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國產喜劇電影中，喜劇性的狂歡化體驗深受觀眾愛戴

新世紀，在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政策寬鬆、消費文化盛行的環境下，國產喜劇電影也呈現出其獨特的喜劇性特質。

不同於此前喜劇電影過度依賴丑角營造笑點，新世紀喜劇電影的笑點已經普遍滲透於影片的所有細節中，包括情節、配樂、剪輯處理、人物動作與語言表演等影片視聽展示的方方面面，更有將藝術價值與思想追求讓位於笑點的趨向。此時，

喜劇性引發的笑已經由低頻率、分散式的幽默感微笑，轉向了高頻率、集中化的狂歡式的大笑。

狂歡化世界觀已經深深地嵌入新世紀國產喜劇電影中，並且伴隨著科技進步與社會文化的轉型，它不再侷限於第一文字構築的狂歡化場景中，而是延伸至創制者、文字、觀影者之間的狂歡化互動中。

如果把新世紀喜劇電影創作者比作一個講笑話的人，那麼這個敘事者不同於以往一本正經講笑話的人所秉持的原則。

傳統敘事者堅持逗笑觀眾而自己不笑場

，全程嚴肅認真地投入到講述中，只在最後笑料爆出，觀眾大笑之後才有可能隨眾而笑。而這個笑又往往不是源於作品本身，而是源於對觀眾大笑反應的迴應。

這種喜劇敘事的敘事者實際上將自己抽離於笑料，全程處於冷觀的第三視角，是一種冷靜掌控全域性的狀態。

而新世紀喜劇電影創作者呈現的則是一種狂歡化的創作狀態

，是一個邊敘事邊大笑，甚至有些癲狂的敘事者，他的敘事語調、語氣、神態都是狂歡化的，敘事中自己也沉浸於笑料中，狂笑難止。

嚴格地說，這其實是有些違背常規喜劇敘事原則的，如果處理不好將會出現比冷笑話還冷的效果。不過，這種狂歡化的敘事狀態其實也可以引起更加喜劇化的效果，即觀影者不僅受劇情內容感染，同時也受到了敘事者狂歡化創作狀態的感染，喜劇效果可能更強烈。

至於究竟會取得這樣正反兩極效果中的哪一極，就要看創作者與觀影者是否能夠達成默契了，而這種默契是受多方因素影響的。

此外，

就觀影者而言，傳統觀影體驗主要源於被動接受，較少互動迴應

，而新世紀喜劇電影觀影者的狂歡化體驗不僅來源於對電影第一文字的沉浸，還源於其積自由主動的狂歡化的第二文字創作與表達。

“第二文字”是相對於敘事者的作品而言的，借用接受美學關於第二文字的解釋，所謂“第二文字” 即“經過讀者閱讀領悟後，

在讀者心中產生的藝術情感和形象”。

喜劇電影作品的第二文字就是觀影者在觀看領悟後，所形成的基於電影第一文字和自身個性化體驗的感受，包括對第一文字的理解、認知、闡發、評論等。

隨著網路媒介的發展，觀影者表達自己觀影體驗的空間越來越多，靈活性也越來越大。

狂歡化理論與新世紀觀影的狂歡化需求

“狂歡化”理論源於米哈伊爾·巴赫金，他認為狂歡現象起源於狂歡節，狂歡節並不是“簡單的、意義單純的現象”。

在《詩學與訪談》中，巴赫金指出狂歡節這個詞是“將一系列地方性狂歡節結合為一個概念”，這些地方性狂歡節都具有“民間節日遊藝的某些普遍特點”，儘管他們的起源和時期可能各不相同。

巴赫金敏銳地感覺到了它們共性特徵，並用“狂歡節”來對其進行界定。

他指出 “它們儘管外表紛繁多樣，卻有個共同點：都同狂歡節民間文藝有著深刻的聯絡。它們或多或少都浸透著狂歡節所特有的那種對世界的感受。”

此外，巴赫金還在《拉伯雷研究》中，明確了“狂歡節”的廣義內涵不應僅僅侷限於狂歡節，還應包含“狂歡節式的慶典、狂歡情緒、狂歡意識”等。

在《詩學與訪談》中，指出“狂歡式轉為文學語言，就是我們所謂的狂歡化”，而“狂歡式這個形式非常複雜多樣，雖說有共同的狂歡節基礎，卻隨著時代、民族和慶典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變形和色彩”。

雖然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類別的狂歡式表象不同，但其內質相似，巴赫金指出了狂歡節的共性特徵，並強調其價值所在，即“顛覆等級制，主張平等的對話精神，堅持開放性，強調未完成性、變易性、雙重性，崇尚交替與變更的精神，摧毀一切與變更一切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

狂歡化世界觀在新世紀文化中的“後現代”表現

與嚴肅文化的官方性相反，狂歡文化常常是民間的、非官方的，並且常常以非理性的形態表現，這類對世界狂歡化的感受，被認為是一種狂歡化的世界觀，然而這種狂歡化的世界觀其實是較難明確界定的。

巴赫金在《詩學與訪談》中是這樣描述它的：“狂歡節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徵意義的具體感性形式的語言，從大型複雜的群眾性戲劇到個別的狂歡節表演。

這一語言分別地，可以說是分解地（任何語言都如此）表現了統一的（但複雜的）狂歡節世界觀，這一世界觀滲透了狂歡節的所有形式。

這個語言無法充分地準確地譯成文字的語言，更不用說譯成抽象的概念語言。不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同它相近的藝術形象的語言，也就是轉化為文學的語言。”

在狂歡化的藝術中，這種世界觀是相通的。

也正是源於精神核心的共鳴性，狂歡化理論在當代依然是關注的焦點。

雖然巴赫金對狂歡化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其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拉伯雷的研究，但是他認為狂歡化藝術理念自古希臘時期就存在，並一直髮展延續至 19 世紀的俄羅斯文學。

巴赫金對狂歡化理論進行系統研究，他所提出的“復調對話”“狂歡化詩學” “時空體”理論等一直影響至今，正如伊哈布·哈桑在《後現代轉折》中所指出的那樣，狂歡化“豐富地涵蓋了不確定性、支離破碎性、非原則化、無我性、反諷、種類混雜等等……傳達了後現代主義喜劇式的甚至荒誕的精神氣質，而這在斯泰恩、拉伯雷和滑稽的前後現代主義者那裡已有所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