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耿光——梅蘭芳背後的銀行家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陳翔

馮耿光，晚清軍諮處廳長，辛亥革命南北議和的代表，民國初年中國銀行首任總裁，也是藝術家梅蘭芳的“投資人”、“經紀人”與一生摯友。馮耿光一生中兩件事令其光輝：“一是曾任中國銀行總裁，也就是中國金融界第一把交椅；二是輔弼中國京劇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梅蘭芳，是梅氏事業最大的贊助者。中國近代史上，可以同時為中國金融史和中國京劇史不可或缺的人物，惟馮耿光一人而已。”

時值馮耿光誕辰140週年，著名作家、學者、北京國際曲社社長靳飛先生編寫《馮耿光筆記》，查閱數百萬字資料，書中“凡有所述，必有所本”，熔學術性、資料性和可讀性於一爐，首次完整敘述馮耿光的傳奇一生。

《馮耿光筆記》靳飛 文津出版社

從晚清軍官到民國銀行家

馮耿光，字幼偉，廣東番禺人，出身於官宦人家，在家行六，人稱“馮六爺”。“六爺”生於1882年，時值晚清光緒年間，風雲變幻，人人都有富國強兵的強烈願望，少年的馮耿光也不例外。在系統接受海軍軍事教育後，1900年他被選派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回國後，這批軍官很受重視，清廷指望他們制衡袁世凱為核心的小站新軍，所以馮耿光一時順風順水：先是於1905年調中央練兵處，上司是馮國璋，1907年，練兵處改為陸軍部，下設軍諮處，馮耿光任二廳兼四廳廳長。

馮耿光（1882—1966）

也是1907年，26歲的馮耿光和友人在雲和堂“打茶圍”（聚會）時，初識了14歲的“歌郎”梅蘭芳。曹汝霖在回憶錄中寫道：“馮幼偉愛護梅蘭芳……幼偉月入銀四百兩，以其半助蘭芳成名，始終如一”，或是緣分，或是眼光，兩人開始有了交集。此後的四五年，辛亥革命爆發，馮耿光在南北議和中擔任北方代表，民國成立後，袁世凱有意疏遠清廷留日官員，30歲的馮耿光便閒了下來。不久，袁世凱稱帝，蔡鍔發動護國運動，緊要關頭，馮耿光說服馮國璋“倒袁”，護國運動大功告成，也為馮國璋積累了政治資本。

中國銀行首任總裁

正是與馮國璋的這種交情，馮耿光於1918年被推上中國銀行總裁的位置。可以說，銀行是中國近代化的產物，鴉片戰爭開啟中國大門後，外國資本蜂擁而至，直到1897年，上海才出現了第一家中國人自辦的銀行，即中國通商銀行。此後，中國國內銀行開設漸多，規模較大的首推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中國銀行的前身是大清戶部銀行，1908年2月改稱大清銀行，辛亥革命後，大清銀行改名為中國銀行，於1912年2月6日在上海宣告成立。

馮耿光是北洋時期中國銀行在任最久的總裁，他與王克敏、張嘉璈三“巨頭”共管中行，形成相對持久的管理新格局。三人彼此性格和能力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都想把中行辦好。而辦好銀行，重要的是必須維持它的相對獨立性，儘量擴大商股權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於是，在馮耿光任內，中行迅速發展，民營企業獲得了良性而寬鬆的經營環境，商股從總股份50%提高到95%，發鈔量佔全國所有商業銀行60%，存款量佔35%，馮耿光徹底完成從軍人到金融家的轉身。

然而，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開始接管中行。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移設香港後，宋子文曾私下要將大廈全部房產過戶給美國一家保險公司，一切條件均已談妥，但須經中行全體常務董事同意並簽字。常務董事馮耿光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代表中國形象的產業一定不能出賣，更不能賣給外國人，就這樣，宋子文的計劃流產，而馮耿光為保留中華民族不屈的風采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梅蘭芳的伯樂知己

金融資本的增長讓馮耿光對梅蘭芳藝術事業的支援更加有力。早年間，馮耿光便和同好梅蘭芳的人形成了小圈子，自稱“梅黨”，這個圈子，由“將軍團”、“學生團”、“詩人團”構成，集結了一批不被袁世凱所重用的將軍們、京師大學堂譯館的學生們，還有不少有文學才華的詩人。

馮耿光是堅實的“梅黨”，他為梅蘭芳置宅，並率領“梅黨”，積極為梅蘭芳聯絡人脈、出謀劃策。“梅黨”為梅蘭芳組織了名為“綴玉軒”的後援會，“捧梅”的狂熱程度，不亞於今日娛樂圈的粉絲後援會。在“梅黨”的牽線下，梅蘭芳獲得了與譚鑫培等京劇名家合作演出的機會，年少成名，又在此基礎上將劇目與表演不斷創新，形成自己的風格。

梅蘭芳和馮耿光（右）

梅蘭芳的劇目，用的是“集體編制”的方法，先由“梅黨”成員收集有意義、可編制的劇本素材；再由一位擔任起草，分場打提綱，大略寫出來，然後大家共同商討、打磨，並在每一次演出中吸收新內容，接受新思想，編演新戲，進行京劇“改良”。梅蘭芳說：戲劇前途的趨勢是跟觀眾的需要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我不願意站在這個舊圈子裡不動，再受它的約束，我要向新的道路上尋求發展。這種“改良”帶動北京京劇風格出現鉅變，從精神上與藝術上都脫離清末京劇的藩籬，與民國新時代緊密相連，確立了“民國京劇”的藝術風格。

正是對京劇的精益求精，讓梅蘭芳的演出深入人心，在演出《牢獄鴛鴦》時，演到縣官把男主角屈打成招，觀眾席中有老者忍不住竟跳上臺來，對著縣官破口大罵，揮拳就打。觀眾入戲程度如此之深，實是以往罕見。

除了經濟上扶持，作品上把關，連梅蘭芳與“冬皇”孟小冬深刻的愛情，也是在馮耿光舉辦的堂會中促成的。時值民國七年，剛出任中行總裁的馮耿光意氣風發，在自己的宅院為母親舉辦盛大的生日會，人稱“馮宅堂會”，其規模盛大足以載入史冊。那次堂會上，梅蘭芳與孟小冬初見，合作《四郎探母》，互生情愫，為之後的刻骨深情與決絕分離都埋下了伏筆。儘管梅孟二人的感情並非平穩收場，但並未影響梅蘭芳與馮耿光的情誼。

京劇“走出去”

梅蘭芳還將京劇藝術帶出國門。在馮耿光的努力促成下，梅蘭芳1919年首次赴日公演，那是中國戲曲演員第一次在國外舞臺上演出。即使在中日關係緊張的大環境下，梅蘭芳的表演仍然贏得日本廣大觀眾和藝術界的熱烈歡迎。慶祝酒會上，日本整個內閣悉數到場讚美，史無前例，街巷士女競相模仿其舞臺形象，謂之“梅舞”。

梅蘭芳於1930年訪美，72天100多場戲，梅蘭芳在美國的演出一票難求。政治界、新聞界無不熱情高漲地宣傳，就連美國總統都致信梅蘭芳。無疑，梅蘭芳為宣揚國粹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而這一切，都少不了馮耿光出錢出力的持續支援，訪日、訪美以及後續1935年訪蘇聯，旅費大半都由馮耿光幫助籌集，為籌行金，他甚至願意變賣自己的房產，讓梅蘭芳有足夠的資金，無後顧之憂。可以說，幫助梅蘭芳走向世界，幫助中國京劇走向世界，馮耿光功不可沒。

抗戰期間，不少人鼓動梅蘭芳為日本人演出，馮耿光卻大聲駁斥，堅定地鼓勵梅蘭芳擺脫日本糾纏。梅蘭芳於是頂住各方的威逼利誘，矢志不與敵合作，用自己的愛國方式展現了一個京劇藝術家的崇高氣節。

餘叔巖和梅蘭芳

新中國成立後，馮耿光留在上海，積極參與公私合營，並擔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從晚清將軍到民國銀行家再到新中國金融家，馮耿光的一生見證著中國戲曲與金融業的變遷。

梅蘭芳曾說：“我少年的時候，很多人愛我，但無人知我，唯有六爺（馮耿光），愛我又知我。”“在我一生的事業中，受他的影響很大，得他的幫助也最多”。1961年，定居在北京的梅蘭芳因病住院，遠在上海的馮耿光幾乎每天朝北京打電話。不久，梅蘭芳病逝，馮耿光在自家設靈堂，江南“梅黨”都過來弔唁，梅蘭芳夫人還經常給馮耿光寄錢問候。1966年下半年，馮耿光面對時局，驚悸而逝。他不蓄財，無子嗣，夫婦後事都由梅家料理。1975年，梅蘭芳夫人將馮耿光夫婦安葬在蘇州木瀆，太湖之濱。如靳飛先生在《馮耿光筆記》結尾所寫：“梅蘭芳藝術就是他們共同留給後世的唯一財產。”

名家推薦

李禮輝（中國銀行原行長）：

靳飛先生為了寫作《馮耿光筆記》，查閱了多達數百萬字的資料，做到了凡有所述，必有所本。關於金融史的敘述，沒有外行話，沒有背離史實，靳先生作為金融史學者亦是當之無愧的。

翁思再（京劇學者、劇作家）：

本書熔學術性、資料性和可讀性於一爐，於近代史、金融史和京劇史多有拾遺補闕，不僅梳理馮耿光的歷史留痕和文化貢獻，也為方興未艾的梅蘭芳研究乃至京劇之學填補了一項空白。

樊國賓（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

馮耿光曾身處清廷最高軍事指揮中心，身膺重寄，駿馬貂裘，親歷甚至直接影響了辛亥革命、南北議和等重大歷史事件，種種細節，驚心動魄。靳飛對細節的沉潛與釣引，納須彌於介子，努費了極大的心血。

內容簡介

在《馮耿光筆記》中，作者靳飛透過檔案資料，馮耿光本人的文章，他人的日記、回憶錄、遊記中的相關記述等確鑿翔實的史料文獻對馮耿光的一生做了傳記式梳理，用生動的筆墨描繪了馮耿光傳奇的一生，印證並佐證了20世紀上半葉馮耿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內的社會影響力。

作者簡介

靳飛：著名作家、學者，曾任東京大學特任教授、首任駐北京代表處代表。2011年至今，歷任北京國際曲社社長、北京京昆振興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北京戲曲評論學會會長。著有《張伯駒筆記》《張伯駒年譜》《北京記憶》《茶禪一味》《舊風舊雨》《張中行往事》《梅氏醉酒寶笈》《靳飛戲劇隨筆》等，主編《中國京劇經典劇目彙編》《梅葆玖畫冊》等。

（責編：李崢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