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髮，一場美麗的誤會？
本文轉自【北京商報】；
“頭部資源稀缺”已成為當代年輕人的最大焦慮。好在辦法總比困難多。植髮，便可以讓一切從頭再來。
24000餘元，將後腦4500個毛囊移植到脫髮的頭頂，大概5塊錢一個毛囊單位。自認為花了冤枉錢且維權無方的張俊生，並非個例。在某投訴平臺輸入“植髮”詞條，植髮退款、虛假宣傳、植髮失敗刷屏，遭遇不盡相同，但植髮無果的煩惱卻是千篇一律。
北京商報記者透過調查 “發友”植髮的臨床經歷、相關機構的植髮過程及採訪專家律師意見發現，由於植髮行業異軍突起，相應法律法規仍未成型，疊加先天基因、後天保護等諸多因素制約，“斜槓青年”們的維權之路反倒更讓人“頭禿”。
“巴掌大的疤”
即便距離手術完成已過去一年多，張俊生對手術效果仍無法釋懷。
“我們家本身沒有遺傳性脫髮，就我一個人脫。”2019年11月，透過網路，張俊生聯絡到廣州某生植髮連鎖機構，“當時是去機構看了下我頭頂的脫髮狀況，然後就讓我抽血化驗了，因為如果有傳染病，哪怕交錢也不會給做。但當時並沒有用儀器做毛囊檢測。”
隨後，他繳納24000餘元，將後腦4500個毛囊移植到頭頂。張俊生回憶，植髮手術耗時約10小時。“大約4小時從後腦取毛囊，2小時扎種植孔，還有4小時將毛囊插在種植孔裡。”
“他們說植髮要等6個月才能開始出現效果，但我等到第10個月，頭頂仍是空的。”張俊生說。隨後，他開始在網路上記錄植髮經歷和效果，想讓同樣脫髮的人看看。“但發了這些圖片後，機構的人看到我的那篇文章讓我別亂發。”
他前往該機構拍照室想要探個究竟。“從他們拍的照片來看，髮量的確濃密不少。但不論是我自己拍還是請別人幫我拍，依舊能看到大片裸露的頭皮。當時室內燈光很暗，亮度跟我植髮前完全不同。這種情況下，我自然是更相信自己拍的效果。”
“有時候我也在想，如果沒有植過發，我是不是也能剃一個徐崢或是張衛健那樣的光頭髮型。但畢竟從後腦取了4000多個毛囊，疤痕巴掌大，我也不敢剃光。”說著，張俊生給北京商報記者展示術後後腦上那片巴掌大的橢圓形疤痕照片。
“發友”中，類似案例不在少數。在某投訴平臺上，有相關67條投訴是關於植髮的。在已完結的案例中，一名網友投訴某植髮機構福州分院“醫生推薦了一個20元/單位毛囊的套餐，最後手術耗費30161元。術後初期，恢復效果確實不錯，但半年後開始大量脫髮。機構又推薦了一個套餐，我留了個心眼只買了285元的體驗套餐，效果也不好。最後，機構的做法是讓我一直服用米諾地爾和非那雄胺，可難道要終身服藥嗎？”
“證偽”太難了
雖然面積不大，姚淼植髮效果同樣不佳。“身邊的朋友也有進行毛囊移植的，但大多失敗了。這類案子維權很難，對方機構目前基本不認賬，最多告訴你可以進行第二次補種。但第一次都失敗了，為什麼還要相信第二次呢？”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張俊生出示的術前院方承諾書顯示，“在該機構全國任意一家醫院進行自體毛髮移植手術，機構可保障毛囊存活率不低於95%，而疤痕種植毛囊存活率可達85%；發友在本機構進行自體毛髮移植12個月後，如因手術技術及操作因素造成毛囊存活率未達到上述標準的，經鑑定確認後，本機構可進行免費修復或退還未成活部分的手術費用”。
如今，張俊生頭頂頭皮依舊清晰可見，他不滿意手術效果，但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鑑定？張俊生就診的某生植髮專科醫院工作人員則表示，部分患者植髮效果不佳並非是手術原因，其頭皮狀況不佳，原生毛髮繼續脫落使得患者頭髮依舊顯得稀疏。“我們會安排醫生進行術後效果跟蹤。如果認為效果不佳，我們也會用專業儀器鑑定頭髮密度。哪些是移植的毛囊，哪些是原生的毛囊，是可以透過毛囊狀態分辨出來的。”
但就張俊生提交的資料顯示，其在與院方交涉的過程中，院方拍攝了照片。“我不相信拍照效果，於是機構給我做了植髮前沒做過的毛囊檢測，仍然堅持說手術是成功的。”
“術後，院方確實可以提供儀器檢測頭頂髮量，但至於具體成活率是否達標，其實是無法鑑定的。”一名醫美從業人員表示，“關於患者頭髮的密度，目前沒有絕對標準。機構能夠提供的，只能是檢測植髮區頭髮的密度，將檢測後的資料與植髮前進行對比，進而看出濃密度差異來。”
兩種“失敗”
張俊生和機構方對手術效果的不同評價，還源於對“手術失敗”全然不同的解讀。
據前述從業人員介紹，醫生一般會在術前透過專業儀器檢測患者頭髮密度，進而制定方案。“這是因人而異的。比如，正常情況下頭髮密度是50-60根/平方釐米，醫生根據個人情況而定。有的患者頭髮密度可能就是30-40根/平方釐米。如果是這樣，即便植髮成活率達到95%，頭髮也並不會很濃密。”
從張俊生提供的效果承諾書來看，尚未有文字記錄顯示此次植髮手術中，雙方議定的種植密度，而談及此事，張俊生迴應稱：“按我的記憶，好像並沒有。”
“即便是進行過植髮手術，由於個體差異，部分患者自身頭皮狀況並不穩定。這種情況下，院方可能會建議患者透過藥物進行術後養護。這不單是針對種植區，而是針對現有頭髮總體狀況，透過服用藥物抑制患者繼續脫髮。”前述機構工作人員表示。
最終，多方嘗試賠償無果，院方建議他繼續塗用米諾地爾以及副作用較大的度他雄胺，每隔幾天再使用一次電動微針。
“按照正常流程，醫生面診後和患者確認是否需要植髮。如果患者要求植髮，術前將做一些血常規、凝血及傳染病等篩查，沒有問題就可以進行植髮手術。”鄭州第一人民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楊冠龍表示，只要不是植髮供受區面板病、瘢痕和感染等禁忌症，遺傳性及脂溢性脫髮等均不屬於絕對禁忌症。
“植髮手術前需要診斷明確，要做關於適應症的評估。從他的狀況來看，屬於雄激素脫髮，是可以進行植髮手術的。”廣州陸總醫院整形外科住院醫師任虎表示，“但術後想要鑑定就很難了，因為後期護理不好也會影響效果。”
何處維權
最終，張俊生將該機構告上法庭。“我敗訴了，倒不是植髮成功，是找不到機構去做鑑定證明失敗。”
開庭時，張俊生向法院申請司法鑑定，法院方表示機構回覆無法做鑑定。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回覆也只能做調解，廣州健康委員會說去廣州醫學會，廣州醫學會回覆可做事故鑑定，此類毛囊存活率不屬於事故，同樣無法做鑑定。
北京商報記者致電廣州醫學會醫學鑑定科，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機構只能鑑定醫療事故。“前提是在正規醫療機構進行的醫療行為。”
由於脫髮因素錯綜複雜，各方關於術後鑑定方案說法不一，植髮效果不佳也無法被斷然定性為醫療事故。植髮維權應何處尋跡？
對此，某生植髮專科醫院工作人員則表示，植髮效果因人而異，但患者在手術過程中，可對手術操作過程的合理性提出質疑，手術全程應該是受到監控的。
在採訪過程中，多名律師表示，由於無法證明程式上存在明顯違規操作，如果無法完成有效鑑定，即便提起法律訴訟效果也有限。楊冠龍表示，包括植髮在內的醫美行業更多扮演改善性職能，相對主觀，加上商業力量參與過多，導致行業內部亂象叢生。
其實早在2010年12月，雍禾植髮中心曾在北京制定《植髮技術的研發與技術服務》質量標準體系。據瞭解，這是中國植髮業首部質量管理標準。業內認為，該標準體系雖具有明顯的“民間”色彩，但仍具有借鑑作用。
據天眼查統計資料顯示，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植髮相關企業達48015家。根據此前中研研究院研究出版的《2020-2025年中國植髮行業市場前瞻與未來投資戰略分析報告》統計資料顯示，2016-2019年間，我國植髮行業市場規模由57億元躍升到163億元；2020年，市場規模有望突破200億元。
截至發稿前，機構方已聯絡張俊生要求刪除其釋出的言論及圖片，其在知乎、豆瓣等平臺釋出的相關圖文也已被平臺方移除。“一個無法判斷成功與否的產業，想著總覺得可怕。”張俊生說。（應採訪物件要求，文中張俊生系化名）
北京商報記者 陶鳳 劉瀚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