暉達參加宋六陵考古多年，在他看來，要了解宋六陵，必須解開這一疑惑。
“想要解釋這個現象，必須從河南鞏義北宋皇陵說起。”李暉達說，北宋皇陵位於鄭州鞏義市（原名鞏縣）的西南部，諸陵南依嵩山北麓，北傍伊洛河水的黃土崗地，共有７座皇帝陵以及宋太祖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的永安陵，並袝葬有22位皇后，以及上千座皇室成員的陪葬墓，習稱“七帝八陵”。北宋皇陵所處的自然地勢，就呈現“南高北低東穹西垂”之狀，這符合宋金時期中原地區流行“五音姓利”陰陽堪輿術的擇地要求。
所謂“五音姓利”，根據北宋官修的堪輿書——王洙等編撰的《地理新書》，把姓氏分成宮、商、角、徵、羽五音，再將五音與五行（土、金、木、火、水）四方相聯絡，推斷與其姓氏對應的陽宅陰宅方位吉凶，即所謂“大利向”。
北宋時期，“五音姓利”是官方的堪輿術數系統，為皇室、士大夫、官員及富裕平民階層所遵循。按照五音的分法，北宋皇室趙姓屬於“角音”，趙是國姓，也稱“國音”。角音與木行對應，木主東方，陽氣在東，陰宅地形宜“東南仰高、西北低垂”，這就是角音墓地的大利向”。
“由於自然環境和人文傳統不同，北方和南方喪葬習俗差異甚大。北方多平原，南方多山地丘陵，地形比較破碎，很少有一塊完整的平地。因而，北方多家族成員聚集埋葬，南方多分散。因而在墓葬方式上，北方中原地區多采用‘五音墓地’，而江南地區多采用‘形法墓地’，既依山就形而建，講究風水學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劉未在解釋南北墓葬的差異時這樣說。
會稽山龍瑞宮、泰寧寺、攢宮西北側，南宋皇陵在紹興曾有三個選擇
“‘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北宋是在非常突然的情況下滅亡的。南渡初年，一幫知識分子飽含故國情懷，胸懷著光復中原王朝的美好心願。為強調其正統，就會強化其祖宗故事，強調中原王朝原有的皇家體制，而陵園制度是皇家體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對當時的南宋王朝而言，遵循祖制，‘五音姓利’不可違背。”李暉
達說。
南宋建炎四年（1130），兵荒馬亂，孟皇后幾度輾轉，最後回到了紹興。紹興元年（1131），孟皇后去世，初葬於紹興寶山攢宮，或許誰也沒有料到，這無形中開了南宋祖陵的先河。紹興十二年（1142），宋金和議，從此以後，宋金以淮河為界，各分南北。南宋王朝再無北顧希望。宋徽宗靈柩倉促南返，擇地安葬，在當時是一件大事。在南宋初期，宋室不可能放棄祖制，“國音姓利”是懸在頭上的一把利刃，無法迴避。
當時，在紹興地區就有３個選擇，分別是會稽山龍瑞宮、位於皋埠街道牌口村的泰寧寺青山園地（曾經是陸游祖上祖墳地的功德寺）、孟皇后攢宮西北側。
“國音姓利”要求帝陵坐東南，朝向西北，呈一個落坡的狀態，這樣一個山形地勢，會稽山龍瑞宮地形不符，首先被排除。泰寧寺青山園地，因其地勢低窪，亦不可用，而被放棄。最後選擇了孟皇后攢宮西北側。因其“形勢高大，林木鬱茂，土色黃潤，一帶王氣秀聚……庶幾山岡順於國音，風水便於地理。”（《南宋帝陵攢宮的形制佈局》）自宋徽宗永祐陵之後，寶山這塊地方不斷上演著“國音姓利”皇家園林的建設。
南宋皇陵營建，面臨照搬中原傳統還是入鄉隨俗之困
“照搬中原傳統還是遵循南方的喪葬習俗，這是南遷之後，宋氏皇家和不少官員面臨的問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不少官員都選擇了在地化。一來江南地區很難有大塊的平整土地，二來江南地區地下水資源豐富，深埋安葬的技術條件也無法滿足。江南地區遵循的形勢派、理氣派風水學，講求‘龍、砂、水、穴’四大要素，也漸漸被更多南遷人士所接受。南渡的第一代移民，身上並無皇家這種特殊的政治包袱。”鄭嘉勵說，1967年發掘的杭州半山鋼鐵廠南宋韋謙夫婦墓，採取石槨、石頂的墓室形式，葬于山麓高地，隨葬有紹興十九年（１１４９）文思院鑄“建寧軍節度使之印”官印。
韋謙，韋淵次子，是高宗生母韋皇后的侄子，《宋史·外戚下·韋淵傳》載“韋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寧）軍節度使”，這是一個地位尊貴的外戚，也是南宋的“第一代移民”，因為南方的自然條件與中原迥異，南渡之初，其下葬就已完全採用江南的典型形式；“東萊呂氏”的呂夷簡家族，北宋時期在河南新鄭神崧裡已有多代人聚葬的“五音墓地”，靖康亡國後，子孫南渡，呂祖謙的曾祖父呂好問、祖父呂弸中、叔祖呂用中、呂忱中，都是“第一代移民”，他們的墓地在金華武義縣明招山的山坡上，因地制宜，各墓朝向不一，視具體地勢而定。武義呂氏家族墓，在核心價值上，符合中原祖先的做法；在技術上，符合江南地區的做法，有舍有棄。
南宋士大夫喪葬觀念上的轉變，也是一種在地化的選擇。南宋皇室在陵墓營建的過程中，由於地形原因，已很難嚴格遵循“國音姓利”要求。此外，對於一個南渡數十年的政權，“國音姓利”遭到了當時一部分士大夫的反對，這其中便有以朱熹為代表的南方官員。他在《山陵議狀》中指出，儘管宋朝墓葬都採取這種制度，但是在這期間，皇帝多次面臨無後情況，靖康之變，宋氏宗廟也毀於一旦，利在何方？
關於變革皇陵制度，朱熹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勝，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在他看來，富陽和臨安，山川形勝，都是帝陵不錯的選擇。不過，朱熹的建議並未被採納。
“在形制上，我們可以看到南宋後幾位皇帝的陵墓越來越小，到宋寧宗永茂陵修建的時候，已經到了無地可用、無法可想的程度了。後來，只能調轉方向安葬，名義上採用了‘國音小利向’的安葬之法，實際上已經拋棄原先的陵墓制度，採取了因地制宜的方式。後來的理宗、度宗毫無疑問地葬到了山上。釐清宋六陵的攢宮位次，以此來印證和探討南宋皇陵陵園制度的變遷，這也是考古工作和歷史相結合的一個重要連線點。”李暉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