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傳入中國後，清朝民間和王公貴族的反應截然不同

今時今日，人們已經習慣於用各種攝影攝像工具記錄自己的生活，但攝影術發明之初，卻很難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19世紀，法國人達蓋爾發明了攝影，之後這項能夠記錄人物、建築以及風景的技術很快傳入中國。攝影初來中國，發生了很多值得玩味的故事。

攝影術的發明和歐洲人的態度

1822年，法國一名退伍軍官約瑟夫·尼塞福爾·尼埃普斯開始研究透過將塗有瀝青的金屬版曝光來獲得影像的方法。之後，他又嘗試在鍍銀的銅版上進行曝光，留住影像。在此期間，他認識了舞臺設計師達蓋爾。1829年，二人簽訂了合約，約定共同研究攝影術。4年之後，尼埃普斯突然去世，但達蓋爾並沒有放棄研究，仍致力於尋找記錄影像的方法。

直到1835年，達蓋爾發現塗有碘化銀的金屬版曝光後所留下的潛影可以在水銀蒸汽的作用下顯影。這種方法所需的曝光時間較之前尼埃普斯的方法短了許多，只需要二三十分鐘。1837年，達蓋爾發現將底版在食鹽溶液中浸泡可以解決碘化銀見光會變黑的問題。同年3月，達蓋爾用硫代硫酸鈉取代了食鹽，並將其發明的這種攝影方法取名為“達蓋爾印版攝影術”，即銀版攝影法，攝影術由此正式誕生。

根據法國攝影師納達爾的回憶，攝影術剛剛發明出來的時候，公眾聽聞了這項發明都很“震驚”，與此同時，大家對此感到“很迷惑”。納達爾還說，照相很快便與其他的超自然現象、妖術淪為一談，人們把攝影師看作巫師，認為他們是在藉助冥王的力量，利用手中的相機攝取被拍攝者的魂魄。1840年，丹麥雕塑家貝爾特·託瓦爾森在拍照時還特別做了一個驅魔的時候。另外，據納達爾記載，“上至親王，下肢黎民百姓，面對相機都會瑟瑟發抖”，即使是最有知識和智慧的人，在面對照相機的時候都會“退避三舍”。

納達爾所說的“最有智慧和知識的人”很可能指的是他在回憶錄《當我曾是攝影師時》中寫道的曾經出現在他鏡頭裡的法國著名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巴爾扎克著名的“攝靈論”認為，每個人的身體都是由一系列靈魂組成的，這些難以計數的靈魂以極小的薄膜形式層層疊疊地重合在一起。而達蓋爾攝影術每次會捕捉、剝離和留住一層投射在鏡頭上的靈魂。這種想法與當時歐洲神秘術的盛行相關，同時也反映出人們面對新生事物不確定性的恐懼，但在之後不久的1842年，巴爾扎克就已經接受了照相，並且稱讚照片“逼真”、“細緻”。

在這時，西方人也未完全接受攝影之術，曾有一位英國評論員評論說這項發明“幾乎沒有任何實用價值”，同時表示如果這項技術不繼續進行“很好的完善”，恐怕“還不如去做紐扣來得更實在些”。

中國人對攝影的接受

攝影術發明後不久便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近代化的開啟進入了中國。在幾乎同一時期，中國科學家鄒伯奇也在《墨經》和《夢溪筆談》的基礎上研究光學現象，並於1844年完成了與此相關的專著《格補術》和《攝影之器記》，並且成功研製出了“攝影之器”——儘管這臺器材的實際上是用作測量的儀器，但其中應用了小孔成像、透鏡成像原理以及調焦、用紙承像等手段，都使得這臺機器無限接近用感光材料把影像固定下來的照相機。

儘管中國古代早有光學研究成果，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攝影、成像之術還是顯得十分神秘莫測。故而當人們面對手持照相器材的洋人攝影師時，也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1844年10月，法國海關官員于勒·埃及爾帶著他的達蓋爾銀版相機來到了澳門，此時的中國人對照相機並不反感，也不害怕，應埃及爾之邀拍攝的人還會對這古怪的器材表示好奇。在當月18、19兩日的日記中，于勒·埃及爾寫道：“行人對我的拍攝要求每每非常配合。他們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很多人願意為我擺姿勢；作為回報，應他們的要求，我會在拍照後向他們展示相機內部的構造以及拋光的金屬版上的影像。他們滿懷驚奇，笑聲不斷。”之後的半個月，埃及爾拍攝了很多照片，同時指出，當時的人見到照片更像是孩子看到新奇事物時候的反應，更多的是“朦朧的好奇 ”，而非震驚。

同樣是1844年，一位叫做奧斯蒙德·蒂法尼的美國遊客記述的情形卻與此不盡相同，他在記述一家照相館開業情形的文章中提到：“很多守舊的中國人對照相書感到又震驚又迷惑，有些人覺得攝影師是巫師。”

顯然，用一家攝影館開業時的圍觀人群的態度指代所有人對攝影的態度是片面的，清道光朝進士、詩人周壽昌於1846年遊歷廣東，並在其時接觸到了攝影術，遂作《廣東雜述·畫小照法》記錄：“坐人平臺上，面東置一鏡，術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藥少許塗四周，用鏡嵌之，不令洩氣。有頃，鬚眉衣服畢見，神情酷肖，善畫者不如。鏡不破，影可長留也。”所謂的“畫小照”便是攝影，“術人”即是攝影師，這段文字對當時攝影師進行人像攝影的基本情形記錄的可謂清晰，而作者在字裡行間透出的也是對這種方法的肯定，亦沒有過多的驚訝或惶恐。

然而，周壽昌對攝影的的態度並不能代表所有清朝官僚的態度。1858年，後來因為火燒圓明園而臭名昭著的英國全權特派大臣額爾金勳爵詹姆斯·布魯斯在與清政府高層官員會晤的時候就曾展示過照相技術以及電報技術，但當時與額爾金進行會晤的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和兩江總督何桂清卻對電報技術更感興趣。顯然，桂良等人當時都被額爾金“電報能讓皇上的號令更快地送達各個省份”的說法所吸引了。但是，桂良等人卻不拒絕照相，他們在額爾金建議大家合影留念時都“很開心”，並向額爾金表示了感謝，“很快就位，準備拍照”。

顯然，大臣們並沒有在照相後將照相的心得分享給恭親王奕訢。1860年10月，《北京條約》簽訂時，英國攝影師費利斯·比託為恭親王拍攝了一張照片。很多資料上都有記載，恭親王在初見照相機時“面色死灰”，擔心照相機其實是某種會奪走人生命的武器。但是這種情況在之後攝影師對恭親王的拍攝中很少見。1873年，同樣是著名在華攝影師的英國人約翰·湯普森為恭親王拍攝了一張照片。在這張照片中，恭親王坐在花園中的圈椅上，右手大拇指戴著扳指、扶著假山。神色嚴肅但是較為自然，坐姿也較為放鬆，可見已經適應了拍照。

中國人對攝影的排斥

透過上述資料可以推測，在攝影技術初入中國時，儘管一些人對此不甚感興趣甚至感到迷惑，但是總的來說，中國人並不排斥這項技術。然而，隨著當時中國與歐美國家關係的日益緊張，普通民眾開始愈發排斥外國人，同時，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民間則流傳著外國人殺害中國孩子，用他們的眼睛拍攝照片的謠言。有關這一謠言的記載可以參考當時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日記，他在1864年6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京城最近謠言四起，說外國人買來中國孩子，然後挖去他們的雙眼，去做拍照的藥劑。”這一說法不僅在普通人中傳播，據1865年至1866年間駐在北京的英國外交官米福特所撰文章回憶，就連當時的重臣曾國藩都相信這一說法：“曾國藩大人有一次和一位英國醫生談及此事。談話間，他突然說：‘你們對此不要矢口否認。我這裡有標本作證據。’隨後，他掏出一袋明膠膠囊給醫生看。但這些膠囊其實不過是用來裝蓖麻油或者其他藥類而已。”

也許是受這一說法的影響，法國攝影師保羅·尚皮翁在1865年於中國進行拍攝時受到了較大影響，他說一些中國人認為相機“被唸了咒”。這一例子正說明了不同中國人對待攝影的不同態度，無獨有偶，1872年，約翰·湯姆遜曾在長江沿岸的某個村莊被村民圍攻，而他本人也曾在其《中國與中國人影像》、《帶著相機穿越中國》等書的序言中提到過在拍攝時遇到的困難：“我經常被當成一個危險的風水先生，我的照相機則是一件邪惡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幫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脈，刺穿本地人的靈魂，並用某種妖術製作出謎一般的圖畫，而與此同時被拍攝者身體裡的元氣會失去很大的一部分，他們的壽命將因此大為折損。”湯姆森判斷，正是出於這種原因，他很難獲得兒童的肖像，但是卻有很多人願意將自己的父母帶到照相機前來照相，透過作為攝影模特而獲得的微薄資材來購買壽材，以此體現孝道。

湯姆森還在序言中說，人們不止一次地朝他扔石頭，或者用其他粗暴的方式對他。特別是在大城市，對外國人的憎恨表現得尤其明顯，而在很多鄉村地區，不管是與歐洲人有來往的官員還是平民，他們都對湯姆森這個外國人很友好，“給予我這個外國人最真誠的款待” 。當然，湯姆森被圍攻的事情不僅發生在中國，他曾在馬六甲地區的拍攝中也遭到過類似的圍攻。

有趣的是，與此同一時期，中國的名伶卻給予了攝影術青睞，他們希望拍攝各種劇裝照來留住自己的形象。這一情形的出現也在客觀上影響著經濟、娛樂發達地區的民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攝影。與此相呼應的是，在中國的許多港口城市或者成為租界的地區，攝影已經變得普及，同時在那裡出現了許多商業照相館。

這些照相館多集中在南方，在19世紀四十年代，香港就已經出現由美國人創辦的照相館，而至於六七十年代，則出現了很多由中國人創辦的照相館。如香港攝影師黎芳建立的阿芳照相館。除此之外，還有璸綸、日成和宜昌等照相館。此外，在廣州、上海、漢口等地也都出現了商業照相館。在這一時期，供職於江南製造局編譯處的編譯傅蘭雅還翻譯了許多英國人斯科特所著關於攝影的書籍，並沒有得到重視。在中國，攝影這項技術在當時普遍用於娛樂或者作為一項單純的技術，國人並沒有用它進行宣教方面的工作。與此相對的是，日本在用攝影術拍攝皇室成員的同時還記錄了許多藝術珍品及國家工程照片，奧斯曼帝國曾拍攝過國家形象照片等等。

慈禧太后接受了攝影

與民間於19世紀便接受了攝影不同，清末時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於20世紀初才逐漸接受了照相。據傳，慈禧最早接觸攝影是在19世紀60年代，而到了晚年才開始拍照，她的攝影師之一是清駐外公使裕庚之子裕勳齡。

根據裕勳齡的妹妹德齡公主所寫《宮中二年記》載，慈禧是在看到了她曾經在歐洲拍攝的禮服照片後才有意拍照的，但是慈禧擔心“普通的攝影師恐怕入不了宮”。於是，德齡的母親想慈禧進言，說其兄長勳齡曾經在巴黎學習攝影，已經有些時日，推薦他入宮拍照。慈禧微微責怪德齡的母親沒有早些告訴她勳齡會拍照的事情，還言自己願意嘗試新事物。最終，慈禧宣裕勳齡入宮，為她和德齡、榮齡二位公主以及她們的母親一同拍照。之後，慈禧在去世前還曾拍攝過動態的短片。

透過以上敘述不難發現，攝影在傳入中國後國人對其的接受程度處在一種螺旋的上升之中。雖然這種態度在沿海和內陸、城市與鄉村之間有著不同的差別，但是總體而，中國人在接受攝影術這件事上與當時的西方人並無太大差別，都經歷了一個由不確定、恐懼到願意嘗試再到普遍使用的過程。最讓人慶幸的是，正是有了這種技術的發明與普遍應用，才讓處在鉅變中的中國如此清晰，為後人提供了更多研究的資料與線索。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