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社會，還需不需要恩典與逃城？——《帕丁頓熊2》
神曉諭摩西是什麼意思
在《夾邊溝記事》當中，作者記述了這樣一場逃亡：
時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反右運動，許多知識分子因為反右運動被流放到了荒涼的夾邊溝去勞改。
趕上了國內大饑荒時期，右派分子作為勞改犯自然分到的糧食更少，加上每天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很多人都餓死在了那個偏遠的地方。
死後就被隨意掩埋，並且掩埋後過上幾天，人們就再也不可能找到墳墓了，因為那裡沒有墓碑，也沒有人有力氣挖墳，只是在屍體上撒些沙土，野地裡狼多，送葬的人一走，屍體很快就會被狼吃掉。
因此有些人鋌而走險，想到了逃亡。
但是大部分人都失敗了，因為那裡看守很緊，而且四處也沒有什麼可去的地方，如果逃到火車站，會有人在那裡把他抓回去。
其中有一個人，經過了嚴謹的計算，算準了火車開動的時間，在黃昏的時候逃亡，逃到火車站並沒有急於上車，因為他知道火車站埋伏著抓逃犯的警衛。
他躲在暗處，一直等到火車緩緩開動了，才立馬跑出來，扒上去，最後成功鑽入車廂。
進入車廂後，他找了一個空位坐下，等到列車員來查票時，他假裝是來視察的異地領導，矇混過關。
輾轉幾趟車後，他回到了家中，與母親、姐姐團聚。
但因為身份敏感，他不得不很快離開。他的姐姐用幾包香菸幫他弄到了回老家農村的車票，那個年代坐火車不需要身份證，只要有票就行。
就這樣，經歷了種種磨難和驚心動魄之後，他回到了農村老家，在那裡人煙稀少，他可以隱姓埋名。加上夾邊溝那邊的警察誤以為他是被狼吃掉了，所以沒有去追捕他，他得以一直安全隱居到平反的那一天。在這期間，農村老家就作了他的逃城。
在《聖經》裡，逃城，是當年神指示以色列人建立的，為的是保護那些觸犯了世間法律、但實際上是無辜的人。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過約但河，進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幾座城，為你們作逃城，使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裡。這些城，可以作逃避報仇人的城，使誤殺人的不至於死，等他站在會眾面前聽審判。”（《民數記》）
除了地理空間上的逃城，神也指示每七七四十九年後，第五十年作為禧年，要釋放囚犯：“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資訊給謙卑的人，〔或作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在現代社會當中，空間上的逃城已經找不到了，人們有時候會從制度設計上來儘量減少冤屈的發生，但這樣的設計很多時候僅僅體現為尋求公正，而不是貼合逃城和禧年的更深切的初衷——彰顯神的恩典。
所以有時候，一座虛擬的逃城在今天社會的形成，就往往來自於那些遊離於社會秩序之外的事物，或者說是技術與制度的破綻。
在《帕丁頓熊2》裡面，帕丁頓熊見義勇為卻被誤認為是小偷，在法庭上種種證據都對他不利，最終只能鋃鐺入獄。
在喪失了對家人的希望以後，為了還自己一個清白，他選擇和幾個獄友一起越獄。
越獄成功後，頂著被追捕的危險，他跑到一個偏僻的角落，躲進一個破舊的電話亭裡面，掏出耳朵裡的一個硬幣，投進電話機，打通了家裡的電話。
這個電話使得他重新與家人取得了聯絡，從而讓他獲得了洗脫罪名的機會，結束了牢獄生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拍攝這部倫敦城市宣傳片的導演或許想不到，為什麼遠在萬里之外的上海的我，會在看到電話亭這一幕的時候，將它和“逃城”聯絡到一起。
因為在我眼裡，一個懷舊的倫敦和一個前進的上海，形成了一組有趣的對比。
並不是倫敦不前進，但是英國人比我們更熱愛傳統。
在《帕丁頓熊2》裡，作為倫敦一大標誌的電話亭是在一個陋巷當中破破爛爛地登場的，而帕丁頓站的蒸汽火車（象徵英國輝煌的工業革命時期）在片頭部分則屬於被遺棄的東西，正是這兩樣“廢品”一樣的東西，最後為主角贏得清白髮揮了關鍵性作用。
試想，如果很不幸的是，主角遇到的是一列外表一體圓滾、速度驚人的高鐵，那他們還有沒有可能透過扒火車的方式，成功攔截反派，獲得最後勝利；
如果夾邊溝那位知識分子當年遇到的也是外表一體圓滾、速度驚人的高鐵，恐怕他連如何下手都不知道，更別說在火車啟動時順利扒上去了，而且極有可能他連火車站都進不去。
就算順利回到姐姐家，由於買票和坐車需要身份證，作為逃犯他將寸步難行，最後只能乖乖等著警察把他緝拿歸案。
電話亭上海也有，只是這麼多年從來沒見過有人用。隨著手機越來越普及，電話亭也終將成為歷史。
有趣的是，在《帕丁頓熊2》裡面，電話亭和一枚硬幣聯絡在一起，作為主角危難時刻出人意料的幫助；
而在今天的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則是手機與支付寶繫結在一起，共同支配和監控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常常有年輕人感嘆說：中國今日的進步，是那些所謂發達國家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些所謂發達國家一流城市，很多人還在使用傳統的現金，而在上海這座城，你可以看到，短短兩三年，移動支付已經遍佈所有日常消費領域，從各種店面，到街頭小販，無所不包。除非你想施捨乞丐，否則出門根本不需要帶任何零錢。
而現在，連地鐵都可以直接掃碼進站了。
當每年年底時支付寶捧出一份我的一年消費統計分析，一陣噁心湧上我的心頭——當我被大資料分析的時候，我自己也在慢慢退化成一組資料，我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飲食偏好、一個在不同地點移動的圖示、某個消費水平層次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最後，我是一種行為規律。
不僅如此，就算我說我作為一個人，有他們計算不到的地方，有他們分析不透的個性，有他們難以預期的偶然行動，但是，當有一天我所有的行為都要依賴一部手機，而手機裡的所有功能依賴一個又一個的公司，那些公司又被某些權力掌控著，那麼，我要到哪裡去花我那一塊錢硬幣，又去哪裡找我的電話亭呢？
於是我臆想出了現實之外的“倫敦”與“上海”。
在這個“倫敦”裡，城市發展得不那麼“完善”，有很多傳統遺留下來的東西，各種技術也有好有壞，這裡住著帕丁頓熊，他找得到電話亭，藏得住硬幣，當他被這座城市某一部分——法律——所冤枉時，這座城的另一部分——傳統、破舊和技術漏洞——將為他提供庇護和幫助；
而在這個“上海”裡，城市發展臻於完美，技術進步無懈可擊，所有落後的事物被一掃而光，人們的生活空前便利，我的所有生活相關的事務都被我的手機管家包攬，無需我操心，而我的手機管家隸屬於一個龐大的網路系統，這個系統的存在讓整個城市得以高效運轉，從而實現我的生活的便利。
儘管我已經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成人，但我像一個嬰兒一樣被照料著。而當我被這座城市的法律所冤枉時，我將發現我是如此的孤獨，因為在這個給我定罪的系統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別的東西了。
一個技術成熟乃至完美的社會，只是看上很美，我們幻想著自己正在技術的進步中通往天堂，卻不經意走向了極權的地獄。
在一個技術不完善，公共事物有遲滯的社會中，這些“不完善”作為社會的破口和裂縫，卻往往也為一部分例外之人打開了生存的空間，從而像對於夾邊溝那位知識分子一樣，作為逃城或恩典降臨在他頭上。
而在一個極權社會里面，一切都那麼完整，完整得像一塊僵硬的鐵桶，除了必然還是必然。完善的技術為極權的統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人們為了一時的貪歡讓渡了自己作為完整的人的尊嚴。
但在這裡，我們沒有逃城，也沒有大赦天下的禧年。
對於一個封閉的世界來說，恩典是一件多餘甚至有害的的東西。
我們不覺得不自由，是因為我們把自己自動降格，當我們精緻的大腦打造出越來越多登峰造極的技術發明時，我們卻一步步退化成了只服從於必然性的動物。
而在熱愛傳統電話亭與蒸汽火車的倫敦，那裡的狗熊卻正作為人而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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