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清末軍政改革，卻換來一句“奴才練過兵，沒有打過仗。”？

1910年秋末，近代很有影響力的紙媒《大同報》刊發了題為《統一軍政之辦法》的文章，徑直質疑清廷軍權集中的做法：

以全國軍政委之於三、二人。三、二人中，屬於親貴，以其天潢貴胄，信之於朝廷，是否有軍事之學問，軍事之閱歷，軍事之常識，皆非計也……以此而欲求全國軍事之進步，豈不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哉！故政府專籌統一軍事以防內亂，實乃春蠶自縛耳。

對此尖銳意見，傲嬌的少壯派宗室王公似乎充耳不聞，未予理睬。

然而，殘酷的現實狠狠地打了諸位皇室的臉。武昌起義後，隆裕太后召開御前會議，商議鎮壓革命方案。眾人爭執不下，而軍諮大臣貝勒爺載濤卻一言不發。隆裕心想平日載濤訓練軍隊，應該有禦敵之策。於是回過頭來問跪在一邊的載濤：“你是管陸軍的，你知道咱們計程車兵怎麼樣？可否一戰？”載濤一聽，連忙趴下磕頭，答道：“奴才練過兵，沒有打過仗。”值此千鈞一髮的節骨眼上，平日裡心高氣傲的宗室王公們終於露怯，說了句實話。

清代兵制之演變，大致有三：最初以八旗和綠營為主，之後因鎮壓太平天國之故漸由湘、淮為代表的勇營及防軍、練軍取而代之，至清末則徹底轉向西法，編練新軍。

既然是新式軍隊，定要設立新的機構與之配套。為了統一軍制，尤其是對各省練兵進行有效管理，光緒二十九年 （ 1903） 十月，清廷在京師設立練兵處，作為全國練兵統籌機構。派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充會辦練兵大臣，並派鐵良襄同辦理。顯而易見，練兵處是獨立於兵部之外的編練全國及各省新軍的總機關。在其頒佈的章程中規定：地方督撫對各省練兵事宜“時有關涉”，戰時徵調時必須“協力襄助”，要不分畛域，積極配合。可見督撫只是處於協從地位。進而言之，練兵處設立後，舉凡新軍之軍政、人事、財務、訓練、指揮、監督等一切權力，均歸其統轄，無怪乎時人認為此機構等於“收天下兵權萃於京師”。美國已故遠東問題專家拉爾夫·爾·鮑威爾就指出，“自1901年清政府復行新政開始以來，清廷統治中樞的軍事政策便含有由中央掌握更大權力的意圖。”

意圖雖昭然若揭，但實操卻難乎其難。最要害之處還是人事，人事的關鍵是袁世凱。貴為總理的奕劻，既不諳軍務，又無暇顧及機構事務，因此只有將實權交予會辦袁世凱。另一襄辦鐵良明擺著資歷與聲望不如袁，且過往與袁皆是榮祿嫡系，自然唯其馬首是瞻。如此一來，對於清廷而言，一個巨大的難題就擺在面前：從練兵處設定初衷上看，就是為了收回因常年督撫坐大而流失的軍權；就實際運作層面判斷，練兵非袁世凱之經驗與實力莫屬，依靠袁世凱就相當於不斷給北洋新軍喂肉，終致越喂越肥，尾大不掉。有人就窺清其中隱憂，謂“編練陸軍，使歸一致，原有規復舊法之意。乃行之不善，竟召大禍”。本欲集權，卻又失權，練兵處似乎並不合最高統治者之心意。

不合意就得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