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情俱勝《水經注》（中國典籍在海外）
《水經注箋》四十卷，明朱謀瑋箋，李長庚刻
日節譯本《水經注（抄）》
英譯本《水經注》
東洋文庫出版的《水經注疏譯註》
日本廣島大學名譽教授米倉二郎曾說：“我認為酈道元是中世紀時代世界上最偉大的地理學家。當時的歐洲連一個傑出的地理學家也沒有，從全球觀點看，地理學史不能不提到酈道元。”
酈道元所著《水經注》，成書於公元6世紀初，本是對漢代《水經》的註釋與補充，篇幅卻達原書的20倍。它以《水經》為綱，不僅詳細記載了1000多條河流，還記錄了與之相關的山川古蹟、風土人情、人物掌故、歷史事件、神話傳說、歌謠俗諺，可謂中國古代社會地理圖景的再現。該書文筆深峭絢爛，在戰亂頻仍的北魏全憑傳抄流傳，可見其受歡迎程度。清初學者劉獻廷稱此書為“宇宙未有之奇書”，沈德潛稱此書“不可無一，不容有二”，以示歷史上難有與之比肩的作品。
該書吸引數代學者研究，形成一門獨立的學問——酈學。對《水經注》的研究肇興於北宋，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刊朱謀瑋所撰《水經注箋》被清初學者顧炎武推崇為“三百年來一部書”，朱謀瑋也被視為酈學研究中考據學派的開創者。清乾隆年間的全祖望、趙一清和戴震，被譽為酈學三大家，近代對《水經注》研究貢獻較大的學者有王國維、胡適等。
在亞洲的傳播
地理與文化價值觀的接近，使得日本學者最早意識到《水經注》的價值。
1918年，日本著名漢學家小川琢治撰寫《水經與水經注文》，全面介紹《水經注》並給予極高評價，他的學生森鹿三成為在日本名氣和成就最大的酈學家。
《水經注疏》鈔本為熊會貞整理老師楊守敬的未定稿《水經注疏》的修改本，小川和森氏幾經周折購得，捐贈給京都大學。上世紀60年代，森鹿三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舉辦了為期6年的《水經注疏》訂補研究班。他主譯的日文節譯本《水經注（抄）》，是《水經注》第一部較完整的外文譯本。雖內容僅是原書的1/4，但翻譯嚴謹準確且註釋翔實，1974年由東京平凡社出版，受到學界好評。
日本最大、全球第五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東洋文庫，也在其中國古代地域史研究班設立《水經注》研究班，每兩週一次例會，學者多來自高校。2011年，東洋文庫出版了研究班的最新成果——《水經注疏譯註》。
上世紀80年代，學者吳曉鈴在《跋芝加哥大學藏的趙一清〈水經注釋〉》一文中提到，“我於四十年代在印度孟加拉邦的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任教時，曾和漢學家師覺月博士合作翻譯過《永樂大典》本《水經注》”，惜未查到。筆者在亞馬遜旗下一家主售稀有及絕版書的網站AbeBooks上找到了2020年由印度PranavaBooks出版的中文版《水經注》，共15卷，翻印自19世紀王先謙和楊希閔的校本。該書書脊與書封四角用皮革裝訂，書脊有金葉印花。
在歐美世界的影響
1867年，英國漢學家偉烈亞力在所著《中國文獻錄》中提及桑欽的《水經》和被高度評價的酈道元《水經注》。
1905年，法國漢學家沙畹發表《魏略所見之西域諸國考》一文，在附錄裡介紹了全祖望的七校本《水經注》和趙一清校譯的《水經注》，稱此書“是一本具有極高價值的地理文獻，但是內容真偽不明”，並翻譯了《水經注》第二卷的部分內容。
沙畹的門生鄂盧梭在研究越南古代史時，注意到中文資料的重要參考價值，並翻譯了《水經注》的第36和37卷。
伯希和在《交廣印度兩道考》中，喬治·馬伯樂在研究越南沿海歷史地理時，都大量引用《水經注》第36卷。總體來說，法國漢學家的關注點與其早期研究南亞地理歷史以服務於殖民統治有極大關係。
1981年，德國漢學家常志靜發表《從酈道元〈水經注〉對廬山歷史地理的記載及地方誌的意涵》一文，討論道教成仙的傳說，並將第39卷的部分翻譯成德語。同年，古堡完成博士論文《長江的歷史地理——評論水經注》，稱《水經注》為“研究歷史地理之珍寶”，並將第33、34、35卷的部分譯成德語。
2010年，美國的中國秦漢史專家戴梅可發表《漫步在遺蹟之地：〈水經注〉的再思考》，分析酈道元的寫作動機及此書時代背景。這是西方漢學家首次將《水經注》作為研究物件，而非僅作為參考資料。美國學者康若柏、戚安道、杜志豪等關注《水經注》裡的志怪、神話、戲劇等地理學之外領域的價值，可謂是一種突破。筆者發現，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普林斯頓圖書館這四大中國學文獻中心均收藏了約30餘種版本的《水經注》，甚至包括明李長庚刻本（朱謀瑋箋），可見美學術界早已認識到該書的重要性。
此外，英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及《水經注》，義大利漢學家伯戴克在《北印度：據〈水經注〉的記載》中引用戴震的鈔本《殿本水經注》第1、2卷。
2019年，DeepEastern出版了《水經注》英文版。近二三十年，西方關於《水經注》的論文逐漸增多。
史學引領的中華知識體系
《水經注》為什麼具有如此高的學術地位？
首先，酈道元為水著述緣於中華知識體系中的史書傳統，而為河流撰史將觀察物件從人類自身向自然世界延伸。春秋戰國時期的《禹貢》記載了大禹治水的典故，書中涉及35條水道的分佈，東漢時《水經》出現，酈道元延續了前人的書寫傳統，並非首創。這一傳統一方面緣於水在農業文明中有著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來自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觀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的自然關懷。在西方，柏拉圖開啟的人與自然“二元論”，將人與自然視為對抗關係，這也是西方知識體系中沒有較早出現《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等為河流、廟宇撰寫歷史著作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國傳統人文學科按照經、史、子、集四個分類，史學往往被提高到與經學等量齊觀的地位，有“六經皆史”之說。由一本書形成“酈學”，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水經注》包含文獻學、歷史學、地理學、詞章學等，還體現了史學對其他古代人文學科的引領作用。這與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按今天的圖書分類法，《水經注》僅是地理專著，讀者也就難以體會它的價值。
最後，西方相關著述直至19世紀才出現。法國人文地理學科的形成，影響了之後對西方史學界起革命性作用的法國年鑑學派。20世紀30年代後，年鑑學派《萊茵河》《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區》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逐漸以河流水道作為線索書寫歷史。西方啟蒙運動後，社會學科組織分化、學科分科趨於細窄化、學科知識專業化，各學科之間的聯絡逐漸被切斷。作為反思與修正，年鑑學派開創的史學正規化推崇“總體史”，強調打破學科界限，以史學整合社會科學的研究。
跨越十餘個世紀，年鑑學派的觀念與魏晉南北朝時期酈道元的書寫不謀而合。這一“巧合”的背後，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差異。更為重要的是，“酈學”顯示了中國獨有的史學引領的中華傳統知識體系，這對如今構建中國學派、形成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有著寶貴的啟發意義。
（作者何明星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評估中心主任，伊鶴為北外研究生）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09月29日第07版）
