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與漢宣帝, 兩位西漢大帝誰更成功? 前者是“巨人的肩膀”
漢宣帝帶領西漢達到極盛。但若說到個人成就，他與自己的曾祖父漢武帝相比還是略遜一籌。
漢武帝跟秦始皇很像，是中國帝王圈裡的“巨人”；後世王朝的興盛、帝王的成功，都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之上。漢宣帝就是第一個受益者。
從秦到漢初，中國大一統王朝的治理模式曾經長期處於摸索狀態。
秦始皇被譽為“千古一帝”，是因為他並六國、建立統一帝國，為後世封建王朝打造了疆域的基本輪廓；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消除了春秋戰國以來支離破碎的局面；廢封建、推郡縣，打破階層的藩籬，推動中國社會由貴族精英制邁入平民時代。在思想、制度、文化多方面大破大立，第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初具雛形。
但是如此充滿新氣象的王朝，為啥迅速二世而亡？不是因為法家的“嚴刑峻法”，也不能歸咎為帝王獨斷專行（秦朝的所有大事其實都會經過“君臣集議”來決定），而是因為役使民力過度。
隨後劉邦戰勝項羽、建立西漢，是平民階層的巨大勝利。新王朝的帝王以及功臣集團，都不是過去千百年中佔據主導地位的貴族，所以得名“布衣將相”。
在國家治理模式方面，西漢顯然吸取了秦朝的教訓。既然“嚴刑峻法”不足以亡國，西漢便經由秦朝故吏蕭何建章立制，整體格調是“漢隨秦制”；但漢與秦最大的區別，就是在民力的使用上完全相反——所謂的“無為而治”，核心思路是恭儉無為、與民休息，具體舉措包括軍吏歸農、輕徭薄賦、勤儉節約、重農抑商、抑制豪強、對外和親等等，它既反映了大亂之後人們對休養生息的渴望，也體現出了平民統治集體的樸素治國邏輯。
與這種治理思路相吻合，興盛於戰國晚年的黃老之術大行其道，成了統治階層的共識。除此之外，法家刑名之學、陰陽五行理論也很有市場。
透過這種務實的治理思路，西漢獲得了數十年的休養生息期，並且誕生了青史留名的“文景之治”。
但其中蘊含的被動、消極特色，卻也讓漢朝面臨著重重隱患。早在漢文帝時期，青年才子賈誼就將帝國的危機總結為“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嘆息者六”。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無為而治，實際上是因循守舊，漢初的制度、法律幾乎完全照搬秦律，比如夷三族、妖言令、挾書律等苛政直到文帝時才逐漸廢除。但這只是具體細節的修修補補，漢朝若要長治久安，離不開成體系的指導思想。
第二，諸侯王勢力逐漸壯大，而且與中央朝廷皇帝之間的血緣關係逐漸疏遠，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甚至還爆發了七國之亂，大一統帝國存在分裂風險；
第三，經濟的持續繁榮，卻也帶來了土地兼併、貧富差距拉大等副產品。一方面，公侯將相、富商大賈利用寬鬆的政策積累了大量財富；但在同時，許多農民為了躲避賦稅而脫離戶籍淪為“亡人”，或者賣身給權貴富豪為奴婢，導致社會矛盾凸顯，中央政府的人力資源、財政收入大幅下滑。
第四，傳統貴族雖已消失，但軍人、遊仕、商人甚至遊俠則不斷嶄露頭角、進入政治舞臺，成了特權階層。依靠這些人，顯然不是政權長治久安之道。
第五，在邊境上，軟弱退讓換不來和平與尊重，單純的和親政策，卻助長了匈奴的野心，他們時不時南下搶掠，極大威脅著中原王朝的安寧。
概而言之，無為而治雖然有助於休養生息，但黃老之道的消極、妥協本質，卻也給王朝造成了巨大發展障礙。文、景二帝雖然在應對諸侯王方面進行了努力，但若要系統性地消除各領域的隱患、將大一統帝國捏合成型，必須要有一攬子的解決方案。
漢武帝一個人就幾乎解決了上述所有難題，完成了理應由幾代人循序漸進推進的系統改革。
指導思想層面，根據賈誼《政事疏》、董仲舒《天人三策》兩大雄文提出的思路，推行“復古更化”的治國理念，“據舊以鑑新”，實現了由黃老而儒學、的政治主導思想的大扭轉。以教為先，興太學，置《五經》博士，遍建庠序，建立了社會教化與學校教育相結合的教育制度；
與思想改革相配合，漢武帝實行“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的用人和學術文化政策（意味著諸子百家朝廷照舊錄用），並且輔以日益健全的察舉制，建立了領先世界的文官制度；
建立兩套官僚系統：大將軍、尚書等組成“中朝”，主管決策；丞相領先構成“外朝”，主管政務，加強皇權、削弱相權的同時，也打破了貴族擔任政府首腦的管理，促進了權力中樞的穩定；
推行“推恩令”，以恩威並施的方式徹底解決了諸侯王對政權的威脅；完善監察制度，頒佈了被譽為“二千年良法”的《刺史六條》；
徙豪強入邊，推行鹽鐵專營，收回鑄幣權，施行均輸、平準制度，打擊商人資本的無限擴張；
創設樂府，行“詩教”，建立中國文獻庫和儲存文化遺產的文化制度。建年號，改正朔，修郊祀，易服色，建明堂，行太初曆；
對外南收兩越，東定朝鮮，北逐匈奴，平西羌，撫西南夷，通西域，開疆拓土，中華文明向周邊強勢擴張。
漢武帝的改革，涵蓋了教育、學術、文化、政治、經濟、軍事制度、曆法等所有層面，以此為基礎，漢朝被打造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強大的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
但凡事都伴隨著代價，在開創上述文治武功的同時，西漢也面臨著國力被嚴重消耗、百姓負擔沉重、階級矛盾激化等危險，後世甚至評價“武帝有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因此，歷史再次進入了休養生息的階段。漢武帝晚年頒佈《輪臺詔》，向天下謝罪悔過；隨後實行“富民”政策，以示範後世。
緊接著，霍光輔佐漢昭帝期間，延續、發揚了漢武帝晚年的政策。對內，他們多次下令減輕賦稅、裁汰冗員；對外，改變積極作戰的政策，軟硬兼施，推行邊境安定。這些與民休息政策的推行，極大促進了西漢經濟的恢復發展，有效控制了漢武帝遺留下來的各項矛盾。
當時的西漢，一方面承接漢武帝之餘威，另一方面重拾文、景休養生息的優良傳統，效果立竿見影，史稱“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而漢宣帝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漢昭帝21歲就英年早逝，隨後的昌邑王劉賀僅僅當了27天皇帝就被廢除，生於民間的漢武帝曾孫（戾太子劉據之孫）劉病已進京為帝（為了方便人們避諱，後改名劉詢），這就是漢宣帝。
在霍光的輔佐下，漢宣帝繼續推行與民休息的方針。後來即使霍光病死、霍家被滅的情況下，這一政策也沒有改變。而且，由於曾經飽嘗人間疾苦的緣故，漢宣帝在承襲文景、漢昭之政的同時，還充分體現了自己獨有的特色：以空前力度整頓吏治。
為了加強集權、打壓不安定因素，曾經的文、景、武都喜好任用“酷吏”為爪牙，但漢宣帝是另一種思路。他一項反對苛政，強調所有官員必須遵紀守法，為此完善了監察、考核制度，“信賞必罰，綜核名實”，還經常派出丞相、御史以及其他官員巡行全國，檢查各地官員工作。對於瀆職、翫忽職守的官員採取極為嚴苛的懲處。
比如一向精明能幹、人稱名臣的京兆尹趙廣漢，在一次執法時出現偏差、導致誤殺，結果被漢宣帝下令腰斬；河南太守嚴延年由於執法過於嚴酷，被當眾處死。
漢宣帝對官員主張執法嚴明、嚴格考核，但同時卻也不斷減輕刑罰，他主導廢除了多項連坐名目，將西漢初期的“仁政”理念發揚光大。
對外，漢宣帝抓住匈奴實力江河日下，內部分崩離析的機會，對其進行分化。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匈奴對漢朝的威脅被解除；同時還設定了西域都護，對西域進行直接管轄，進一步促進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力、影響力。
對於漢宣帝的政績，後世可謂讚不絕口，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邊境安，四夷清，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史稱“孝宣之治”。中原大一統王朝建立以來，從未有過如此耀眼的治理成果；無論政治，還是經濟、軍事、文化、民生，都首次趨近完美。
單就成績來看，漢宣帝可謂西漢最為成功的帝王。但就像當初漢武帝對兒子劉據說的那樣：“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我把最辛苦的事都幹了，把安逸留給子孫，不也是美事一樁嗎？
事實確實如此——歷史要實現進步，必定避不開一些代價，所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漢武帝的全面創改、文治武功，不僅為兒子漢昭帝、曾孫漢宣帝提供了“巨人的肩膀”，也為後世的帝王們夯實了基礎。史書中獨獨稱他“雄才大略”，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