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獎關注】王松：在歷史事件縫隙裡尋找人的本性的東西
第八屆
魯迅文學獎
隨著今天上午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揭曉獲獎名單，文學界與讀者再度熱議這些獲獎作家與作品，本屆獲獎作品風格多樣，體現了文學界“以文弘業、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鑄魂”的文藝精神氣象。本報對這些作家、評論家、翻譯家的作品多年來持續關注報道，今天特此推送該專輯，分享部分獲獎者的創作觀與作品評論。
作家王松憑藉《紅駱駝》獲中篇小說獎。作品“從記憶出發”，開啟國民記憶曾經清澈、灼熱、同樣不應被遺忘的一種情懷。在其長篇小說《暖夏》推出之際，我們曾對他進行專訪，他表示，作家需要紮根土地，像蹲在地頭的老農那樣寫結實的小說。
王松《暖夏》
“現在，我們應該注重鄉村傳統文化的挖掘。每一個鄉村，哪怕是再偏僻的鄉村，再貧窮的鄉村，都有屬於自己的傳統文化。”
“王松的創作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或者說新的境界，我覺得在這樣一個階段和境界上，可能正是我所想象的那個王松。那個把他講故事的能力能夠有力地匯聚和凝聚為一個巨大的，有相當規模的藝術作品，既有對人間生活的廣博的把握，又有從歷史、從時代所提煉出來那樣的一個精神的結構和方向。”日前北京舉辦的《暖夏》的作品研討會上，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李敬澤的評價，是對王松寫作的一種精準概括。
《暖夏》是王松最新的長篇小說，聚焦於脫貧攻堅大背景下天津附近一個名叫“梅姑”的小鎮，故事的主人公是小鎮上東金旺村的張少山，小說在他誓言兩年之內改變全村的貧困面貌，一步步想方設法甩掉貧困中展開。小說在各個人物的複雜關係和各種故事中，將時代的課題與鄉村文化、精神的漸變融於一體，流露出對世之“鉅變”與心之“漸變”的思辨。
《暖夏》王松/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在小說中，王松不僅寫脫貧攻堅，也寫鄉村的治理、體制建設和探索、鄉村文化的儲存與發展種種問題。本質上來說，《暖夏》是一部文化小說，正如作家徐則臣所說，在脫貧攻堅小說裡，《暖夏》如此大規模地涉及文化和藝術，讓人印象深刻，小說裡扶貧是很重要的途徑，說到底是文化和藝術扶貧。“《暖夏》能夠區別於其他類似題材的創作，文化是很重要的，這是它強烈、顯著的辨識度，它在字裡行間、在細節、在故事、在人物的勾連上呈現出天津特有的津味文化。”
這也反映出王松創作的本意所在，在大的歷史事件的縫隙裡尋找人的本性的東西。鄉村振興所包含的經濟振興和文化振興，需要依靠的是每一個人，他們是這個敞開了的、振興著的、朝向未來的鄉村的主角。
專 訪
記者：你對鄉村的熟知，來源於曾在寧河插隊掛職，又在四萬平方公里的贛南大地上行走。你創作的脫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映山紅 又映山紅》和小說《暖夏》或許正來源於此。
王松：2015年至2018年我在寧河掛職，此時我還沒意識到，這次的掛職經歷對我來說並沒這樣簡單。它不僅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也為後來的《暖夏》埋下了種子。2019年下半年，我接受了中國作協一個創作報告文學的任務，題材是關於“脫貧攻堅”的。由於我曾在江西的贛南地區深入生活很長時間，就由我來寫贛南。《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和我通電話中有一句話點醒了我：你在插隊的地方掛過職，現在又為這部長篇報告文學去贛南採訪，何不把這兩個經歷放在一起，寫一部長篇小說？我腦子裡面就有了這根弦，於是我在贛南採訪的時候，特別注重扶貧的一些細節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扶貧工作的政策性很強，但我想從這些大的事件的縫隙裡去尋找人的本性的東西。
其實寫這類題材的長篇小說，特別要注意，或者說特別不容易擺脫的侷限是，往往大家會自覺不自覺的形成一種集體記憶，這種集體記憶又會形成一種集體經驗，然後再形成集體話語，最後成為一種公共話語系統。這些在報告文學裡當然可以，也許正因為如此，反而會使作品更有力量，但小說不行，這是需要非常小心的。從寫紅色歷史題材的作品時，我就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一定要從大的歷史事件的縫隙裡去尋找別人看不見而我看見了的東西，這些東西往往是人性本身最真實的部分。我覺得，我尋找到了很多。而這一次，我這樣尋找到的，在《暖夏》這部小說裡也體現出來。譬如張二迷糊這個人物，一方面他對脫貧很渴望，另一方面又有些自私、有著農民特有的那種小聰明，這就是真實的人性。我在小說中寫了一個詞，叫“內生動力”，這個詞是扶貧工作中的一個術語。國家給政策和資金了，還要喚起要乾的那種熱情和幹勁，你自己從內心深處生出來一種動力，這就是內生動力。這是扶貧的實際，我在當初掛職的地方和這次採訪時，看到很多，這在這部小說中都有所體現。
在《映山紅 又映山紅》中，我站在國際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扶貧，這可能是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個得主，經過了十幾年的考察研究提出了一個解決貧困人口的實驗方法，這個實驗方法具體有多大作用還有待於後面的實踐和研究。而我們用了8年時間，就解決了世界上1/5人口的吃飯問題，這個是實實在在的。我在每一個章節裡，穿插著經濟學獎得主的實驗方法，和我們脫貧實際的對照，進行一種思辨性的分析。在這個過程中，我對脫貧攻堅的認識也得到了提升。
記者：你提到創作《暖夏》的過程中，故事的框架和人物的雙邊關係都很快建立起來了，但小說卻遲遲沒有動筆，是否是說，映照著這個巨大的現實，對小說的下筆萬分謹慎？
王松：我特別注重小說的“腔調”問題。我認為，我的小說不是寫出來的，是說出來的，評論家汪政也贊同我的觀點。但《暖夏》一開始我不知道用什麼腔調來寫。我一直有一個思考，今天的中國農村實際跟柳青寫《創業史》的時候有相近的地方。二十世紀50年代初，中國農村走合作化道路，從小農經濟變為集體經濟，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而今天，中國的鄉村又開始出現了合作化的趨勢。這種合作化不是政府推動的，是農民自發的，不僅種糧食，也包括經濟作物的種植業和養殖業。這其中不僅有它的道理和原因，應該也是一種必然。這很值得我們注意，也應該認真研究一下，這應該又會出現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我覺得，柳青當年寫《創業史》時的精神和他為了深入生活所付出的成本，值得我學習。他寫出來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你感覺他就像一個蹲在地頭的老農，在講述著這一切。我想，一個作家，要寫出紮實，結實的小說，就得這麼幹。我掛職這三年，也把和當初插隊的三年打通了，把兩個時代的生活鑿通以後，使故事的時空一下拓展開來。
但我還是需要找到一種合適的語言來講述。後來還是施戰軍無意中的一句話，一下提醒了我。他說，你對天津的傳統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很熟悉，何不發揮你的長處。他這一說我就有了感覺，接著就想起來，天津當年，曾有一批相聲演員下放到農村，曾有過一些有意思的事。我一直很喜歡相聲，和一些相聲界的老先生也有過交往，自己也寫過相聲，這一下也就喚醒了我熟悉的一種腔調。
記者：提及鄉村振興，作家往往會直接集中到鄉村文化振興上，《暖夏》中也是如此，你在其中引入的相聲元素與鄉村文化、人們的精神富足密切相關。
王松：我的感受是鄉村文化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來自於傳統，由地域文化沿襲而來。為了創作“脫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映山紅 又映山紅》和這部小說《暖夏》，我去贛南採訪，這個地方的特點是它接近於嶺南文化，同時客家人又很多，而我們知道，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帶過去的，它和中原文化有相近的地方，所以傳統文化在這裡非常突出。
另一方面則是，在特殊時期，有很多知青和下放幹部去到農村，正如《暖夏》裡張少山的師父胡天雷這樣一批人，他們把區別於鄉村地域傳統文化的城市現代文化帶到農村去，作為一種新的基因注入到鄉村文化中。這種文化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而且至今仍然在顯示著它的作用。如果要說我怎麼看鄉村文化，我覺得現在對鄉村傳統文化的挖掘是不夠的。所以從鄉村振興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對鄉村文化的振興，或者說在文化的角度振興鄉村，也很有必要。脫貧攻堅，我們解決的是吃飯問題，人民真正徹底地全部擺脫了絕對貧困之後，下一步就是鄉村振興。我理解的鄉村振興，一方面是進一步發展經濟，繁榮鄉村的農業生產，鞏固我們扶貧的成果，把鄉村的經濟和農業生產各方面真正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就是文化振興。
現在，我們應該注重鄉村傳統文化的挖掘。每一個鄉村，哪怕是再偏僻的鄉村，再貧窮的鄉村，都有屬於自己的傳統文化。我在寧河掛職的時候，曾參與非遺專案的事，《暖夏》的封面設計上，就有寧河傳統文化的元素。我們中國的鄉村傳統文化，需要挖掘的內容非常多。目前，我們的工作顯然是不夠的。
記者：你認為鄉村文化一方面是傳統文化，一方面是現代文化，這或許帶來鄉村建設中的一個問題，中國的鄉村在由傳統到現代的變遷中，它該如何傳統？又該如何現代？
王松：這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當下的鄉村傳統已經發生了變化。我插隊是二十世紀70年代初，那個時候傳統鄉村文化的遺蹟還能看到，比如，仍很注重宗族觀念，仍然有著鄉村多少年傳下來的秩序，也正因如此，傳統文化有效地保留下來。現在農村，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宗族觀念已經越來越淡了。今天村裡的年輕人，無論生活方式、情感方式還是思考問題的方式，都已經越來越像城市人。他們是不幹農活的，至少對農活絲毫沒興趣。固守著土地的，只是一些老人，但他們也基本上不種糧食。實際這也是一個問題。這些老人是當年我插隊時候的年輕人，那些從老輩傳來的一些宗族觀念在他們身上已經不復存在了，傳統文化的整個脈絡也斷了。
另一方面，在有些貧困地區，物質生活的匱乏也造成了文化的貧乏，這也導致我們傳統文化的脈絡斷了。現在國家在非遺保護方面投入很大，就是要保護這些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暖夏》寫的也是文化和經濟相生相長的這種關係。鄉村振興，其中重要的一塊就是文化的振興。傳統文化對當下鄉村的作用，客觀地說不是很大，如果要起作用，我認為應該要在鄉村振興的同時，也將文化振興起來。鄉村的傳統文化應該在今天起作用。當然，鄉村文化的振興，也有待於鄉村振興。
記者：鄉村振興必然的涉及一個問題，它的主體是誰？也就是說，當鄉村的年輕人大多湧向城市，鄉村要振興，新鮮血液從何而來？
王松：我覺得，在《暖夏》的故事中，就包含了這個問題。小說中的二泉和茂根等人都回到了鄉村，我想提出的也正是這個問題。鄉村要想振興，真正需要的是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返流”。鄉村青年們在外面學了一技之長，他們帶回來的是新觀念、新技術，同時也帶回來新的可能。鄉村振興，這些年輕人應該是一支有生力量。同時，《暖夏》的最後，金尾巴想要建成一個鄉村聯合體，這也正是鄉村青年思考的鄉村的未來所在。
我經過掛職和在贛南的鄉村行走，想到一個問題，將來的鄉村也許會出現一種航母式的聯合體，將大農業、養殖業和加工業聯合在一起。只有這樣，鄉村的人力資源和資本能夠融在一起，最後才能發展起來。
記者：城鎮化程序的過程中，鄉村與城市的影響是相互的。當我們說鄉村振興的時候，我們或許期待的是鄉村與城市在各自發展的基礎上形成某一種融合。
王松：城市是發展起來的鄉村，農村則為城市提供了“根”。我們城市人的思維方式，應該說，還是從農村一脈相承過來的。而這種思維方式隨著發展，不管怎麼變化，還會持續下去。
《暖夏》中我寫的是一個城鄉結合部，開始就表明，中國城鎮化建設不是說鄉村建了酒店、電影院就變成城市了，關鍵是思想觀念的變化。而隨著城市人口向鄉村的流動和鄉村的城鎮化，這種雙向的發展，城市和鄉村將來是會融合在一起的。農村和城市相互影響，這是必然的。也許，我們會看到，在不遠的將來，城市朝著它曾一路發展而來的那種本真的東西迴歸，農村又發展成新的城市，然後水乳交融，形成一種全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城市。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新媒體編輯：何晶
配圖：攝圖網、出版書影
原標題：《【魯獎關注】王松：在大的歷史事件的縫隙裡尋找人的本性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