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枚石雕和陶製蠶蛹出土，和嫘祖養蠶的傳說有關嗎？
一把手鏟在灰坑的探方刮面上輕輕刮拭，小心翼翼，有些地方還需要用水壺噴灑稍微溼潤土地，隨著一層又一層剖面被颳去，突然，一個2釐米大小的“棗核兒”滾了出來。拿著手鏟的學生愣住了，立刻去喊老師，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師村遺址田野考古發掘專案領隊段天璟趕緊走過來。
“棗核兒”被帶回工作站的實驗室，用軟毛刷子刷去表面的泥土，這個“棗核兒”露出了真容——石制、橢圓形外觀，通體刻有螺旋狀的橫向弦紋。“這是什麼啊？”吉林大學考古學院的師生們聚在一起議論著，有人忽然靈光一閃，說：“哎，山西出土過商朝玉蠶，這個‘棗核兒’，像不像蠶蛹？”
山西夏縣師村遺址出土的石制與陶製蠶蛹。圖/受訪者提供
2019年，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在山西運城夏縣設立田野考古實踐教學基地，在對夏縣師村遺址進行發掘時，出土了距今6000年以上、仰韶早期中國最早的石雕蠶蛹。又經歷了幾年持續不斷的挖掘，截至2022年，已出土6枚新石器時代仰韶早期的石雕和陶製蠶蛹、夯土遺存等，並證實這是晉南發現的內涵最豐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遺址。
如果將故事線再向前延伸，遠在上世紀20年代，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曾在山西運城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發掘，那是中國考古學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國人主持的科學考古。他發現了半枚炭化的蠶繭，拿著這半枚蠶繭，他發出了許多疑問。
一個世紀過去了，在距離西陰村不遠處的師村，隔了百年的光陰與世事更迭，第一代中國考古人的疑問，等來了迴響。
黃帝之妻 嫘祖始蠶
“蠶蛹”的想法一提出來，馬上得到了夏縣師村考古工作站裡眾人的認可，可是誰也拿不準，段天璟想到了自己的同事——吉林大學植物科學學院副院長、吉林省昆蟲學會副理事長席景會。
2019年秋季的一個下午，正在辦公室看資料的席景會收到段天璟發來的幾張照片，照片從各個角度拍攝了剛出土的“棗核兒”，為了避免資訊干擾，段天璟並未告訴他這是什麼，更未說出考古師生的猜想。
“這不是蠶蛹嗎？”研究昆蟲多年的席景會一眼就認了出來，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雖然很多昆蟲的幼蟲都能化蛹，但它們的蛹與蠶蛹在形態上區別很大，因此他在接到段天璟資訊的第一時間就判斷出“這是蠶蛹”。當他得知此為夏縣出土的文物，不禁心生感慨，席景會記得，中國昆蟲學的前輩在近一百年前，也曾與考古學者有過相似的合作。
故事要拉回到1926年。那年，剛留美歸國不久，任南開大學人類學、社會學教授的李濟，對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進行田野發掘，這是中國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在一堆殘陶片和泥土中，李濟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東西——花生殼似的黑褐色物體，這是一個被割掉了一半的絲質繭殼，長約1。36釐米，繭幅約1。04釐米，已經部分腐蝕，但仍有光澤，而且繭殼的切割面極為平直。
主持發掘的李濟對此十分重視，圍繞著半個蠶繭，李濟請清華大學生物學教授劉崇樂進行鑑定，劉崇樂雖不敢斷定這就是上古的蠶繭，但也沒有找出相反的證據。因為該繭殼比現代西陰村家養的蠶要小得多，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不像是後來的侵入，繭殼周圍的土色也沒有受干擾的印跡。當然也不會是野蠶偶爾吐的，因為它有利器切割之痕，這半個蠶繭是經過人工割裂的。為此，劉崇樂初步斷定其為桑蠶繭，是一種家蠶，切割面由銳利的刀刃所為。
山西運城市南風廣場壁畫長廊上的嫘祖浮雕。圖/FOTOE
當時，有關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掘出土了半個蠶繭的新聞報道很快飛過千山萬水，傳到了世界各地，關於這個當時發現的最古老蠶繭的孤證，引起了中外考古學界長期的爭論。1928年，李濟重訪美國時，特意把這半個蠶繭的標本帶去，求助華盛頓的史密森研究院，經那裡的博物學家鑑定，這個繭殼確實屬於家蠶老祖先的繭殼，證實了劉崇樂的判斷。
1927年，李濟在近代考古學史上中國學者發表的第一本考古報告《西陰村史前遺存》中寫道：“我最初發現它的時候，我知道這意義很重大，就非常注意這件事。但是我沒找著第二個。”
這半枚蠶繭背後，隱藏著一段遠古的歷史與傳說。在晉南，自古重桑蠶，當地民間的集體敘事中，夏縣就是嫘祖的故鄉。嫘祖，又名雷祖，是遠古神話中黃帝的正妃，傳說她曾在當地教導民眾養蠶繅絲，是中國桑蠶業的始祖。
有關嫘祖的傳說最早記錄於先秦古籍《山海經》：“黃帝妻雷祖，生昌意。”《史記·五帝本紀》也記載：“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兩子。”西漢淮南王劉安在古本《淮南子》中，第一次表述了嫘祖與養蠶的關係：“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
夏縣大量流傳的口頭傳說文字中，嫘祖是西陵部落裡有智慧的姑娘，有一天，她在桑樹下燒水，一隻蠶繭從桑樹上落下來，跌進燒沸的水鍋裡。嫘祖用一根樹枝去撈，沒想到蠶繭沒撈起，卻撈起一根潔白透明的長絲線，而且越拉越長，能繞成一團。嫘祖嘗試用這種絲線代替植物筋編織，就此發明了繅絲織綢。不久，嫘祖的事蹟傳入黃帝耳中，被黃帝娶為正妻，隨後嫘祖教導民眾養蠶取絲編絹，福祉萬民。後世，嫘祖被尊稱為“先蠶娘娘”“蠶祖”“蠶神”。2009年，夏縣有關嫘祖的傳說被列入第二批山西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每年農曆正月二十五——傳說中的嫘祖誕辰，山西夏縣西陰村都舉辦廟會，紀念“蠶神”。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不僅有蠶、桑、絲、帛等字，而且還有一些和蠶絲生產有關的完整卜辭，甚至有關於蠶神和祭禮蠶神的記載。“蠶”字的甲骨文象形，即為蠶蟲的直觀形象。
傳說、古籍與文字，都在指向養蠶結絲在中國上古時代就已經存在，然而考古結論不能主觀帶入傳說。哪怕之於史書記載的正史，考古也是獨立的學科，儘管有時它的確為歷史提供出了確鑿、完整的證據鏈。李濟在《西陰村史前遺存》中說：“假如我們根據這個性質未十分定的一個孤證來推定中國新石器時代蠶業的存在，我們就未免近於‘妄’了。但是我們也要知道：這個發現替我們闢了一條關於在中國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徑。中國有歷史就有關於蠶業的記載；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指數，較之安特生所說的陶鼎與陶鬲尤為可靠。”
後來，李濟在很多學術論著中，都提到過“半個蠶繭”這件事，提法始終謹慎，只提思考方向，不作肯定結論。如今，這半枚蠶繭作為鎮院之寶仍儲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恆溫恆溼恆光的文物庫內，平時都以仿製品替代展出，僅在1995年李濟百年誕辰時，展出過八天，以示紀念。它彷彿前輩學人提出的恆久追問：這是否就是遠古時代送來的信使？它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百年之後，兩代學人彷彿站在了一起，半枚蠶繭不再是孤證，而今天的學者也有了更多手段，去解答他們的疑問。
“歷史的影子”
遠在吉林的席景會根據各角度照片做出了判斷，為了更加穩妥，段天璟又去請教了距離師村考古遺址不遠處山西省蠶業科學研究院的學者，得到了相同的答覆——遺址出土的“棗核兒”狀石雕就是石制蠶蛹，它的個頭兒略小於如今的家養桑蠶，但大於野生桑蠶。
進一步夯實這個認定，則藉助了科學的手段。2021年，吉林大學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環境室展開合作，從運城夏縣師村遺址的探方剖面提取土壤，將土壤帶回中科院實驗室進行孢粉提取實驗，採用標準的酸鹼處理法提取花粉，在顯微鏡下觀察、鑑定。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博士張雅平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共提取了三個剖面的樣品，其中一個仰韶時期剖面的鑑定已經初步完成——包括20個種屬的喬木花粉型別和22個菌孢子型別，疑似桑屬的桑科花粉佔有一定比例，猜測可能與當地居民養蠶繅絲相關。根據剖面的花粉組合型別推測，張雅平認為，夏縣在距今6300~5900年為森林草原植被型別，氣候整體較為溼潤。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師生在師村遺址現場。左為段天璟。圖/受訪者提供
此時，吉林大學透過國際考古界通用的“碳—14年代測定法”，也測量出了出土石制蠶蛹的地層木炭樣本距今六千年以上。
6000年前，夏縣有桑樹，有適宜萬物生長的氣候，蠶的生存乃至先民家養桑蠶擁有了環境可能性。2019年夏縣出土的石制桑蠶，成為中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蠶蛹形象。隨著研究的展開，師村遺址又發現了5枚“蠶蛹”，不僅有石制，也出現了陶製。同時，簡潔地勾勒出蛹的頭、腹和尾部的螺旋狀的花紋，也出現在同時代出土的陶器表面，它們是相同的工藝。陶製蠶蛹的質地、顏色與同時期出土的陶器，完全吻合。
“這種‘雕刻’花紋的工藝，很可能是用繩子或者利器完成。”段天璟對《中國新聞週刊》說，而石制蠶蛹的原料很可能為中條山上的岩石材料，能將石材刻得這麼精緻、紋路清晰，要費很大的力氣，所以無論當時的蠶是家養還是野生，顯然桑蠶對當時的人們非常重要，否則在刀耕火種、生產力水平不高、重要目標是解決吃飽穿暖的新石器時代，人們不會花費時間去製作一件“沒用”的東西。一個小小的石制蠶蛹，很可能寄託著先民們原始的崇拜和美好的希冀。
蠶蛹為什麼重要，還需要學者們的進一步解答，因為考古學家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在遠古時期，昆蟲蛹是人類補充蛋白質的一種渠道，蠶蛹也可能作為人們的一種食物出現。
作為昆蟲學家，席景會不太認可“食物”的推斷，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蠶蛹是蠶蟲在蠶繭中的形態，想要看到蛹，就需要把繭剖開，很難想象先民把繭剖開是為了食蛹，因為在新石器時代將蠶蛹作為食物價效比實在不高，‘難以果腹’。”而且，如果蠶蛹是作為食物被重視，卻又不見其他可食用動物的石雕。
面對疑惑，百年前的那半個蠶繭，就成為了拼圖中的重要一環，而師村遺址石雕蠶蛹的出現也為解答百年前半顆蠶繭留下的謎團提供了新線索。“石雕蠶蛹的出土，為1926年李濟發掘的半顆蠶繭提供了例證，時間上早了大約500年。”段天璟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今年6月，山西考古同行那裡的一則新訊息讓段天璟欣喜不已——運城聞喜縣上郭遺址出土了1枚仰韶時期石雕蠶蛹，距今至少5200年。如果再算上196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芮城縣西王村發現的距今五千多年、仰韶晚期的“蛹形陶飾”，運城出土的“蠶蛹”可謂傳承有序。
此時，再回看李濟發現的“半個蠶繭”和黃帝之妻嫘祖教民養蠶於夏縣的傳說，似乎隱現一條越來越清晰的證據鏈。
“不，不能說我們印證了古史傳說。”段天璟不贊成把考古遺址與神話傳說對應起來，他認為這不是一個科學的態度。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們可以透過考古得來的證據，看到古史傳說背後，歷史的影子。”在他看來，如今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說明在距今6000年以前仰韶文化早期，山西南部的先民們對蠶非常喜愛和重視，很可能已經產生了從事人工養蠶繅絲的手工業行為，這為人們探索後世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絲綢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先民的生活圖景
運城盆地位於南流黃河向東轉彎處，正好處於“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中部，人文地理優勢使其成為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重要核心區域之一。夏縣在運城的東北角，從夏縣出發，朝著運城市區方向也就是西南走出15公里，到達中條山北麓、青龍河故道的河曲地帶，就會看到四千多平方米的師村考古遺址——這處仰韶時代早期聚落的發現，又進一步豐富了仰韶文化發展的內涵。
俯瞰師村遺址，大大小小的探方像一雙雙探究的眼睛，望向數千年前遙遠的時空。根據考古團隊的挖掘，以及聯合吉林大學地探學院利用航磁掃描、電阻率掃描、探地雷達等方法對遺址進行的考古勘探和數字測繪，估算師村的仰韶早期聚落面積約3。5萬平方米，被夯土圍牆環繞，圍牆外側有環壕和夯土臺基，牆內有房址和陶窯，圍牆內外發現了墓葬和大量灰坑。2019年，考古發掘團隊共發掘了5米×5米的探方50個，2020年發掘了同樣規格的探方57個，2021年再次發掘了70個。
師村遺址圍牆、環壕走向示意圖。圖/受訪者提供
除了備受矚目的石制、陶製蠶蛹，考古團隊還發現了重要的夯土遺存。例如被命名為Q1和Q2的兩座牆基，它們環繞在聚落區域的東南，形制規整，雖然大部分只剩基槽，但“Q2”圍牆遺蹟還是可分辨出夯土最多達30多層，基槽每段填土的土質土色都存在明顯區別，很可能是採用分段施工的辦法，各段填入了不同質地的填土，逐層夯實而成。
在與夯土圍牆相連的部分，還發現了一處大型建築的基址。基址表面堆積著依次相連的長方形、方形和不規則形夯土塊，這些夯土塊邊界清晰，推斷為人工夯築。經過探方剖面的發掘解剖，發現基址起建的原始地表起伏不平，存在凹坑，那麼，師村遺址仰韶早期的先民們很可能在原始地表搬運土方、填平坑窪、逐層夯築建成了這座基址。這是黃河流域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夯土，遺址內發現的陶窯也是仰韶時期年代較早且相對完整的陶窯。
一切都指向生活在這裡的先民似乎已擁有了在新石器時代較高的生產力，這一猜測從石蠶的出土也能推斷出來——“他們有一些剩餘的生產力，或者說有一些剩餘的時間，可以去做這件事（雕刻石蛹）。”段天璟說。在師村發掘之前，運城盆地區還從未系統發掘過年代這麼久遠——仰韶時代早期的聚落遺址。“為什麼這些先民能夠形成這樣規模的聚落？”這讓學者們把目光放到了更遠處——距離師村遺址7公里處，是運城鹽湖，而鹽是古代重要的生產資料。
說到鹽湖，運城地區流傳的民間傳說不止“嫘祖養蠶”這一件，還有“黃帝大戰蚩尤”，傳說中黃帝與蚩尤在此交戰，蚩尤戰敗，被黃帝斬於解州（今運城解州鎮），蚩尤的血流入“解池”，變成了赤紅色的滷水，形成了鹽池。今天，運城鹽湖的水在夏季也會變為紅色，引遊人觀賞奇觀，其成因當然不是因為蚩尤，而是夏季氣溫高水位下降，生長的藻類使湖水變成了紅色。
師村遺址仰韶早期陶器。
師村的大型聚落形成是否與鹽湖有關？這個聚落已經產生剩餘生產力，那麼社會發展到了什麼程度？甚至，師村遺址的周圍會不會還有更大的遺址，而“師村”只是其中一部分？考古學者講究證據，基於證據他們也會有大膽的猜想。“如果問我考古是幹什麼的，我會說‘考古就是帶著所有人回到當時的時間和空間去，看看那時候的人是怎麼生活的’。”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先秦考古系主任方啟說。
方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22年師村遺址又有了新的發現，給了他們很多啟發。例如，師村遺址中發現了陶窯、大宗陶容器和陶製品、石制蠶蛹，但是食物等生活遺留痕跡卻不多，“吃剩的骨頭、燒烤過的痕跡、灰燼、灶……這些東西不是沒有，但是少，不符合這個聚落的規模。能確定是房址的不多，卻很大，有4~5個非常大的房址。”方啟大膽地設想：“師村的聚落會不會是一個手工業作坊？這些房址是人住的還是工棚？6000年前的先人會不會已經告別了自給自足，開始了分工和商品交換，甚至有了貿易？”
考古界的各種分歧與爭論幾乎伴隨著這個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分歧就是——考古學者是否應該以更加科學和全然客觀的眼光去看待遺址與文物，而不做太多推論與聯想。方啟的觀點是，考古就是文科中的理科，理科中的文科，考古人需要理性的考證，但是也要有人文的眼光，“考古就是要最大化地把遺址與文物身上承載的資訊提取出來。”
師村遺址仰韶中期遺物。本版圖/受訪者提供
他們所提取的資訊，已經讓師村遺址開了口，開始講述六千年前仰韶早期先民的生活圖景：那時的晉南氣候溫暖溼潤，植被型別為森林草原，人們用蚌鐮、石臼、石杵收割和加工穀物，農業已有了初步發展，也許還用石球狩獵採集，作為生活物資的補充，他們夯土築牆，在聚落內進行了功能分割槽，還可能養殖桑蠶，過著富庶的生活……
學者們並不滿足於此，他們計劃跳出師村遺址，以更大的尺度去看它，站在更高的視角去解答——為什麼大型聚落出現在這裡？它扮演了何種角色？
2022年，吉大考古學院除了繼續與地探領域的學者合作進行考古勘探和數字測繪，還將與計算機領域的專家合作分析衛星照片，考察師村遺址周圍的地質地貌特徵。“用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它，在歷史中，它是不是孤立的一個聚落？如果不是，它是一個‘村’一個‘縣’還是一個‘市’？它會不會僅僅是一個更大聚落的手工業中心？它距離當時的古黃河有多遠？”方啟一口氣列出了一串問題，這些疑問等待著考古人用科學的證據去解答。
如果真能解答，也許師村將是一個突破口，以點帶面地還原出六千年前黃河中游古代人類社會的全貌。“一件文物、一個遺址不是冷冰冰地睡在那，我們要去發現它背後的故事。”方啟對《中國新聞週刊》說，“當然，我們要告訴大家，這是我們根據證據猜想的，也許不是真的。可是，又有哪個考古工作者敢說自己講的就一定是真相呢？我們所做的一切，只能是無限地走近真相。”
發於2022。10。17總第1064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雜誌標題：山西夏縣：一枚“蠶蛹”中的絲綢之源
記者：李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