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硃理學：於明立於獨尊地位，是如何浸透於士人生活中？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後，為了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的地位，規定“八股取士”，明令科舉專以朱熹等所注的《四書》《五經》為考試標準，因此理學在明初很快就在社會上佔據了主導地位。隨後，永樂時期三部理學“大全”書成之後，由皇帝親自作序刊行，理學的地位就此也達到了頂峰。

因為理學思潮興起的影響，人們的行為與思想全都唯“理”是從，書法理論和書法實踐自然而然也會被理學思想慢慢滲透。不僅如此，明代作為封建統治史上最專制的時代明初皇權的專制更是嚴苛，皇權的專制再加之理學的加持，也為明初的書法發展注入了濃重的理學色彩。

理學觀念影響下的明初書法形成探源

一 明初理學的發展狀況

理學起源於北宋的周敦頤，經歷了北宋的發展，直至南宋的朱熹出現，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理學體系。而後由於遭遇慶元學禁的打擊，理學被稱之為“偽學”並未獲得官方的認可，直至元代理學才得到官方的認可，逐漸成為官學。到了明初理學更是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與推崇，形成了理學獨尊的場面，其影響無所不及，由此開啟了理學獨尊的時期。

1。明初程朱理學獨尊地位的確立

理學自產生經過了朱熹的融匯，形成了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學術文化的發展也到達了巔峰。但是在朱熹在世之時，由於受到慶元學禁的打擊，理學被稱為“偽學”，理學的思想並未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思想界的認可。慶元學禁於宋理宗寶慶三年解除，朱熹被追封信國公，理學的思想才漸漸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到了元代經過理學北傳，理學再一次在全國擴大了影響並取得了官方的認可。在元仁宗黃慶年間，明令科舉專以朱熹等所注的《四書》《五經》為考試標準，這充分體現了統治者對理學的重視，但由於受到蒙漢之間的差異，實際在實施上並未得到太多的重視。

永樂十三年，明成祖親自主持纂修三部“大全”，三部“大全”書成之後，由明成祖朱棣親自作序刊行天下，就此也標誌著程朱理學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自此理學被納入到官方教學系統，理學的官方地位得以確立。

2明初理學思想的形成與特徵

明初理學的發展與形成便是這樣，程朱理學是統治者確立的官方哲學，明初之際在思想領域方面具有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其餘的學術思想只能在程朱理學的框架中進行。

而明初的理學家在這種專制思想之下，並沒有完全執拗於官方規定的程朱理學，在不逾越破壞官方所制定的程朱理學統治思想的情況之下，明初的理學家們積極“體認”，形成了所謂的“體認不同、異同錯出”的現象。

由此也明晰了程朱理學並不完全等同於明初理學，前者是統治者確立的官方哲學，而後者是明初理學家們理學思想的統稱，所以兩者雖然都是理學但是實質並不相同。因此，研究明初理學的發展，有利於探察此時理學家的思想特徵。

二 明初皇權對書法的引導

明初以來，朱元璋和朱棣頒佈了一系列強盛國力的政策，隨著中央集權的高度集中和程朱理學官方化、政治化的影響，文人的思想也受到了非常嚴重的禁錮，因此書法的發展也必然會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1。明初皇權對書法教育的干預

明代是中國封建統治史上最為專制集權的時期，明初統治者廢除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領導六部，朝廷上下事必躬親，就連書法教育這樣細枝末節的小事也要親自安排。書法教育是“小學”最為重要的科目，而重視“小學”教育也是理學的顯著特點。這一點在明初理學家方孝孺所著的《幼儀雜箴》中便有所體現。

《大學衍義》是南宋理學家真德秀的著作，其內容都是有關治國安民的道理很受後世的歡迎，明太祖朱元璋命侍臣將《大學衍義》書於牆壁之上不單單是為了裝飾牆壁主要是為了時時刻刻警醒自己做一名賢君。從中可以看出明太祖朱元璋不僅深諳書法宣明教化之功用，同時也很善於利用書法的這一功效，所以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如此重視書法教育。

2明初皇權對善書者的優待

明初洪武時期，不重甲科大行薦舉，透過薦舉這種快捷的速成方式選拔人才、籠絡人心，這對一個剛建立的王朝來說可以快速的充實行政機構、穩定社會秩序，對鞏固王朝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在以薦舉入士的人中，便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以善書之名入官於朝堂之上的。

明成祖朱棣以“靖難”發動政變從而獲取皇位，為了儘快穩定政權統治明成祖以文治之名大興文藝，廣納四方英才為國家纂修書籍，《列女傳》《歷代名臣奏議》《永樂大典》等鉅著就此面世，然後事畢將這些人以修書功勳儲翰林、授官職，以此來緩和與文人士大夫之間的緊張關係。

“神童”在當時分為兩類：一類為善文者，另一類為善書者。其中，善文的神童居於少數，因為詩文對於孩童的文學修養較高，難度較大，不能通過後天短時間的學習達到這一高度，而善書的神童就要比善文的神童多很多，因為書法的難度較於詩文來說比較簡單，可以通過後天的練習短時間內達到這一要求，所以明代的神童大部分都是以善書者的身份被髮掘的。

善書的神童一般都會被留在翰林院等地繼續學習深造，然後最終服務於朝廷被授予官職，一般都是以書寫為主，例如：明初著名的“臺閣體”書家姜立綱就是朝廷培養的善書神童。

理學觀念影響下的明初書法實踐探析

明初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書學思想中也透漏著濃重的“理學”色彩，並與理學思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在書學思想理學化的影響下，明初書法處處強調“理”“法”的重要性，在這種書學觀念影響下所產生的書法實踐也必定處處蘊含著理學的因素，帶有理學的色彩。

一 明初刻帖中的理學精神

1第二座高峰

明代是繼宋代以來帖學發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但明代刻帖的發展過程並不是平穩發展的，實際上明代刻帖的發展是非常不平衡的，在明初的兩百年時間裡可以說是明代帖學發展的低迷期，這期間內刻帖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發展，因此產生的新刻帖十分稀少，期間只有《東書堂集古法帖》這一部刻帖較為有影響力。

《東書堂集古法帖》是明永樂十四年（1416 年）朱元璋之孫周憲王朱有燉為世子時編刻的，共十卷。《東書堂集古發帖》主要翻刻於《淳化閣帖》，輔以《絳帖》《秘閣續帖》，並新增宋、元人所書墨跡。

從《東書堂集古法帖》的選帖中就可看出，朱有燉的書法審美與理學所倡導的書法審美如出一轍，並無二致，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2 載道的工具

朱有燉在編刻《東書堂集古法帖》時對楷書的重視。對楷書的重視也與當時倡導的理學書學觀有很大的關係，在理學家文道觀的影響下，書法的實用功能被無限放大藝術功用被忽視，書法變成了載道的工具。

而相對於藝術性更強的行草書，由於其簡便的特點阻礙了書法的實用性，容易使文字“失真”，變成了錯字別字的集合體，所以更加提倡使用端正工整的楷書，並且楷書端正的書法形態也很符合當時對於書品與人品的聯想。刻帖對楷書的重視從《東書堂集古法帖》開始出現，甚至延續至整個明代。

《東書堂集古法帖》之後明中期的刻帖中楷書所佔比重均有所上升，明晚期的《戲鴻堂帖》《渤海藏真帖》《墨池堂帖》中楷書所佔比重更大，將近刻帖的一半，甚至還出現了許多楷書的單帖，自此可見楷書在理學書學觀流行的明初甚至整個明代都飽受關注。

二 書法的“理”“法”表現——臺閣體

1為“帝制”服務

明代的“臺閣體”是後人對明代官楷的統稱，是明初由朝廷興盛起來的時興書風。縱觀歷史上所出現過的時興書風，大部分都是因為受到皇帝或者是權臣的影響而產生的。

從米芾的記錄中可以看出皇帝與宰相對書法的喜愛可以直接影響到朝廷士人，因為他們都手握重權，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由此可見書法已經不單單是一件藝事，明代皇帝十分重視書法，“以書取仕”優待善書者，讓他們為“帝制”服務，由此書法也上升成為政治事務，所以只有迎合皇帝的審美觀，才能成為朝廷書法的典範而長盛不衰。據內閣學士楊士奇《東里集》中記載所言，當時宮廷之中受皇帝寵愛。

皇帝以身作則學習沈度的書法，因此使得朝野上下競相學習，沈度也成為了“臺閣體”書法的鼻祖，成為整個明代最富盛名的“臺閣體”書家代表人物。

皇帝喜愛的這種“臺閣體”的書法風格，追求雍容典雅的氣象，著重實用將書法的規矩與法度體現得淋漓盡致，這與理學倡導的書學觀是十分契合的，而理學又是皇帝所推崇的官學，所以理學與“臺閣體”書風的流行必定存在著關聯。

2理學影響

理學也對“臺閣體”書風的形成有著潛在影響。明初在理學的影響下，明初書家的書學思想極具“理學”氣息，形成了強調師承、重視法度、注重工夫的書學思想，在這種書學思想的引導下明初書家的書法實踐自然就與“臺閣體”的書法風格相一致，所以當時所謂的“臺閣體”書風的書家，他們的書風形成雖有符合帝王的傾向，但是還是具有較強自主意識的。

並且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臺閣體”書家代表著當時社會的最高書法水平，後世許多書家都對明初的“臺閣體”書家有所評價。

可以看出後人對明初“臺閣體”書家的書法水平與書法成就的評價是十分之高的，這其中包括了祝允明和董其昌的評語，而這兩位都相繼成為了明代中期和晚期的書壇領軍人物，以他們的言語評價是十分具有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