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豔萍：劉賀的妖祥與西漢中期的神秘政治文化

災異譴告是誰的觀點

劉賀從昌邑王到皇帝，在位27七天就被廢黜，回到昌邑，處於被監禁狀態。後漢宣帝封他為海昏侯，遷徙到南方，名為封侯，實為放逐。劉賀一生跌宕起伏，在他當皇帝前後出現了多種妖祥現象，被時人或後人認為是其敗亡的徵兆。劉賀之所以遭遇那麼多妖祥現象，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神秘政治文化密不可分。

一、劉賀做皇帝前後發生的妖祥現象

據《漢書·五行志》和《漢書·武五子傳》記載，劉賀在做皇帝前後，發生的妖祥事件竟有十次之多，頻繁程度令人震驚。

劉賀做皇帝前後發生的妖祥事件主要有：第一，劉賀為昌邑王時的“服妖”事件。這件事記載於《漢書·五行志》中，具體情形如下：

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遊居娛戲，驕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1］1366-1367

劉賀為昌邑王時，派遣中大夫去長安，大批製作仄注冠。仄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謁者服之。’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雲高九（尺）［寸］，鐵為卷，非法冠及高山也。’”［1］1367雖各家註釋不同，但可知仄注冠是一種在齊地流行的頭冠，而非漢代官方法定的頭冠，所以稱之為“服妖”。“服妖”一詞起於《尚書大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一說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2］401《漢書·五行志中之上》中亦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1］1353可知服妖為不合禮制的奇裝異服。仄注冠是不合禮法的服飾，所以被劉向稱為服妖。不僅如此，劉賀製作這種冠，不是自己穿戴，而是賜給大臣，甚至讓奴穿戴。冠本來是尊者的頭飾，但卻被卑賤的奴穿戴，這顯然是一種有悖禮制的行為，難怪會被人指責和詬病。劉賀的服妖事件，是人為的妖祥，他無故而作奇裝異服，是“暴尊象”之舉；而讓奴戴冠，是“當自至尊墜至賤也”的徵兆。第二，劉賀為昌邑王時，看見一條沒有尾巴的大白狗，頭上戴著方山冠。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樂舞人所服”［1］1367。可知方山冠是當時從事樂舞的藝人所戴之冠。一條無尾的狗卻戴著方山冠，確實是一件怪異的事情。這件事被附會成劉賀做皇帝有始無終之徵兆。劉賀詢問郎中令龔遂，龔遂道：“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顏師古對“言在仄者盡冠狗也”解釋道：“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1］1367龔遂認為，這是上天對劉賀的警戒。無尾冠狗暗喻的是劉賀的左右臣子，這些人都是阿諛諂媚的小人，就像戴著冠的狗一樣。龔遂以天譴說詮釋妖祥，奉勸劉賀遠離佞臣，可惜劉賀並沒有聽從龔遂的建議，只做了27天皇帝便被罷廢。京房《易傳》中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1］1367正是對劉賀犬禍妖祥的經典評判。第三，漢昭帝時，昌邑王劉賀聽到有人在說“熊”字，他抬頭瞭望，果然看到一隻大熊，但左右之人並沒有看到。劉賀詢問郎中令龔遂，龔遂道：“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1］1396龔遂認為只有劉賀看到大熊，這是上天在告誡他。龔遂再次以天譴論解釋妖祥，認為熊本為山野之獸，卻能隨意進入宮室，預示著昌邑國宮室將空，劉賀將危亡。龔遂將妖祥現象解說得如此嚴重，可惜並沒引起劉賀的重視，最終導致失國的命運。第四，漢昭帝時，有叫鵜鶘或者禿鶖的水鳥集於昌邑王宮殿下，劉賀讓人射殺了它們。水鳥為青色，屬於青祥現象，亦是一種妖祥，是能預兆災禍發生的怪異現象。《漢書》曰：“時則有青眚青祥”，顏師古注引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1］1352由人自身內部引起的妖祥現象稱為青眚，由外界事物引起的妖祥現象便被稱為青祥。劉賀行為放蕩，馳騁無度，輕慢臣下，不敬皇帝，又做仄注冠，有服妖之象，這些不檢之舉是導致青祥現象發生的原因所在。野鳥入室，是宮室將空的徵兆。京房《易傳》中曰：“闢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於國中。”［1］1416說的正是劉賀的青祥現象。第五，漢昭帝時，發生了一系列怪異現象。上林苑中的大柳樹折斷仆地，但卻突然直立起來，長出枝葉。有蟲食樹葉，形成像“公孫病已立”［1］1412的文字。此外，昌邑王國社中有枯樹重新長出了枝葉。眭弘認為這兩件事都與木有關，而木屬於陰類，是下民的象徵，應當有以前廢黜的王者之後公孫氏從民間興起，受命為新天子。眭弘之言肯定引起了很大轟動，當時霍光秉政，對此言論很是避諱，於是以妖言惑眾的罪名誅殺了眭弘。漢昭帝時出現的妖祥現象後來都應驗了。昌邑王國社枯木復生，對應的是後面昌邑王劉賀為皇帝之事。而上林苑柳樹復立，蟲食樹葉成文字為“公孫病已立”，則對應的是漢宣帝。

京房《易傳》中曰：“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1］1412枯木復生，是人君亡子的徵兆，這裡對應的是漢昭帝無子，不得不尋求宗室旁支的史實。漢昭帝時兩次出現枯木復生的妖祥現象，預示了將會兩次在宗室旁支中尋求新帝王。第六，漢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又發生了一件妖祥事件：泰山東部萊蕪山的南邊好像有數千人在吶喊，有人前去檢視，發現有大石直立起來，高一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下面還有三塊石頭為足。在大石自立之處，有數千只白烏聚集於旁。眭弘認為石為陰類，是下民的象徵。而泰山則是王者祭天宣告代立之處，泰山上大石自立，則預示著當有庶民成為新天子。京房《易傳》中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1］1400昭帝元鳳三年大石自立於泰山之上，應該為同姓為新天子的徵兆，這成為後面劉賀、劉病已同姓為皇帝的符讖。雖然劉賀在位如曇花一現，但他畢竟做了皇帝，而且為劉氏同姓，所以泰山大石自立這一妖祥事件和他有一定關聯。第七，劉賀為昌邑王時，他的坐席上竟然出現了血汙。劉賀詢問龔遂，龔遂驚呼哀號，認為“宮空不久，祅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1］2766。龔遂認為血為陰憂的徵象，預示著劉賀將會出現抑鬱憂傷的境遇。妖祥數至，宮室不久就會空亡，他力勸劉賀要畏懼謹慎，認真反省。可惜劉賀並未聽進龔遂的話，惡習不改。事實證明，劉賀此後確實陷於“陰憂”的處境。從他被廢之日起，先是被軟禁於昌邑故宮，後被遣到南方，處於嚴密監視之下，劉賀的內心是抑鬱不安的。王先謙著有《漢書補註》，他在《漢書·地理志》“豫章郡海昏”條目中注曰：“先謙曰：《續志》後漢因。劉注‘有昌邑城’。《贛水注》‘繚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又東經新吳縣，又經海昏縣，為上繚水。又為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3］2537-2538從“慨口”兩字可以看出，劉賀在為海昏侯期間，心情是多麼抑鬱。第八，劉賀即皇帝位後，天總是陰雲密佈，晝夜不見日月。這引起了經學之士的警覺，特別是光祿大夫夏侯勝，他精通陰陽災異之說，對久陰不雨的妖祥現象驚懼不已。劉賀不知內省，仍想出宮巡視，夏侯勝攔住御駕，上諫言道：“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1］1459夏侯勝認為久陰不雨是臣下預謀篡上的徵兆，他力勸劉賀注意防範。可惜劉賀並沒有聽從諫言，而是對夏侯勝攔車之舉非常憤怒，下令將其捆綁入獄。霍光聽到此事非常震驚，他正和車騎將軍張安世密謀要廢掉劉賀，他以為張安世洩露了秘密，對其加以指責，但張安世卻未曾洩露。霍光於是召夏侯勝詢問此事，夏侯勝奉上《洪範五行傳》一書，傳達了《洪範五行傳》中“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1］1459的思想。霍光讀後大驚，自此更加重視經術士。劉賀作了27天皇帝后，終被太后、霍光等廢黜，正印證了天久陰不雨這種妖祥現象。第九，劉賀為皇帝后，夢到大量青色蒼蠅的糞便堆積在宮殿西階的東部，大約五六石之多，用建屋的大瓦覆蓋。劉賀詢問龔遂，龔遂認為：“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兇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1］2766龔遂認為青蠅是讒言的象徵，身邊進讒言之人太多，就像被青蠅圍繞一樣。他建議劉賀遠離昌邑舊臣，重用先帝所立大臣的子孫。可惜劉賀並沒有聽從龔遂的建議，最終被廢，正應驗了青蠅妖祥“必有兇咎”的預言。青蠅之事在《論衡·商蟲》中亦有記載：“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4］720王充雖然旨在批判青蠅為饞人象徵這一說法，但昌邑王夢到青蠅這一妖祥事件證明是可信的。第十，劉賀被廢后，迴歸昌邑。他只被賜與湯沐邑二千戶，不再是諸侯王，失去爵位和政治權力。儘管如此，漢宣帝仍然對其心生猜忌，害怕他會有所行動，所以派山陽太守張敞監視著他。昌邑有很多梟，而梟屬於惡鳥。《說文解字》認為梟是“不孝鳥也”［5］292。梟大量出現和劉賀有著一定關聯，據《漢書》記載霍光欲廢劉賀，召群臣商議，田延年認為：“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1］2937-2938丞相楊敞與眾博士亦以為：“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闢不軌。《詩》雲：‘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1］2945-2946從田延年、楊敞及博士們的言論可以看出，他們一致認同劉賀是“不孝”之人，而劉漢王朝以“孝”為國本，劉賀既為“不孝”之人，理應被廢。山陽太守張敞為刺探劉賀心思，故意說道：“昌邑多梟”，其實是在譏刺劉賀的“不孝”。劉賀當然明白張敞的言外之意，他並沒有被激怒，而是淡然迴應道：“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1］2767-2768劉賀承認昌邑多梟的事實，並稱長安無惡鳥，這其實是在委婉地向宣帝示好。透過這段對話，可以洞悉劉賀對現實的無奈，他承認自己是政治上的失敗者，不得不揹負“不孝”的惡名。

二、妖祥與西漢中期政治形勢及神秘政治文化

劉賀做皇帝前後出現了諸多妖祥現象，和當時的政治形勢及神秘政治文化密切相關。

漢武帝一共有6個兒子，衛太子在巫蠱之禍中被逐殺，其他兒子都不足以堪當大任，於是決定立最小的兒子劉弗陵為帝。大臣中只有霍光最值得信任，於是漢武帝送“周公負成王”圖給霍光，明確表示要託孤給他，讓其輔佐幼帝。漢昭帝在位期間，霍光一直大權獨攬。昭帝英年早逝，沒有留下子嗣。霍光必須從宗室中尋找到合適的皇帝人選。在昭帝同輩中，只有廣陵王劉胥健在。他覬覦君位多年，利用巫蠱詛咒昭帝，這些都被霍光認為是行動沒有法度的表現。更為重要的是，劉胥年長，如果做了皇帝，霍光根本無法控制他。霍光權衡在三，於是選擇了昌邑王劉賀，原因在於：一方面，他比其他人更具政治優勢，劉賀的祖母是李夫人，深受漢武帝鍾愛。漢武帝死後，只有李夫人配享宗廟祭祀，被追諡為“孝武皇后”。劉賀身為李夫人的孫子，比宗室同輩更具有政治優勢。另一方面，劉賀在為昌邑王時，表現出來的是一副紈絝子弟的模樣，馳騁無度，聲色犬馬，不務正業，無心政治，和廣陵王覬覦皇位相比，劉賀確實像無政治野心之人，這種人可能更容易控制。霍光的考量或許還牽動著政治輿論。漢昭帝時昌邑國的枯木復生，這種妖祥事件或許就是政治輿論導向的結果。劉賀當上皇帝后，卻讓霍光大失所望。一是劉賀仍重用昌邑國的舊臣，而對原昭帝的大臣置之不理，這當然也包括霍光在內。二是他急於大權獨攬，派遣使者持節處理各種事情。最讓霍光不能容忍的，應該是劉賀“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並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1］2944。漢代印綬有四個等級：三公為金印紫綬，九卿及二千石官員是銀印青綬，二千石以下是銅印墨綬，四百石及其以下是銅印黃綬。劉賀此舉是將上至三公，下至地方長吏的綬都收歸中央，其實是將官吏的管理權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他還將漢節上旄的顏色加以改變。漢節是皇權的象徵，持節者代表皇帝，權力甚大。西漢初期，漢節上的旄是赤色，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漢武帝時期。漢武帝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發生了巫蠱之禍，太子被江充陷害，不得不起兵反抗。太子遣使者矯制赦免長安中都官的囚徒，取出武庫中的兵器，並派遣長安囚如侯持節髮長水及宣曲的胡騎，只可惜被侍郎莽通識破，追捕如侯，並警告胡人道：“節有詐，勿聽也。”［1］2881胡兵未能調集，太子又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的兵士，但任安只接受了太子的節，卻關閉軍門，不肯響應太子召令。太子兵力無法與丞相的軍隊相抗衡，在激烈的廝殺後兵敗而逃。從巫蠱之禍可以看出，漢節確實非常重要，甚至具有調兵權。巫蠱之禍中，太子矯制，派遣使者所持之節為赤色，為了與太子所持之節相區別，漢武帝在漢節之上加上了黃旄。劉賀為帝后，對漢節加以改變，又將黃旄改為赤色，這是漢節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變。劉賀改變漢節旄色的真正目的，是要將權力完全收回，不再受制於人。在他短短的皇帝生涯中，充分利用漢節，為自己做各種事情。正如劉賀被廢時被指責的罪行：“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1］294427天派使者持節辦了1127件事，應該有些誇張，但劉賀多次派使者持節為其辦事，應該是史實。劉賀的種種舉措，終於碰觸到霍光的底線，將其廢黜當為自然。劉賀失政因素頗多，有一點必須承認，劉賀低估了霍光的能量，沒有充分認清當時朝廷的形勢，沒有參透夏侯勝諫言中“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的深意。劉賀沒有預見到忤逆霍光的後果，也沒有做到先下手為強。多年以後，身為海昏侯的劉賀偏禺南方，故太守卒史孫萬世問劉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1］2769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劉賀對當時沒有及時清除霍光勢力是非常懊悔的。忽視霍光勢力，是劉賀失敗的最重要原因。劉賀為皇帝時所表現出來的政治野心，是霍光碟機逐他的根本原因，而行為不端和“不孝”只是廢黜他的藉口而已。相應地，劉賀的各種妖祥，或許就是霍光集團為這場政治鬥爭製造的輿論。檢視《漢書·五行志》，我們會發現，漢昭帝時有兩個諸侯王國經常發生妖祥事件，一個是昌邑王國，另一個是燕國。燕王劉旦謀反，被發覺而伏誅，屬於重大政治事件。昭帝時只有昌邑王國和燕國與皇權有直接聯絡與衝突，所以兩國多次發生妖祥事件是自然現象還是人為因素就不得而知了。

劉賀的妖祥，之所以被人深信，究其原因在於其植根於濃厚的神秘政治文化之上。西漢中期神秘政治文化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社會基礎。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天人相感之說。認為天和人相互感應，妖祥是上天對人間君主失政的警告。《晏子春秋·諫上十八》中曰：“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去彗，茀又將見矣。’”［6］48-49晏嬰認為妖祥是天為懲戒人間的亂政而出現，這和西漢時期的妖祥觀念相一致。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對“天人感應說”進行了系統論述。他認為天和人是相互感應的。這種相互感應性主要是透過天對王政的好惡，分別降不同徵兆來獎罰表現出來。董仲舒認為，天子受命於天，若能體現天志，以德治國，天就會出祥瑞之氣對其嘉獎。若胡作非為，天必出災異對其進行懲罰。即所謂“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固以類相召也”［7］809。董仲舒的災異譴告論更接近晏嬰的妖祥說，且更加系統化、理論化。董仲舒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1］2498政失萌芽－災害；不知自省－怪異；不知變更－天亡之。前兩個步驟是天出災異對政治失誤進行警告，此時統治者就應見天災而自省，革除弊政。如果不知悔改，天就會使之滅亡。董仲舒是公羊學的代表人物，他是漢武帝時期以陰陽五行說災異的代表人物。在西漢中期之前，災異學說的宣揚者主要是公羊學家，其他學派論說者較少。董仲舒之後，“天人感應”思想滲透到政治、文化之中，妖祥之說大勝。

漢昭帝時期，公開宣揚妖祥之說的是眭弘、夏侯勝以及龔遂。眭弘是嬴公的弟子，而嬴公是董仲舒的弟子，所以眭弘是董仲舒的再傳弟子。眭弘繼承了董仲舒以來公羊學家的“天人感應”思想，成為漢昭帝時期公羊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上面已經提到，眭弘對“天人感應”思想的闡發主要有兩次：一次是上林苑中的大柳樹復活，蟲食樹葉成“公孫病已立”的文字。眭弘認為這些現象預示著以前廢黜的王者之後公孫氏將從民間受命為新天子；另一次是漢昭帝元鳳三年正月，泰山上大石自立。眭弘認為這預示著當有庶民成為新天子。眭弘的思想已發展成為妖祥對應論。所謂妖祥對應論，其實就是將自然界發生的異常現象與人事相比附的思想。眭弘的妖祥說披著神秘主義外殼，實則是宣揚改朝換代的革新思想。眭弘的妖祥思想，是對皇權提出的挑戰，這種思想並非空穴來風，應代表了當時一部分士人的觀點。這種觀點源自對漢武帝晚期以來劉漢政治的反思及評判。漢武帝雖雄才大略，但對匈戰爭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從漢武帝晚期開始，一部分士人對其窮兵黷武產生了不滿情緒，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為夏侯勝。漢宣帝即位後，要為漢武帝歌功頌德，夏侯勝堅決反對，他認為：“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1］3156夏侯勝非常不客氣地指出漢武帝窮兵黷武給百姓帶來的災難和困苦，認為他無德澤於民，所以不應該為他歌功頌德。夏侯勝代表了一部分士人的觀點，他們對漢武帝政治持否定態度，進而對劉漢王朝感到失望。眭弘雖沒有直接抨擊劉漢王朝，但他依據妖祥現象，認為將要有庶民興起而為新天子，其實就是對劉漢王朝的統治加以否定。眭弘的妖祥思想對皇權是個極大的威脅和挑戰，如果這種思想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劉漢王朝則國祚不保。這引起了權臣霍光的極大恐慌，最終將眭弘以妖言惑眾的罪名誅除。

眭弘與夏侯勝為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是以陰陽五行理論附會政治，解釋妖祥現象。夏侯勝的老師為夏侯始昌。據《漢書·夏侯始昌傳》記載：“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1］3154可知夏侯始昌明於陰陽災異之說。夏侯勝師從夏侯始昌，他送給霍光的《洪範五行傳》便是傳自夏侯始昌。從夏侯勝以《洪範五行傳》理論奉諫劉賀來看，這是一本以陰陽五行為理論解說災祥附會政治的書籍。夏侯始昌為昌邑王劉髆的太傅，而劉髆是劉賀的父親，所以夏侯始昌與劉賀也有著一定關聯。可惜夏侯始昌的思想並沒有對劉賀產生影響，否則其為帝生涯也不會如此短暫。夏侯勝主攻《尚書》，被稱為“大夏侯”，但他善“說災異”［1］3155，這和善談災異之學的公羊學家思想不謀而合。

在劉賀的政治生涯中，龔遂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發生妖祥現象，劉賀諮詢最多的人就是龔遂。在劉賀的諸多妖祥事件中，明確記載諮詢了龔遂的有：無尾白狗戴方山冠事件，坐席血汙事件，劉賀夢到青蠅矢事件。龔遂每次都用陰陽災異之說指出妖祥事件的嚴重後果。龔遂的妖祥思想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以及眭弘、夏侯勝的妖祥思想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用陰陽災異說來解釋妖祥，指出這些現象所蘊含的意義，且將這些妖祥現象歸之為上天的譴告、懲戒，並提出避免或消除妖祥的方法。董仲舒、眭弘、夏侯勝、龔遂等人的妖祥思想，已經和西漢後期的讖緯神學有很多相似之處。應該說，他們的妖祥思想，開啟了讖緯神學的端倪。

據《漢書》記載：“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1］3194-3195可知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弘、夏侯勝等是西漢中期說災異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和眭弘為公羊學家，但夏侯始昌和夏侯勝以及龔遂都不是公羊學家，他們也以陰陽論說妖祥，可知在董仲舒之後，災異學說已非公羊學的專利，而普遍被學者所接受。許多經學家認同妖祥與上天意志存在關聯，並透過這種神秘的形式闡發政治觀點，批判統治者政治上的過失，提出改進的意見和建議。這在皇權不斷強化，官員動輒得咎的政治形勢下，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勸諫方式。可以說，從漢武帝之後，公羊學的陰陽災異思想滲透到整個思想界，甚至政治生活中，從而形成了一種神秘主義的政治文化。劉賀的妖祥事件，正是根植於這種神秘的政治文化土壤之中。

劉賀被廢為何沒有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或許正是妖祥事件頻發所致。妖祥反覆出現，層出不窮，讓人不得不對劉賀做皇帝的合法性加以思考。既然上天降下那麼多妖祥，證明劉賀是被天所棄，既然被天所棄，那被廢黜就是天意所為。天要亡之，人又奈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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