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門之變、讒言害死於謙、文武全才，多面孔的徐有貞

前言：

景泰八年，明代宗朱祁鈺病重，朝堂之上人心浮動，這當然也包括徐有貞。正月十六日，奪門之變爆發，在被幽禁了7年之後明英宗朱祁鎮再度復位。

至於前朝那位力挽狂瀾、救大明於危難的于謙，則成為了這場荒誕不經的政變下的犧牲品。明英宗：“謙實有功”徐有貞：“ 不殺于謙，此舉無名” 、“雖無顯跡，意有之”簡單的兩句話語，決定了于謙的命運；更決定了徐有貞這個名字在歷史上的地位——奸佞之臣。

徐有貞劇照

但是事實上，作為一個仕宦幾十載的官吏，徐有貞又決然不只一面。他既有奪門之變中的投機，陷害於謙的奸佞，還有一面 文武全才。

文武之才

永樂五年（1407年），南直隸吳縣，徐有貞降生。對於此時還名喚徐珵的他而言，雖然”為人短小精悍”，但並不妨礙他的有志於學。

朱瞻基劇照

宣德八年，他高中進士，史載“宣宗試其文第一”，我們並不知悉是何種原因導致既然明宣宗以為其文第一，卻又並未未點他為狀元。此後，他履職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侍講等職務，一則小插曲的發生，也讓徐珵的文名頗盛。

當時擔任國子祭酒的胡儼，作為《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志》等典籍的總裁官，自然是對短小精悍的後進徐珵，頗為不屑。在徐珵拜訪時躺在床上出題測試其才學，而徐珵口占詩詞，胡儼聽罷稱其為“鼎鉉器”，有宰輔之才。

徐有貞書法

這種才學，還體現在書法之上。作為明代書法家的代表人物，其長於行草，吳寬、外孫祝允明這些“吳門書派”的中堅都受其指教、提攜。清朝顧複評其書雲：“武功早年書學褚，有不勝綺羅之態。中年學王，出規入矩，古色蒼然。晚年豪放縱逸，謂之學懷素，又謂之學元章”。

至於“武”，徐有貞晚年被貶謫後，曾有一則趣事：居於老家的他，閒來無事時常帶著達六十斤的鐵鞭，揮舞的虎虎生風；當然對於讓他“備受指摘”星象之術他也並未放下，甚至又有言論：“將星在吳”。

吳，自然是他的吳地，並不甘心的他或許有幾絲被複起的希冀，但當聽聞同鄉韓雍總督廣西、廣東之時，他又頗有“慍怒”：“ 孺子亦應天象邪”。就這樣一位整日“不知我不知我”的徐有貞，你還一定不會想到是一位“宗師級”的人物。

除了舞這個鐵鞭，在史籍中他還曾與當時的大俠李金槍有過一番對話。作為武術高強的使槍高手，在徐有貞面前李金槍自然要施展一番，運槍如飛。但徐有貞卻說：“儒能騎戰之法乎”，當李金槍再度舞槍時，徐有貞笑著說道：“疏矣！”面對徐有貞的指指點點，示人以強的武林高手選擇的卻是跪下求教；但徐有貞卻拿出鐵棒，比較一下，何如？說罷，便舞棒如風。

當然，這裡面是肯定有尊卑之別的原因，但至少人家徐珵還是當得上一個“武”字。

徐有貞劇照

仕途轉折

按照徐珵的“文武之才”，這位當能夠如胡儼所說那般位列宰輔。但是，歷史的奇妙之處在於突發性與務實性的結合。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慫恿之下，御駕親征，如果論紙面實力，必然是經過了幾十年發展的大明佔盡優勢，但明英宗的昏聵愚蠢，卻又在這場較量之中成為了決定因素。所託非人，決策混亂之下，最終處於上升期的 大明王朝，損失殆盡，英宗本人也被俘。

徐有貞提議南遷劇照

此時的北京危在旦夕，遷都避禍還是固守？徐珵的意見是：“驗之星象，稽之歷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天象使然，當南遷避禍！此言一出，金英先聲叱責，胡濙、陳循鹹執不可。至於身為兵部侍郎（也是當時兵部留守北京最高長官）的于謙更是說道：“言南遷者，可斬也。”最終，在確立了抵抗策略之後，王文上書郕王朱祁鈺也在孫太后的首肯下成為新君。而固守北京，成就了于謙的救時宰相之名，至於徐珵則因為“南遷”之論，帶給徐名聲掃地，仕途無望。

一個飽學之士，文武全才自然不甘，對於他于謙也十分大氣，在徐珵請求之下於謙也保舉徐珵擔任國子監祭酒一職。雖然朱祁鈺對於于謙，十分倚重，但礙於徐珵的惡名還是“十動然拒”。名聲臭了，仕途毀了，對於一個希冀“文武皆吾道之用”的知識分子而言，無異於殺之。

徐有貞畫作

自知徐珵之名成為了笑柄，徐珵也便只好改為徐有貞。雖然景泰帝並不待見，但徐有貞又並未放棄，或許目的也是《明史》給他的論斷“多智數，喜功名”。

景泰三年，徐有貞職升右諭德。此時的黃河氾濫日久，在對待這條母親河上，在未能進行科學學習的古代，要治理無疑十分困難。但徐有貞卻成功了，實地勘察，疏浚河道，安置水閘進行提水、放水，井井有條，他也成為了除潘季馴之外的最優秀的黃河治理專家，最重要的一點是他也晉升為左副都御史。

石亨劇照

景泰八年正月，當石亨知悉了代宗病重，代宗又無子嗣承位。事實上，最有可能的承位者也必然是幽禁南宮的太上皇朱祁鎮以及廢太子、現沂王朱見深。

而於謙等人也正是準備上書復立朱見深承祚，可惜的是十六日夜，石亨、曹吉祥、徐有貞便發動了奪門之變。最終朱祁鎮“搶了”兒子之位，而論功行賞之下，徐有貞終於成為權傾朝野的重臣，從華蓋殿大學士到內閣首輔、武功伯。

作為勝利者，自然也就有了對失敗者的處置權。朱祁鎮將弟弟朱祁鈺褫奪帝號，幽禁；而於謙的處置則要棘手的多。于謙，是景泰帝的重臣，還是大明的救時之臣，更兼之他無霍光等權臣之名，殺與留一時間英宗難以決斷。就如同秦檜構陷岳飛的“莫須有”，徐有貞為了功名利祿，成就了“意欲”二字，于謙被殺，棄市，家族籍沒。

曹吉祥劇照

至於徐有貞，雖然得意一時，也算圓了胡儼的話語。可惜的是，權利鬥爭的殘酷並不在一時，而是長期的。作為同謀的石亨、曹吉祥，很快便與徐有貞產生了利益糾葛，他本人也因此差點身首異處，好在得免改為流徒，直至石亨因謀反被誅，徐有貞才被赦免，允准歸鄉；後來明憲宗上位後，倒是恢復了他的官職，但投機所帶來的惡果，卻也讓他再難得聖心，只能選擇浪跡山水，最後鬱鬱而終。

身後名

作為繼任之君，朱祁鎮的兒子，明憲宗朱見深在對父親遺留下的政治遺產中如此評價奪門之變的實質：彌留之際，奸臣貪功，妄興讒構，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諸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

先帝朱祁鎮畢竟是君王，“諸貪功奸臣”自然也就是徐有貞、石亨、曹吉祥。就奪門之變而言，徐有貞算不上主謀，孫太后的首肯、石亨的兵士、曹吉祥的內應都更甚於徐有貞。但徐有貞的悲劇就在於，出於維護正統需要下構陷於謙帶來的邊際效應就是比之石亨、曹吉祥更遺臭萬年。

當然 ，這也是徐有貞的咎由自取。作為一個官員，他在《武功集》中說：“夫文武皆吾道之用，固儒者之事也。為儒而不備文武者，不足以為儒。”為此，他習文學武；更是“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

可在這種全才傍身之下，他既有身體上的“短小精悍”缺點，又有因為“南遷”所帶來的惡名，讓他在面對同僚的攻擊之下只得落得一個史書上“喜得功名”的腹誹。而這種惡名所代表的正是大明王朝文官集團自持的自以為是、道統所在的惡習。

徐有貞的南遷自然有錯，但就事論事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而日後的奪門之變的投機、于謙的悲劇，事實上更是這種惡習下的結果，甚至於明朝之亡，也是肇始於這種自以為是的道統、正義之論。

參考資料：《明英宗實錄》，1986年，中華書局

《明史》，張廷玉

《武功集》，徐有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