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先民曉文字，懂禮樂

朱文燦 朱 帆

2000多年前，西漢史學家描述四五千年前的古蜀疆域，“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長期以來歷史學界認為，與中原地區相比，古代巴蜀地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地方，與中原文明沒有關聯或很少有交往。更有人認為，是“西僻之國，戎狄之長”，文化僻陋。蠻荒不毛之地，瘴癘瀰漫之獄，虎狼橫行之野，極其恐怖可怕。

可是，物證往往會戳穿紙上謬誤。近幾十年來，四川盆地修高速鐵路、建樓盤、公路改道，此起彼伏，導致古蜀文化材料大量破土而出。曾經深埋地下的古蜀文化器物，潮水般湧現在今人眼前。成都的數位藏家，30餘年來收藏古蜀文化玉石器數千件。其中大縱目人面具、玉鼓、浮雕玉拼板尤為珍貴

古蜀文化器物出土，一般要追溯到上世紀1929年的燕道誠，當時在廣漢燕家出土一坑就有400餘件玉石器，除十來件歸華西大學博物館，其餘均流佈民間。民國要人陳立夫當時在重慶所得一件古蜀文化玉神人面，就是其中之一。美國芝加哥美術館收藏了一件墨玉質的古蜀文化捆綁俑，為上世紀30年代愛德華·索南夏因所藏。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有3件古蜀文化牙璋。北京故宮博物院周南泉先生親言，在美國見到舊時官僚帶出的古蜀文化玉人頭數件。

民間收藏的大量古蜀文化玉器說明，古蜀國崇玉、治玉、享玉曆史之久、分佈之廣、器形之眾、做工之精、影響之深是同一時期任何一個方國所不能媲美的。當一塊堅硬的玉石，在古蜀先民錘擊鏨鑿之後，成為題材豐富，技法多變，寫形傳神，鮮活生動，富有濃郁的古蜀色彩、生活情趣和永久感染力的雕塑作品。彰顯了古蜀先民藝術的自由性、豐富的創造性，在浸潤了時光的滋養後，成為一段珍貴記憶。古蜀國精美的玉雕，與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民俗石刻，刻畫生動，形神兼備。其精細的描繪、精巧的裝飾，共同構成了古蜀國雕塑精美絕倫的華章。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裡，這些玉石雕塑作品，就像一條條無形的長線，穿越時間的隧道，龍飛鳳舞，千姿百態，向世界娓娓講述著古蜀土地上的文明傳承。

一、古蜀玉冊

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石器，對蜀地文化、先秦歷史、華夏五千年文化的起源等研究領域具有重大的意義。尤其部分玉器上鐫刻的符號及文字，對上古文字學的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前不久，研究者對廈門收藏家的250件藏品進行了觀摩研究，認為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其中神樹、蚌人、大縱目人、戴戟神人立像、頂蟾蜍神頭像，玉鼓、玉書、玉印等，實屬罕見。

圖（1）古蜀文化玉冊

古蜀文化玉器上的文字，特別是玉璧、玉琮、玉面具上的長篇文字以及玉冊、玉書的成篇文字，對研究古代文字，有著不亞於甲骨文、金文的重要性。其中數十件古蜀文化玉冊，材質為汶川龍溪玉，每開長20-22釐米、寬2。8—3。2釐米、厚1。2—2。1釐米。每開上端各有一個橫貫圓孔，用於穿繩編纂。玉冊儲存完好，玉質滋潤，質地堅硬細膩，區域性有沁，包漿厚重。

我們說，在所有的文化遺產中，文字最能夠直接記錄一個文化的來龍去脈及其細節。古蜀文化玉器圖文和甲骨文，具有明顯的文字特點。古文字和語言學專家們認為：古蜀文化玉器上，已發現了至少３種以上不同時期不同書體的文字。這是繼甲骨文之後，考古發現的最具規模的上古文字系統。而這些文字的存在遠遠早於甲骨文。據北京大學教授陳保亞推測：古蜀文化玉石文字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當地民族語言的原生記錄形式，類似現在的彝族的彝文、納西族的東巴文或哥巴文。二是甲骨文的早期形態，出生於汶川的大禹遠走中原，帶去了古蜀文化中的造字的方法，殷商人不斷加以完善，這種方法更加成熟，出現了甲骨文。

史書《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中記載：“倉頡作書”。即古代最著名的史官是倉頡。《說文解字序》中雲：“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蹄沆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義，萬品以察”。 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提出：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淮南子本經訓》中記載：“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論衡骨相》：“蒼頡四目，為黃帝史。”

王國維在《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中主張：“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間王室執政之官，經傳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師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虛卜辭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諸侯之執政通稱‘御事’，而殷虛卜辭則稱‘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此說基本上奠定了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巫史起源說。

冊，《說文解字》：“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者也。”也就是所謂的“冊命”之“冊”。在商周金文中，史官的稱謂主要體現在四大類：尹、冊、史、吏。在商周時代，將從事占卜等活動的職官叫作“巫”，將掌管天文、星象、歷數、史冊的職官叫作“史”。

圖（2）反手舉牙璋的古蜀站人

《說文解字注》中解釋：“後人多假‘策’為之。”商周天子進行完整的冊命過程，就是商周禮的典型體現之一。具體的冊命過程還需要冊命官、儐相、作冊等具有史官職能的人在場，共同完成。冊命的儀式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宗教性質。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說文解字》：“事，職也，從史省聲。”又：“吏，治人者也。從一從史，史亦聲。”然殷人卜辭皆以史為事，是《尚書》無“事”字。任何影象及其文字必須經過史官的記錄才可以流傳下來。因此，今天所有的商周史料，全是經過史官加工後的產物。記錄史實是史官的第一要素。其次是主持冊命和祭祀活動，這使史官成為宗教制度和儀式的執行人。據《逸周書》記載，周武王滅商後，開啟商代的藏寶庫，看見玉器上億件。後經考證，認為周滅商得寶玉1。4萬件。縱覽歷史數千年，國家之寶，皇室之珍，連城之璧，皇帝之寶，盛世之藏，都離不開玉。“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同樣反映我們的祖先對玉是何等的尊崇。

古蜀先民把最好的東西獻給神、祭祀天地，也把最好的東西留給子孫後代。他們認為玉器代表深厚的文化道德，於是，模仿簡牘，將文字直接鐫刻在編聯成冊的玉條之上的玉冊，應運而生。

史書記載，玉冊最早見於戰國時期，是中原王朝即位、冊命、上尊號、上徽號、上諡號、追諡、遣奠、封禪、謁陵、郊廟等禮制活動中，使用的重要儀具。為當朝帝王為其列祖列後鐫制的寶冊。晉左思《魏都賦》：“闚玉策於金縢，案圖籙於石室。”《宋史·輿服志六》：“冊制，用珉玉簡，長一尺二寸，闊一寸二分。”

圖（3）手舉鳩杖的古蜀站人

有關玉冊的記載雖然早在《後漢書·郎。傳》中可見。但是，考古發掘的實物則僅見於南唐二陵，唐李重潤墓，以及1981年在北京豐臺區王佐鄉唐史思明墓等處。其中史思明墓出土的44枚長條形玉冊，為漢白玉質地。形制規整，每枚玉冊均有字，陰刻，行書體，字口填金。其中僅8枚較完整。資料介紹，1990年出土於洛陽市西工區的唐哀帝玉冊，是我國唐代歷史上唯一得以傳世的即位玉冊。以玉冊為代表的玉質聖旨，亦應歸入石質聖旨之列。“聖旨”是接旨臣民鐫刻的。在接到皇帝詔封后，他們將絲帛或紙本聖旨內容移錄石上，即利長久儲存，又利擴大榮耀。歷史歲月中，聖旨與時俱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聖旨的基本使命是傳達王者之音、王者之音，就是儒家所謂的“風”。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吹於上，草伏於下，上令下行，天下化焉。聖旨作為一種文化，具有最強勁的育化之力。現藏四川省博物館的《王建哀冊》，1943年出土於成都撫琴臺五代前蜀主王建墓中。哀冊為玉質共五十一簡。簡上所刻字皆填金，字型為楷書。書法娟秀雅麗。

王建（847-918）本是河南舞陽縣人，早年為唐朝將領，唐末戰亂時隨唐僖宗逃亡到四川，後任利州刺吏。公元907年唐朝滅亡，五代十國的歷史從此開始。王建遂佔據成都稱帝，國號大蜀，歷史上稱前蜀。墓室內出土有玉帶、哀冊、諡冊、諡寶，各種銀器及鐵豬、鐵牛等。出土的玉製哀冊，是確定墓葬主人的依據。

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冊大約400餘開，每開鐫刻的4個古蜀文字，結體方扁，體態端莊，排列整齊。刻工精美，雍容華貴。可以貫索，可展而讀之，又可斂而匣之。古蜀文化玉冊的歷史價值及藝術性、稀有性、重要性等，遠非一般數量較多的佛經玉冊所能比擬。

二、古蜀私塾

民間收藏的數千件古蜀文化玉器品類之豐富，工藝之精美，無不令參觀者驚歎，大量刻有銘文紋飾的玉石器禮器，不僅展示了繁多的古蜀文字

，

而且已經有類似私塾先生在講課的玉石圓雕作品。據參觀者描述：一座長、寬近1米的玉石房子，雙層，中空，無一釘一鉚，上層有大量的玉石文字，下面是一庭院，有樹，有一人手握書卷，邊上數人，似在聽課。 我們知道，古蜀國有大量玉石禮器。關於什麼是“禮”，《禮記》中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用今天的話說，“禮”就是規範我們仁義道德行為的法度。什麼好，什麼不好，何為善惡，何為疏密。、

圖（4）手舉太陽輪的古蜀跪人

而且，人必恭儉退讓，實踐自己的諾言，才稱得上善行。所以，高尚者以禮教人，使人有禮，瞭解自己如何方能有別於禽獸。所以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所涉及的範疇也可大可小，小可省視人的姿勢態度、應季服飾或所用的器物，如統治者面南而治，端冕持圭，普通人“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一類，大可祭祀社稷，分封禪讓，紀念皇祖皇考；辯方正位，如東方曰夷，南方曰蠻；或定邦國、都邑、四夷、八蠻、七閩。古代的日常生活中，因禮教會變為非常細緻的典章制度。古代私塾是教育人學禮的地方，是一種開設於家庭、宗族或鄉村內部的民間幼兒教育機構，是私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追根溯源，私塾是從更早的塾發展過來的。西周時期，塾只是鄉學中的一種形式。《學記》追述西周的學制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當時，學在官府，官師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歸的官員，負責在地方推行教化。最早關於塾的記載出自商代甲骨文。據考證，在殷墟出土的卜辭中，有多處提到了塾。塾在卜辭中作“孰”，兩個字旁為上下結構。不過，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兒童的場所，而是宮門側之堂。

文翁，西漢廬江郡舒縣人。漢景帝后期，擔任蜀郡守。他在成都修建學宮文翁石室，把青年學生招收為學宮弟子，免除他們的徭役。學問好的就讓他們在郡守府裡做事，學問稍差一點的就讓他們擔任教化的小吏。文翁的這些舉措也為蜀地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漢武帝看到取得如此好的效果，於是下令各地都要仿效。對此事《漢書》記載：“至漢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漢畫像磚《傳經講學》圖就生動地描繪了當時這種講學的情景。 漢初文翁興學，使蜀地精神文化產生了質的飛躍。《漢書》記載：“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文翁石室的設立，蜀地人才輩出，首先出了王褒、楊雄並稱“淵雲”的著名辭賦家，爾後又有了司馬相如，卓文君。文翁創辦的文翁石室是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文翁的貢獻是徹底改變了的教育模式。

古人講求詩禮傳家，無論哪朝哪代，都把讀書看作一等一的大事，於是在千百年的歷史流轉中，承載著文明和思想火花的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應運而生。南宋理學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影響後世幾百年。其辦學的模式為後世效仿，傳至海外的日本、南韓及東南亞一帶。

無論石室，還是書院。都是培養人才的所在。很早的時候選拔人才是“世襲制”。西周以後，春秋戰國均用此法。這種過分強調“基因”的做法，弊端明顯。後來，為了國家發展，秦孝公昭告天下廣納各路人才，設立招賢館，吸引了眾多有識之士。並透過商鞅變法正式打破了“世襲制”。漢朝時期產生了“察舉制”。具體做法是地方推薦，上層稽核，主要推薦四類人。一是孝順的人，二是有才能有技藝的人，三是清正廉明的人，四是具有質樸、敦厚、遜讓、節儉四種品質的人。“察舉制”的核心思想是“君權神授”，確立了三綱五常道德基礎和封建倫理秩序。到了隋朝，出現了一個嶄新的選拔人才制度，“科舉制”。

圖（5）鐫刻文字的古蜀玉片

科舉制與察舉制最根本的區別，是徹底打破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科舉制從隋朝開始實行，直至清光緒卅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前後經歷1300餘年，成為世界延續時間最長的選拔人才的辦法。進入民國，現代化的教育方式慢慢興起，科舉制度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和選拔人才的需要，退出歷史舞臺也是必然。科舉制度的本質精神——公平競爭、平等擇優。是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文化教育遺產。

西漢揚雄所著《蜀王本紀》首倡蜀無文字之說，其文雲：“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東晉史家常璩則對此說提出質疑，所著《華陽國志·敘志》雲：“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仙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於秦，首為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於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常璩之意，是蜀有文字。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在《師說》中說：“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孔子的老師萇弘，據《圖經》講，是蜀地資中人。這說明古蜀文明是何等發達，連中華文化的傑出代表孔子，也拜其為師。 屈原在《離騷》中自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就是說，他是顓頊的後人。歷史學家任乃強考證得極清楚，楚國王族就是從蜀遷徙去的。而屈原正是王族的一支。

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上，發現了大量文字，特別是玉璧、玉琮、玉面具上的長篇文字以及玉冊、玉書的大量成篇文字，對研究古代文字，有著不亞於甲骨文、金文的重要性。同時可以證明，古蜀國很可能已經有了教書育人的私塾，為早期的培養人才開創先河，而古蜀先民十分鐘愛的玉，所象徵的仁、義、禮、智、樂、信、忠這些人性之美德，則是完美社會之所以綿延不絕的精髓。

三、古蜀河精獻洛書

古蜀文化玉石器雕琢流暢優美，婉轉流利，圓滑自然，不見刀斧之痕，有鬼斧神工，巧奪天工之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其中神樹、蚌人、大縱目人、戴戟神人立像、頂蟾蜍神頭像，玉鼓、玉書、玉印等的價值，在於補充了有關精神文化、宗教世界這部分的實物，有助於古蜀文明以太陽神為主體的自然崇拜、動物崇拜、祖先崇拜諸內容的探討和研究。

現收藏於廈門上古文化藝術館的古蜀文化玉雕“河精獻洛書”，通高121 釐米，材質為汶川龍溪玉。由四部分組合而成。底座方臺形，兩側浮雕兩條大魚。神人頭戴冠，身著袍衣。袍衣正面有線刻牙璋，牙璋上鐫刻古蜀文字，兩側刻有虎面泥鰍紋。後背上半部刻太陽，下半部刻神龜，龜背上負有洛書。神人雙手捧著卷軸。這不禁讓我們聯想起傳說中的“河圖洛書”。

圖（6）手舉牙璋的古蜀跪人

上古奇書《山海經》講過大禹治水的故事。相傳在堯帝時，大禹的父親鯀受命治水，歷經九年都沒有成功，最後“被帝賜死，自沉於淵，化為玄魚”。大禹繼承父命，繼續治水。鯀變為河精，託神龜獻洛書給大禹，大禹依靠此神秘的洛書所授的玄機治水，經過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治水最後獲得成功。由於大禹治水有功，他繼任舜的帝位，成為夏代的開國之君。“河圖”一詞，最早的記錄見於《尚書》，其次在《周易》的“易傳”之中，諸子百家多有記述。《尚書·周書·顧命》記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雲：“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周易·繫辭上》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處對“河圖洛書”是指什麼尚無記載。《周易·繫辭下》：“古者包犧（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禮記·禮運》：“河出馬圖。”由此可知，孔子於古籍中記載得知，伏羲時代，黃河出現一匹龍馬。其身上有文彩圖案，謂之“龍馬負圖”，伏羲將其記載下來，因出於黃河，謂之“河圖”。另外，《論語·子罕》中也記載了：“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禮記》中的這一段解釋，將古人在修身“內求法”中的觀察所得，移植成了身外的實景現象。傳統文化中的太極、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風水等等皆源生於此。它們被廣泛應用於中醫、易學、風水、五行、子平八字、紫微斗數、擇日、占卜等學科中。

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約6500多年。墓中用貝殼擺繪的青龍、白虎影象栩栩如生，與近代所繪製的幾無差別；河圖、四象、二十八宿俱全。其佈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而且墓葬主人在被埋葬前已經預知必被後世發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龜腹玉片上，則為洛書影象，距今約5000多年，由此可知，那時的人們已精通天地物理的“河圖洛書”之數。在宋朝之前，對於太極與“河圖洛書”的記述只有文字。一直到道家一代宗師陳摶由修身“內求法”所得，才提供出了久已失傳的“河圖”、“洛書”、“太極”等圖案。陳摶首創“龍圖易”，融合了漢朝至唐朝的九宮學說以及五行生成數的理論，繪製成影象，名之為“龍圖”，始將消失2000多年的“河圖洛書”及先天圖、後天圖、陰陽太極圖重現於世。伏羲當年同樣是依據修身而天人合一，獲得河圖，依據河圖而畫出八卦。據《周易·繫辭下》記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這短短七十二字，是有關伏羲生平活動的最早記載和描述，與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繫辭〉》中的記載一樣。

圖（7）古蜀玉立人

古蜀文化玉雕“河精獻洛書”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表現“河圖洛書”的實物。因此，這件藏品的內涵對研究夏商周神話與傳說、歷史與天文、數學與易學、文字書契史等領域具有舉足輕重的論證作用，可能成為“洛書”學最原始、最生動的實物論據。

結束語

古蜀文化玉石器作為叢集展現的人類上古史奇珍，代表了上古時代藝術與科技的最高成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傑作。例如，璧、琮、牙璋，皆有新的突破。立人和神樹也有新的補充，更為完美。大型的拼畫、圓雕人俑、動物俑，品種多樣，技法高超。玉版畫上描寫的生產、生活、祭祀場面，為了解古代蜀國社會提供了豐富的實證。特別是玉璧、玉琮、玉面具上的長篇文字，以及玉冊、玉書、可連綴的玉片的大量成篇文字，是研究古蜀國社會的豐富資料。它們向人們展示了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蜀族的物質文化遺存，揭示了“開國何茫然”的古代蜀國文化面貌。證明古蜀國是夏商時期前後，甚至更早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驗證了古代文獻中對古蜀國記載的真實性。

作者/來源：古蜀探源

宣告：版權歸原創所有，轉載此文是出於傳遞更多資訊之目的。若有來源標註錯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請與本網聯絡，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