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之後鄰里關係與禮儀教化

古代中國以農為本,廣大農業生產區域的生產與居住兩者關係的發展趨勢是:從生產勞動相對分散、居住相對集中,趨向生產勞動分散、居住也相對分散。就具體轉折時間來看,大致唐宋是變化的關鍵時期。民眾無論居住集中還是分散,鄰里之間關係非常重要,尤其是民眾里居與國家管理直接相關。

古代中國又非常重視禮儀教化,將禮儀教化視為安國治民的重要措施。學界對秦漢之後民眾居住形式、鄰里關係、禮儀教化有不少成果,但以斷代研究為多,缺乏統貫研究,將它們結合起來研究更為罕見。

鄰里關係的重要性

秦漢之後鄰里關係與禮儀教化

《左傳》雲:“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這是把處理好鄰國關係當作治國寶器。歷代統治者與思想家們,對“親仁善鄰”之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並引申到對普通百姓進行教化上,這在當時及對後世的影響極大。在中國歷史上,不少帝王及政治家不但認識到“善鄰”之重要意義,將其作為治國理政之首務與要義,而且在社會治理方面,將此四字作處理鄰里關係的不刊之論。

《周禮》在禮制教化方面構建出了一幅井然有序的宏偉藍圖。以大司徒為首的地官體系下有一個自上而下推行教化的官員系統,設定了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等屬官,輔助推行教化。

秦漢的鄰里關係

從禮儀教化角度來討論自先秦到秦漢之後對農村基層民眾的管控,必須與農村基層和管理機構、民眾居住形式相關聯。因為只有透過這些基層管理機構,國家管控民眾、對民眾進行教化才能得以落實。

秦漢之後鄰里關係與禮儀教化

禮儀教化與鄰里關係密切相關,國家提倡什麼禮儀,對民眾進行怎樣的管控、進行怎樣的教化,是形塑該時期鄰里關係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就國家對農村基層民眾管控來說,秦一統天下後仍沿襲商鞅變法管控民眾的方式,以吏為師,用嚴格的法律來束縛百姓。

在秦統治者眼裡,儒家思想僅起備顧問的作用,不作為重要的統治思想,因此儒家倡導的一些禮儀也很難獲得推廣與行用。

在儲存至今的有關秦代的文獻中,沒有鄉飲酒、鄉射等禮的記載,推測秦朝大概沒有或很少採納這些禮儀。比較清楚的是,秦朝採用什伍制度編制民籍,將民眾圈住在一地,外設圍牆,由里正管理里門鎖鑰,出入嚴加管控,鄰里相互監督、相互告發,以連坐之法來懲戒百姓,因而鄰里之間關係也就會顯得緊張或說扭曲。

魏晉南北朝鄰里關係的異化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軍閥橫行,戰爭不斷,社會動盪,民眾流離失所。就魏晉南北朝整體來著眼,集中圈住式的里居遭受極其嚴重的破壞,而典型的居住形式則是堡塢壘壁,當然在相對穩定時政府則會採用或推行鄉里制度,沒有防禦功能的里居當然也是客觀存在的。

秦漢之後鄰里關係與禮儀教化

儘管民眾居住形式有了很大變化,但這一時期各國統治者仍然比較注意鄉里的穩定與鄰里關係的和諧,對民眾進行教化也有所記載。史稱何夔擔任曹操丞相東曹掾,曾建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夏侯玄也主張選官當“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

結語

古代中國屬於農業社會,傳統農業生產需要相對密集的勞動,故民眾大多居住相近,朝夕相處,需要透過共同努力或協作才能解決生活、生產中遇到的問題,因此古代鄰里關係的演化便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

農業生產發展與否的決定性因素是生產力的發展,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古代中國,人的增殖起著相當大的作用。古代中國的人口既存在自然繁殖的增長趨勢,又受到頻繁的戰爭、嚴重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因此人口增殖呈現為一種波浪型發展的態勢,自秦統一到元末明初約在數千萬到一億人口之間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