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猜錯了，金庸老先生封筆的原因是這個，看完這3條，你就懂了！

1969年10月24，一部名為《鹿鼎記》的武俠小說開始在香港《明報》連載。待刊載完畢，已經是1972年9月23日了，一共連載了兩年十一個月，風行香江，洛陽紙貴。

類似這樣的小說連載盛況，在香港已經頻繁出現近20餘年，人們早已習以為常，安之若素。但是，幾乎毫無徵兆地，又似乎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文壇大俠從此“金”盆洗手，瀟灑地退出江湖，而那個俠骨丹心、快意恩仇的武林世界，也隨之從此隱沒。

關於他封筆的原因討論，歷來眾說紛紜，口舌為勞。

1，寫武俠小說本非所願

如果條件能允許他封筆不再涉足武俠，也許金庸早就“金盆洗手”，將筆束之高閣了。只因為寫這類“遊戲文章”，從來就不是他平生所期，是形格勢禁使然。

金庸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家。他年輕時，大學上外交系，自學英語，關注國際新聞，去香港入《大公報》，甚至傳聞與第一任妻子離婚，都是這種抱負所衍生的言行。而後，所願不遂，退而求其次，辦報有成，布衣論政，處士橫議，多少能獲得一種心理上的補償。所以，晚年，他說，除了妻子兒女，他最愛的就是新聞事業。

金庸說他所以寫武俠小說，一為交差，二則是為好玩。這是實話。 一者，他的小說創作純粹是出於商業目的，是出於以小說養報的策略；其二，他自己也對這個文體沒有自信，至少在晚年以前都不會視之為“名山事業”。所以，在訪談中、文章中，他屢屢都說，武俠小說是“娛樂性的庸俗讀物”、“無所謂的通俗小說”、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

2，江湖退隱夢的誘惑

金庸寫了一輩子江湖，“製造”了一批又一批栩栩如生的大俠，而他自己，儘管嚴肅，內心又何曾沒有仗劍走天涯的“千古文人俠客夢”？

他這一生，出身清貴，學富五車，閱人無數，才識過人，既腳踏實地，又可謂眼空四海，佩服的人極少。他自述生平，曾經說過，他最敬服的人，當代是廣安鄧先生；而在古人中，則是范蠡與張良。何以故？因為他們都是在轟轟烈烈的功業成就之後飄然遠去的人物。

金庸在文章中，數次表露心跡，認為自身心中也一直有著這樣的一個“退隱夢”。在1980年宣佈封筆後不久，他對記者說過，“我希望把筆想停下，把大部分的報社工作也交出去，讓自己進入退隱狀態，過些自己喜歡的生活，比如：弈棋、讀書、旅行，讓大家忘記我的存在”，這完全是一種“隱居式生活”的想象與安排。

他選擇封筆，選擇“退隱”，當然也有“月滿則虧”“見好就收”的智者認知在裡面。他比一般名人都要清醒，任何事物，皆有一個盡頭，就理論而言，甚至宇宙也有盡頭。小說創作也不能例外，一旦走到了盡頭，若再想前進，實在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所以，在創作的最高峰、最頂點抵達之後，他適時地選擇封筆退隱，去追求另外的人生目標了。人說，讀史使人明智，他確實至老不糊塗，有極好的自知之明，退一步海闊天空。

3，有激而然的好勝心與安心讀書的願望

晚年的金庸，毅然封筆，給武俠小說創作最終作結，又顯然和他後來的一些境遇有關。最明顯的，是他想在學術上得到承認，同時彌補自己年輕時因戰亂沒有繼續求學、安心讀書的願望。

就自我的文人身份歸屬定位而言，金庸一直有一個深重的情結，即並不樂戴“小說家”的頭銜，而對別人稱呼他為“學問家”特別是“歷史學家”更感受用，甘之如飴。他對“歷史學家”的看重，遠遠超過“小說家”的自命與被命。中國曆代文學評價系統中，”小說“從來都僅是“小道”，難登大雅之堂，他一生都沒法擺脫這個傳統觀念。

他的“非科班”出身和學術的不被承認，成為他晚年最大的缺憾，也給他構成了巨大的壓力。當一個人的人生攀登到頂峰時，越是沒有得到過的，往往會越想滿足，尋求彌補。因此，他反覆強調，他在東吳大學唸書時，是因為戰亂，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他說，“人說我的小說俗，我並不在乎——有人公開批評我學問不好，我就相當重視了”；他稱，“我最喜歡的還是大學生活，我快80歲了，最大的願望還是到大學去做學生，從一年級念起”；他也坦誠，“求學，並未為了學位，而是感到自己學問不夠”。

可以推測，正是這兩方面的缺憾，不僅使得他徹底“封筆”，也讓他作出了各種讓人難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已經是劍橋榮譽博士了，偏偏還執意以80歲高齡，跑到劍橋做真正的學生，從碩士念起，攻讀歷史系博士學位。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作為旁人，僅看到不解，但是，也許對於金庸這位老人而言，他終生都在尋求生命的平衡，尋找自己最好的位置，“生無所息”。從這個角度理解，他從未“封筆”，也永遠不會真的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