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為何大量用羌人做牲祭? 周朝時為何羌人, 卻從歷史消失?
“羌”這個字作為一種人群稱號，最早出現在商代甲骨文中。此後，中國先秦文獻裡關於“羌”或“氐羌”的記載很少，而且含意不明確。到了漢代，被當時中國人稱為羌的河湟地區土著，曾與漢帝國發生長期血腥的衝突。此時中國文獻中才對“羌”這個人群有深人而豐富的記載。
1、商人為何對羌人如此狠？
在商代甲骨文中，羌字從字形看來，它由“羊”、“人”兩個部分構成。甲骨學者大多將此字釋為“羌”。在甲骨文中，商人稱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為羌方，稱那兒的人為羌。甲骨學者曾試圖考據羌方或羌人所在。由與羌有關的方國位置關係，陳夢家認為所有這些國家都在山西南部與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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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考據商王田獵區域地理，也認為羌方在山西南部或更西的地方。白川靜得到類似的結論，他認為羌在河南西部的平原與丘陵相交的地方。島邦男則認為羌與羌方在陝西東北沿黃河的地方。雖然學者們的意見有些出入，但基本上他們都認為羌在殷的西方，地理位置大約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與陝西東部。由於甲骨文中的羌地理分佈廣，學者們也指出“羌”可能被商人用作西方非我族類的通稱。
許多卜辭內容都說明，在商人眼中羌是相當有敵意的西方人群。
卜辭中記錄商或其屬國與羌之間的戰爭，有時戰爭規模相當大。有一次，商王曾派遣五族的軍隊，另一回在戰場上用了1萬名戰士。另一些卜辭，則記載被俘的羌人如何在商人的祖先祭祀中如牛羊般被宰殺，成為宗教儀式中的犧牲。甲骨卜辭還顯示，有一些羌人戰俘成為商人的奴隸。顯然，在商人眼裡羌人不僅是敵人，也是可以被視為“非人”的異族。
殷代的“羌”，應是商人對異族的稱號，而非某人群的自稱族號。理由是，首先，羌有時也形如一個被繩子繫頸的羌人。這是一個帶有汙衊意味的稱號，不應是某人群的自稱。其次，在周人克商之後“羌”在歷史文獻上消失了數百年，這也證明“羌”只是商人的異族概念與稱號。
再者，共同的自稱族號是一個族群形成的標誌之一。如果我們相信甲骨學者所言，“羌”分佈在廣大的西方，那麼由當時人群的溝通與相應的社會結群發展程度看來，很難相信當時已存在一自稱“羌”的廣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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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字由羊、人構成，很可能當時在商人之西有些人群，他們之所以被商人稱為羌（羊人），或因在他們的宗教信仰上羊有特殊重要性，或因他們像羊一樣地被用為祭祀中的犧牲。但最有可能的是，如前所言，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後農業邊緣地區人群普遍以養羊取代養豬，並減少農業活動，這個經濟生態上的變化讓以種植為生的人群印象深刻，因此以“羌”來稱他們。總之，羌原來不是一群人的自稱，在漢代之後直到現代，只有接受漢人給予“羌人”之稱的人群，才自稱“羌”或“羌族“。
2、西周時候羌人為何從文獻中消失？
公元前11世紀，周人結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後，周人與其盟友逐漸東方化，他們繼承了許多商人的文化以及書寫傳統。西周時留下的直接史料，最豐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見，更無被用作人群稱號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獻，如《尚書》、《詩經》、《逸周書》、《易經》、《左傳》與《國語》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認為成於西周，或反映西周時的情況。在這些早期文獻資料裡，羌只出現在《尚書·牧誓》、《詩經·商頌》與《逸周書·王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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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師伐紂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為周人陣營中的八個“異族”之一（其餘為庸、蜀、緣、微、盧、彭、濮）。本篇文辭淺易，有些用語又是戰國時才有的用法，因此許多學者皆指出《牧誓》為戰國時人述古之作。在這篇文告中包括羌的所謂“牧誓八族”大多不見於金文，而見於戰國文獻之中，也說明這不是商末的作品。
《詩經·商頌》中關於羌的內容為：“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韓詩》與《史記》都稱《商頌》是宋國貴族正考父所作，以頌美宋襄公之詞。白川靜、王國維對此都有考證而同意此說。值得注意的是，這兒所稱的遠方異族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書·王會》中出現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辭例中，常出現有（以羌），意思是擄獲或徵發羌人。
由字形看來，先秦文獻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義有了變化。宋為商人後裔的封國，可能是，春秋時期的《商頌》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傳下來的文獻，但他們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將它當作一個異族稱號。總之，在西周時並沒有一個當時存在的族群被稱做“羌”。
3、周代之戎、姜姓族與羌的關係
雖然西周時沒有稱為羌的民族，但是姬姓周人的親密戰友兼姻親姜姓之族，卻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為：首先，在字形與字音上羌與姜有密切的關聯。其次，羌人與姜姓都是住在西方與商人敵對的人群。第三，更直接的證據來自《後漢書·西羌傳》。這篇文獻記載，漢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別”。根據這篇文獻，西周時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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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西羌傳》中的說法，很值得懷疑。首先，在先秦文獻與金文中，“羌”與“姜”從來不相混淆。其次，雖然姜姓族與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敵人，但他們的地位不同：羌是可以被用為犧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與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為商政治圈的一員，因此他們的姻親與盟友應不至於被當作野蠻的非人類看待。
再者，姜姓之族的分佈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寶雞到西安一帶。如果甲骨學者的考證可靠，那麼羌或羌方的分佈與位置是在商人與姜姓族的中間。關於戎與西羌的關聯，《後漢書·西羌傳》中說得更是模糊而牽強。
自司馬遷著《史記》以來，四裔傳成為中國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傳的內容，主要是對華夏邊緣族群的風俗習慣、社會組織及當代該族群與中國的往來關係作民族誌式的描述，有時亦包括同一地區民族活動的傳說與歷史性記載。
譬如，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司馬遷首先記載：匈奴其先祖為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敘述匈奴的風俗，而後又用相當長的篇幅敘述戎翟的歷史。但是，他並沒有宣稱戎狄與匈奴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似乎他只是將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民族活動，置於可能有關的匈奴列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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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河湟羌族與“戎”在文化上、社會結構上、經濟生態上有相當大的差別。河湟羌族直到西漢前期還與中國無甚關聯，而諸戎則相當受華夏文化的影響。河湟羌族是遊牧人群；戎相當依賴蓄養動物，但春秋時的戎人並非遊牧人群。河涅羌族為了適應遊牧生活，早已發展出由大小豪酋統治的分裂性社會結構；各個戎的群體，則統於單一的領袖。
《後漢書·西羌傳》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的領袖自稱“子”（華夏封建國的爵號之一），以及戰國時大荔、義渠戎的領袖也自稱“王”，這與西羌有相當的差異，因此他以“（戎）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來做解釋。事實上，分裂性結構是許多遊牧社會的特色，這與當地的經濟生態與人群親屬關係都有密切的關聯，並不是輕易可以變來變去的。
4、戰國時候的氐羌
春秋戰國時期，隴山以東的戎人多被秦人征服。隨著秦人的華夏化，他們也成了華夏的一部分。就在這時，““氐羌”出現在中國文獻之中。在寫成於戰國末的《呂氏春秋》中，也有關於一個遠方異族“氐羌”的記載：他們被擄後不擔心被關進牢裡，只擔心死了屍體得不到火葬。同書中另一個記載則說，西方有些“無君”（不統於國君）的人群，其中之一便是“氐羌”。有火葬習俗的氐羌，也見於《荀子》一書中。類似的記載又見於《墨子》之書中，但這個火葬人群被認為是在秦之西的義渠，而非氐羌。《山海經·海內經》中記載：“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在此氐羌又成為一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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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國時氏羌或出現在思想家們的著作中，或出現在記載一些虛構的、神話式的地理、人群與物產的作品中，主要指傳說中的某西方異族。因此，當時“氐羌”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稱，亦非華夏對某一常有接觸的異族人群的稱號。
戰國時期的東方華夏對於秦以西的世界認識極少。這是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秦用了太多的力量來成為華夏，並與東方諸夏爭雄。相對的，他們在西方的進展很慢。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天水一帶的冀戎與邽戎，將這兒變成秦的郡縣。過了三百年之後（公元前4世紀），秦人才滅了獂戎，將勢力推進到渭水上游，也就是今天的甘肅省隴西縣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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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前272年，秦國才征服義渠戎，將洮河、大夏河流域納入其勢力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