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孝公變法過程中，商鞅真的不可或缺嗎？

公元前362年，秦獻公嬴師隰去世，他的兒子秦孝公嬴渠梁繼位，年僅二十一歲。

嬴師隰之前所做的鋪墊工作，秦孝公全看懂了，所以他上位之後，立刻張榜求賢。

在這種背景下，商鞅離開魏國來到秦國，經過一系列波折之後，最終成為秦孝公的左膀右臂，著手準備變法事宜。

但秦國的變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秦國國內，有著大量的功勳階層，他們躺在祖輩的成績上吃老本，一心只想穩定，不願意變法。

說起來也很有道理，畢竟“祖宗之法不可變”。

可是商鞅卻說，祖宗當年並沒有被魏國壓著打，所以當年的法是好法。

現在，我們連黃河都過不去，要是還抱著祖宗之法，只能被魏國慢慢悶死。

客觀地說，雙方的說法都有道理，但也都有漏洞，如果搞辯論，那顯然是棋逢對手，沒個幾年根本分不出勝負。

然而，是否應該變法，不是看誰的嘴皮子利索，而是看誰手裡的力量更強大。

如果秦孝公的力量足夠強大，哪怕商鞅是個不會說話的啞巴，也不會妨礙變法的推行。

如果秦孝公的力量不夠強大，就算商鞅說得天地倒懸，秦國也依然是從前那個秦國，不會有一絲絲改變。

明白了這一點之後，大家就該達成一個共識：商鞅的優秀，只建立在秦孝公為其搭建的舞臺之上。

如果沒有這個舞臺，商鞅無論多麼優秀，等待他的都只有敗亡一途。

比如說，之前在楚國搞變法的吳起，無論是個人能力還是個人魅力，顯然都超過了商鞅一大截。

但結果呢？支援他變法的楚悼王剛死，吳起就被人射成了刺蝟。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從古至今，都是如此。

或許有人認為，秦國之所以能變法，完全是因為國內的保守勢力不夠強。

我認為，這個觀點也是不對的。

商鞅初來乍到，無權無勢無根基，他之所以能站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談，只因為他背後有一個秦孝公。

與商鞅辯論，就是與秦孝公辯論，這是公開的秘密。

可即便如此，保守勢力依然敢大肆攻訐商鞅，擺出一副與變法勢不兩立的樣子。

這本身就說明，在秦國國內，有著非常龐大的保守勢力，甚至敢跟國君打擂臺。

而這一切，還是建立在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嬴師隰，已經緩慢做出過部分改變的前提下。

如果毫無準備地從零開始，秦孝公和商鞅所面臨的抵抗必定會大得多，也激烈得多。

很多人之所以會高看商鞅，其實就是認為，如果沒有商鞅的高明見解，秦國就會在保守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這是因為，他們只認準一點：當時的秦國，不改就是死路一條，所以大家必然都想改，只是缺一個領頭羊而已。

於是在這種時候，領頭羊秦孝公帶著商鞅隆重登場了。

可問題是，不改就是死路一條，最後大家互相吵鬧推諉，然後加速死亡的事情，歷史上也發生過不止一次。

畢竟大明皇室缺錢的時候，那些富商大賈寧願讓錢爛在倉庫最後資敵，也不願意交給朝廷改善困境。

照理說，大明繼續存在，才能更好地保衛他們的利益，然而他們就是隻看眼前不看未來，就是要樂觀地估計未來，你能有什麼招？

認為所有人都會在面臨死路時團結一心，本就是迂腐之見。

所以當商鞅談到什麼“不變法就滅亡”的時候，不管大家信不信，表面上顯示出來的態度都是“你小子少唬人，畢竟我當年也是靠這套話術混江湖的。”

我說這些，只是想告訴大家，在天下大勢變更，以及利益集團交鋒的關鍵時刻，個人的作用必然是微乎其微的，甚至無法影響大局。

秦孝公和商鞅在這關鍵時刻表現優秀，固然值得稱讚。但如果有人非要斷言，沒有這兩人，秦國就必然會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國的未來也將大不一樣。

那麼我也只能說，你開心就好。

畢竟我不會傳唱什麼英雄史詩故事，只會堅守唯物史觀的初心，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