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朗為什麼叫王司徒，司徒是個什麼官？

在電視劇《三國演義》裡，諸葛亮罵死王朗，是非常精彩的一幕。雖然這一幕在歷史上並沒有發生過，諸葛亮和王朗從未謀面，王朗是在家中病逝的。所謂諸葛亮罵死王朗這一情節，完全是羅貫中杜撰的。但不得不承認，這一情節讓人看得大呼過癮，諸葛亮的口才真不是蓋的。

諸葛亮痛斥王朗時，稱王朗為王司徒，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這麼稱呼他呢，王朗的這個司徒是什麼官呢？

王朗是三國時期曹魏重臣、經學大家，魏文帝曹丕代漢自立後，拜王朗為司空，魏明帝曹叡即位後，拜王朗為司徒。王朗王司徒就是這麼來的。

曹魏建立後，繼承了東漢的三公制度，設司徒、司空和太尉，並稱三公，都是宰相。其中司徒主管政務，司空主管監察，太尉主管軍事。在曹魏初期，仍然保留著宰相的職權，但是後來隨著政局的變化，三公漸漸淪為榮譽性職務，並無實際權責。曹魏的宰相逐漸從三公從轉移到尚書檯，作為尚書檯的長官-尚書令和尚書僕射往往是事實上的宰相。

以司徒為首的三公逐漸被尚書架空，成為實質的宰相，這背後當然和三國特別是曹魏內部的形勢有關。

曹魏初期，三公是宰相

曹魏的三公雖然繼承自東漢，但是權力遭到了削弱，主要是曹魏的尚書令、尚書僕射這些尚書作為皇帝的近侍，分走了三公的部分權力。儘管如此，尚書早期仍然只是內臣，起作用是輔佐皇帝行事君權，並無對外發號施令的權力。

參政議政、監督百官仍然是三公的職權。三公的地位和權力都在尚書之上。不管是名義上，還是實質上，曹魏早期的三公都是貨真價實的宰相。

魏文帝有意統一天下，試圖征討東吳和蜀漢。在此之前他以此事詢問太尉賈詡的意見。賈詡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提出“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不支援魏文帝對東吳和蜀漢展開軍事行動。但是魏文帝沒有他從他的意見，後來魏文帝討伐東吳時在江陵戰役中慘敗。

賈詡作為宰相，在軍國大事上盡了自己的職責，魏文帝沒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鍾繇曾上書請求恢復肉刑，魏明帝沒有直接表態，而是召集公卿大臣商議此事。時任司徒的王朗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肉刑過於殘酷，而曹魏如果恢復這麼殘酷的刑罰，不利於對東吳和蜀漢採取懷柔政策。大部分臣僚都同意王朗的意見，魏明帝也以“吳、蜀未平”為由拒絕恢復肉刑。這是王朗作為宰相，在朝政大事上發表意見，起到了重要作用。

董昭曾以衛尉的身份代行司徒的職權，當時洛陽城的官二代聚眾交遊、品評人物、清談名理，魏明帝對此風氣十分不滿，官宦子弟聚在一起指點江山，顯然不利於社會穩定。於是董昭上書給魏明帝，稱“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遊利為先。合黨連群，互相褒嘆，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請求魏明帝處理這些官宦子弟。

這正中魏明帝的下懷，魏明帝乘機把這些“浮華不務道本者”趕出了朝廷，這就是曹魏太和年間，轟動一時的太和浮華案。雖然這事是魏明帝先起意，但這也是董昭作為宰相，在官吏選拔方面履行自己的職責，鞏固了宰相的職權。

魏明帝在位期間，大將軍曹真上表請求從斜谷伐蜀，司空陳群認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反對曹真的作戰計劃，得到了魏明帝的肯定。這是陳群作為宰相，在重大國事上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也是宰相的議政權的一種體現。

曹魏初期的三公權責範圍包括商議軍政大事、監督中央和地方官員、制定法令並跟蹤落實。這也說明，當時三公和宰相相當。

三公的權力向尚書轉移

如前所述，曹魏除了三公之外，還有尚書也在為皇帝服務，隨著政局的發展，尚書的權力一步步加強、三公的權力一步步削弱。這是為什麼呢？是皇帝不信任三公，有意提拔尚書壓制三公嗎？恐怕不是。

曹魏初期的幾個位列三公的大臣，賈詡、鍾繇、華歆、王朗，都是曹魏統治者的親信，對曹魏統治者非常忠心，更關鍵的是他們並無兵權，不會對曹魏政權構成任何威脅。為什麼還是出現尚書取代三公的情況呢？

箇中原因和三國時期戰爭頻繁有關，如曹操長年征戰四方，而曹丕執政時也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及至曹睿時，天下也不太平，蜀漢和東吳多次攻伐曹魏。在這樣的情況下，曹魏統治者都希望大權獨攬，政由己出，以便快速決斷，畢竟戰機稍縱即逝。

如果在軍情緊急的關鍵時刻，還要三公的意見，未免太不實際。曹操時期，所有奏章都直接送到尚書檯，尚書提出初步意見後，報曹操批准，而後交對應的臣屬執行。曹魏帝國建立後，延續了這一政務處理流程。尚書直接處理政務，使得三公的議政權遭到削弱。

除了議政權，三公的人事權也遭到尚書的侵蝕。以官吏選拔為例說明。東漢末年主管官吏選拔和人事任命的是司空和丞相府的東曹掾。曹操升任魏王、建立魏國以後，東曹掾變身成為尚書，如曹操任丞相時的東曹掾毛玠、徐奕、何夔、常林等人都成為魏國的尚書，或者是尚書令、或者是尚書僕射。這些尚書們把丞相府的官吏選拔制度，原封不動地搬到了魏國的尚書檯，此後曹丕代漢，依然沿用此制。人事權從三公轉移到了尚書手裡。

曹魏帝國建立後，無論是曹丕，還是曹睿，都始終面臨蜀漢和東吳的軍事壓力，這樣的政治環境，客觀上要求曹魏皇帝繼續大權獨攬、政由己出。尚書的權力逐漸超過了三公，並非皇權和相權的矛盾，而是當時的客觀環境，迫使曹魏皇帝必須這麼做。

魏文帝即位後，大權獨攬，重要軍政事務都是自己決定了，再交有司執行。這使得三公的議政權遭到弱化，很少有參與朝政的機會，變得無所事事。於是廷尉高柔上書請求魏文帝恢復三公參政議政的權力，得到了魏文帝的同意，此後三公的議政權得到了小幅度地恢復。

高柔勸諫之後，三公的議政權有所恢復，但三公的其他權力遭到尚書的侵蝕後沒再恢復，如人事權和奏章處理權，基本上都歸尚書管了。

盧毓在魏明帝和齊王曹芳兩朝時擔任吏部尚書和尚書僕射，根據《三國志》的記載，盧毓在任上均有“典選舉”，即選拔官吏的權力。魏明帝也說“得其人於否，在盧生耳”。司馬懿有一次和夏侯玄議論政事時，夏侯玄說“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這裡的臺閣就是尚書檯，可見人事權已經被尚書所掌握。

在《三國志》中，曹魏後期的奏章處理權，一直在尚書檯，幾乎和三公沒有任何關係。如徐宣在任尚書僕射時，魏明帝曾有事去許昌，讓徐宣留鎮洛陽、總攬政務。魏明帝返回洛陽後，尚書檯的官員把已處理過的的奏章交給魏明帝查閱，魏明帝說“難道我的處理意見會和尚書僕射不一樣嗎”，沒有再對那些奏章進行審閱。這一來說明魏明帝對徐宣的信任，同時也說明了奏章處理權也被尚書所掌握。

三公逐漸被尚書檯取代，源於皇帝急欲大權獨攬。而皇帝之所以這麼急迫，只是在三國鼎立的大環境下，想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統一全國的步伐

。如魏明帝有一次嫌尚書檯處理奏章的速度太慢，居然自己跑到尚書檯，想替尚書令陳矯操刀，遭到陳矯的婉拒。

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回車而反。-《三國志·魏志·陳矯傳》

魏明帝大概也察覺到自己這麼做，不合時宜，就很快慚愧地回去了。魏明帝親赴尚書檯，顯然不是懷疑或者猜忌陳矯，而是他嫌陳矯上奏文書的速度太慢，他心急如焚，等不及了。魏明帝希望趕快處理和審閱，以至於連尚書檯的事都想親自動手。

到了曹魏後期，尚書權力明顯呈擴大化之勢，而三公權力明顯萎縮

。高平陵之變後，徐州刺史王昶曾向朝廷上表，提出要規範尚書和侍中的權責，包括5條，“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考讜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典政；五曰罰法，以考興行。”

其中的第二條，綜理萬機，尤其值得注意。因為綜理萬機在傳統意義上是宰相，即三公的職權，現在卻歸於尚書之手。可見宰相的職權已經明顯向尚書轉移了。輔佐皇帝總攬萬機這樣的宰相職權，在曹魏初期的尚書中是沒有出現的，但是後期卻有這樣的權責，可見尚書的職權進一步擴大，已經具備了取代三公，成為宰相的基礎和條件。

尚書取代三公，成為宰相的原因

曹魏後期，特別是高平陵之變，司馬家族控制曹魏後，尚書基本取代了三公，成為曹魏實際意義上的宰相。

曹魏後期宰相職權從三公過渡到尚書，其原因在於曹魏內部的權力鬥爭。

魏明帝死後，曹爽和司馬懿共同輔政。為了方便自己一個人獨斷專行，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曹爽對司馬懿進行了排擠和打壓。

司馬懿原本是太尉、錄尚書事，擁有宰相的職權。曹爽便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把司馬懿從太尉遷為太傅。雖然太傅在官職上高於太尉，但並無任何實權，和擁有宰相職權的太尉簡直是天差地別。如此一來就架空了身為輔政大臣的司馬懿。

同時，曹爽把自己的親信丁謐、何晏、鄧颺提拔為尚書，並藉機擴大尚書的權力，使得尚書的權力進一步提高。丁謐、何晏、鄧颺在任尚書期間，權勢很重，朝中重臣都不敢得罪他們。曹爽擴大尚書的權力，其實就是在擴大自己的權力，有利於他和司馬懿的權力鬥爭，便於他壓制司馬懿。

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懿一舉拿下曹爽，並滅其三族，贏得了這場權力鬥爭的勝利。此後，

司馬家族就逐漸控制了曹魏，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先後執政，不過司馬家族和曹氏集團的鬥爭並未停歇。司馬家族在牢牢掌控曹魏軍權的同時，還延續了曹爽控制尚書檯的做法，派遣自己的心腹和親信出任尚書。

如和司馬家族有姻親關係的荀顗、羊瑾和親信何曾、裴秀、陳騫、傅嘏等人先後在尚書檯任職。一些對司馬家族立過功的人，也會被司馬家族委任為尚書。如侍中王沈，本來是魏帝曹髦的近侍，當曹髦欲討伐司馬昭時，王沈火速跑去告知了司馬昭。事後，司馬昭任命王沈為尚書。曹魏後期，尚書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司馬家族的支持者，他們的命運和司馬家族緊密相關。

由這些人組成的尚書群體，成為司馬家族消滅異己，篡魏立晉的有力工具。司馬家族大膽放心地使用尚書，由此讓尚書的職權明顯呈擴大之勢，已經具備取代三公、成為宰相的條件。

如孫權去世後，曹魏徵南大將軍王昶、徵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都上表請伐吳，他們的伐吳策略各有不同，朝廷一時拿不定注意。於是朝廷專門下詔詢問尚書僕射傅嘏的意見，傅嘏回覆應該暫緩伐吳，不支援任何一方的伐吳策略。這事發生在司馬師執政時期，司馬師沒有詢問三公的意見，反而特地詢問尚書僕射的意見，足見尚書的權責之重。還如司馬昭執政時，曾進行爵位制度改革，實行五等爵。這樣重大的制度改革，三公並未參與，而是尚書僕射裴秀一手主導完成的，三公完全沒有參與。可見此時尚書權力之大。

曹魏後期，三公的諸多權責幾乎被都尚書所取代，雖然在名義上三公還是宰相，但此時三公基本上淪為虛職和榮譽性職務。

車騎將軍、揚州都督王凌鎮守淮南，曹爽執政的最後一年，遷王凌為司空。只是王凌不用赴朝廷任職，而是仍然以現職鎮守揚州，只是多了一個司空的頭銜。司馬懿滅掉曹爽後，遷王凌為太尉，讓他仍然鎮守揚州。

驃騎將軍、荊州都督王昶，因為在江陵征討諸葛誕的功勞，“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就是說雖然升了司空，仍然留鎮荊州。

徵西將軍、隴右都督鄧艾，因為攻滅蜀國的大功而“拜太尉”；同樣在伐蜀戰役中立下軍功的鎮西將軍、關中都督鍾會，也被拜為司徒。但是鄧艾和鍾會並沒有因為晉升為三公就回朝廷赴任，而是繼續留守蜀地。

曹魏帝國建立後，三公作為宰相，幾乎都留在朝廷處理政務，除非短期出差而離開朝廷，一般不會長期鎮守地方。而王凌、王昶、鄧艾和鍾會這些三公，卻可以不用處理三公府的政務而長期鎮守地方。

類似這些的任命，在曹魏後期頻頻出現。這也證明了三公基本已經虛職了，失去了宰相的地位。

為什麼在曹魏後期的權力鬥爭中，當權者總是要擴大尚書的權力，控制尚書檯，而不是控制三公呢？把心腹和親信安插在三公中，作用豈不是更大？三公的地位高、影響大，為什麼不讓三公幫助自己鞏固權力？原因大概有兩點。

1.正因為三公的地位高、影響大，所以歷來充任三公的人，都是資歷老、功勞大的官員。要想充任三公，當然是有門檻和限制的，不能像尚書那樣，可以隨心所欲安插自己的親信。這些老資格的官員，往往都是三朝元老，甚至是四朝元老，就算拉攏過來。他們也會忸怩作態、裝腔作勢，讓當權者用起來不是很方便。

如司馬昭的心腹賈充弒君後，太常王祥哭得傷心欲絕，稱自己沒保護好曹髦。然而沒過多久，他就被司馬昭拜為司空，幾年以後又拜太尉。王祥明顯已經歸附了司馬家族，他還曾勸進司馬昭進位晉王，可是當司馬昭封為晉王后，他在和荀顗一起去拜見司馬昭時，荀顗跪拜司馬昭，王祥卻以“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為由拒絕跪拜司馬昭，只是向司馬昭作揖而已。

同樣還有司馬昭的叔父司馬孚，曹髦遇害後，他第一個衝上去抱著曹髦的屍體痛哭流涕，還上表請求追查幕後真兇；晉武帝司馬炎篡魏立晉後，司馬孚老淚縱橫，握著退位皇帝曹奐的手，稱“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看上去真像是大魏純臣，然而司馬孚卻全程參與了司馬家族篡魏立晉的全過程。

王祥和司馬孚，顯然是司馬家族的支持者。然而他們卻硬要表現出一番曹魏忠臣的模樣，裝腔作勢，裝模作樣，惺惺作態。這樣的人用起來肯定不是那麼得心應手，即便已經歸附了，卻總感覺有些彆扭。所以當權者寧願多使用尚書，擴充尚書的實力，也不願意使用三公，擴充三公的實力。畢竟尚書使用起來，得心應手，十分自然。

2.擔任三公的人，往因為資歷特別老而導致往年紀都非常大，由此產生了年邁體弱，沒有精力處理政務的問題

。三公作為宰相時，擔負有監督百官、起草詔令、頒佈律例、選拔官吏等重要職責，所以必須要找經驗豐富、威望很高的人才行。可是經驗和威望也是要時間積累才行，初出茅廬的人顯然無法勝任。

等到官員具備經驗豐富、威望很高這些條件時，他們的年紀都很大了。

三公年紀老邁，帶來的後果是，工作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執行當權者的意圖，甚至可能與當權者的意圖相反。三公年老體弱，精力不濟，很難起到宰相的作用。

基於以上兩點原因，是當權者寧願擴大尚書的權力，也不願意擴大三公的權力。尚書也因此取代三公，成為了宰相。

結語

在曹魏初期，由司徒、司空和太尉組成的三公，是事實上的宰相，擔負著商議軍國大計、監督文武百官、選拔官吏等重要職責，但是因為三國戰爭頻繁，皇帝急欲大權獨攬，提高工作效率，爭取早日統一天下，使得皇帝的近臣-尚書，掌握了三公的權責，侵蝕了三公的大部分權力，並逐漸架空了三公，曹魏宰相的職權，一步步由三公向尚書轉移。

到了曹魏後期，隨著內部權力鬥爭的風起雲湧，當權者更加看重尚書，一再擴大尚書的權力，三公的職權日漸萎縮，已經喪失了宰相的地位。隨著司馬家族權力贏得最後的勝利，尚書已經取代三公，成為新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